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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是胡适最有代表性的言论之一。在美国留学时，胡适师从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故而他回国后一直以实用主义者自居。尽管胡适始终声称自己的实用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杜威先生，但美国学者格里德却指出，胡适的思想其实在接触杜威的哲学之前已经根深蒂固了。事实上，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确隐藏着那一代学者特有的儒家情结。
实用主义哲学重视实效、崇尚经验、讲究实证。胡适的老师杜威鼓吹以实证、实用、乐利、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哲学理念。这对胡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虽然实用主义哲学起源于西方，但其实用理性精神内核与明清文人倡导的“实学”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成为古代中国官方主流学说后，学者越来越远离社会民生与经世致用，只是一味寻章摘句、空谈心性义理。明清两朝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但程朱理学无法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故而一些有识之士提倡立足于经世致用的“实学”（即实用之学的简称）。
在这个背景下，被胡适传入中国的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很快广泛流行。而胡适更是一生践行实用主义哲学，并且反复表明自己是杜威思想的忠实信徒。但他的思想可能更多是将中国传统的“实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结合。
胡适在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把“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分离开来。而在古代儒家学者那里，两者通常是合二为一的。其实，胡适并不太喜欢讨论纯粹的哲学，也被其他推崇儒家的学者批评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哲学。他之所以用解构法将经学和哲学一分为二，就是试图将本土实学大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融会贯通。
从本质上说，胡适是以西方学术的眼光来评判中国传统思想的。杜威主张“实用”“实效”“乐利”，胡适也将其作为学术评判标准。
例如，他对北宋学者李觏的评价很高，认为“李觏不但把一部《周礼》做成一部有系统的政治学说，他还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实用的学说”。又指出：“李觏是实用主义家，他很光明昭著地提倡乐利主义”。由此不难发现胡适治学时强烈的实用色彩。然而，胡适这种学术分析法也存在较大的片面性。
胡适不喜欢玄学而推崇实学。他认为，李觏的《易论》是“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著作，却忽略了其书中神秘兮兮的人性论。
清朝初年的顾炎武与颜李学派都是明清“实学”的先驱。故而胡适称赞颜李学派的学者是中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代表。而同时期推崇儒家的民国学者，更倾向于认同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等学派。胡适对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评价不高，认为大多数理学家只不过是在与玄之又玄的佛家禅宗比玄妙（毫无实用价值）。
胡适对颜李学派的推崇，不仅是因为断定“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胡适最推崇的清朝儒学大家戴震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
不过，戴震的学说实际上也有很浓厚的玄学成分，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大谈“天地本体”之类的话题。但胡适为了挖掘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成分，特意将其与其他理学家区别对待。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戴震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由此可见，胡适对一切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古代学者都抱有极大的好感，并认为他们才真正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
作为新文化运动批评儒教的旗手，胡适把“反玄学”作为抨击旧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宋明以来的儒家学派（主要指玄学）大为冷落，“反玄学”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指出：“约略说来，当日‘反玄学’的运动，在破坏的方面有两个趋势：一是攻击那谈心说性的玄学；一是攻击那先天象数的玄学，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就兼有这两种趋势。”
在胡适看来，顾炎武与颜元、李塨等人发起了儒学史上的“反玄学”革命。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批判程朱理学的“玄学”成分。而颜李学派的传人戴震则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哲学”的第一人。
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把理学二分为实学与玄学的人。在他眼中，戴震早已不仅将程朱理学的“玄学”部分剔除出理学，还发扬了孔孟儒学的“真精神”——实用理性与科学方法。他认为，戴震在批判传统理学时，已经构建了一个“新理学”思想体系。这种“新理学”的最大特征是从“实证的实迹下手”，与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故而他称赞戴震是“反玄学”的启蒙者。
新理学与传统理学有何根本差异呢？胡适认为主要有两点：新理学讲究经世致用，而传统理学只是在空谈道理心性；新理学主“动”，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而传统理学主“静”，更追求内心修养。在胡适看来，这不仅是宋明理学中“实学”与“玄学”的差异，也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是为了实现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改造。他运用“二分法”把传统哲学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体系，一种是佛道家形成的“玄学”，另一种是发端于儒家的“实学”。通过批判前者和发扬后者，胡适将儒学中的实用主义成分（实学）与杜威的西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有趣的是，比起康德、罗素、黑格尔等西方著名哲学家，主张实用主义的杜威更容易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像胡适这样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同时又对儒学中的“实学”抱有深厚情结的文人。故而，崇拜王充、朱熹、戴震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很快拜杜威为师，终身学习并推广其实用主义哲学。
但就实而论，胡适鼓吹的“实学”实证精神，与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鲜明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治学目标不完全一致，杜威哲学有认识论价值，而胡适与之不同。
杜威奉行经验自然主义，力求克服主客二元论。杜威曾公开表示：“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着它们两个方面。”这种认识论决定了其实用主义在实质上属于一种“知行合一”论。胡适的实用主义纯粹是种方法论，并没有太多的认识论价值。
其次，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包含了方法论与世界观，而胡适仅仅吸收了其“实用价值论”与方法论。
胡适不喜欢谈“主义”，故而并不重视世界观的构建。他只是把杜威的“实用”理论上升为唯一的方法论与最高价值论，舍弃了杜威哲学的其他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胡适深受中国儒学的影响，有一种强烈的“实用理性”情结。
最后，杜威哲学源于西方哲学，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来自中国的儒学传统。
杜威曾经是理性主义者，后来则变成了经验主义者。其自然经验主义理论受到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杜威哲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不同，其实质上来源于明清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潮。他接受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只是被他打上了儒家“实学”标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实际上是出于对孔孟“真精神”的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