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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法医室晨会上，我把昨天英胜利尸体检验的情况汇报了一遍，请大家帮着想想办法。对于老法医来说，没有死因的案子见得太多了，大家并没有觉得怎样。主任说，下午先和我一道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尸体，确定的确没有外伤后，再从病理检验上下功夫。
新法医“单飞”遇挫，几个老法医还真帮忙，师傅们说，除了投毒，一般只要是外力致死的，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损伤的蛛丝马迹，如果最终确定尸体上什么损伤都没有，毒物化验也没有检出毒物，一般来说就是病死的，只不过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确定得的是什么病死的。当法医首先是确定死亡的性质，是他杀、是自杀、是意外还是自然死亡，性质定不错，别的就好办了。听了这话，我明白了，没有致命性的外伤和投毒，死因不明主要看病理检验的结果了。
下午，主任和我骑自行车来到太平间，主任只看了死者的面部和颈部便不再看了，说，没有问题。果然是高手——原来致人死亡总要伤在要害上，头、颈部最是要害，伤在其他地方一时半会儿不会死的，如果是锐器刺中心脏这样明显的损伤，我做体表检验时能看不到吗。这些经验真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可见“单飞”固然好，但有老师带着，学习老师们的多年经验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曾经有一次我们侦办一起碎尸案，在北京发现了躯干部分，案犯把大腿以下通过火车托运到了天津。我们请天津市公安局的法医来北京，对两个地方发现的尸块进行拼接比对，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天津市公安局有一位老法医，是国内法医界的著名老前辈，德高望重，我们这些年轻法医都很尊重他。请他们来拼接尸体，我们正寻思着他怎么抱着一条死人大腿乘火车呢，不料他两手空空，什么大腿也没带，只随身带了一只出差常拎的黑色人造革小包。
到了解剖室，只见他从随身小包中拿出一段5厘米长的大腿骨断茬，朝躯干部分的骨头断茬上一插，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无疑，北京和天津发现的尸块是同一人了。这个大腿骨的断茬是天津法医检验时锯下的。是啊，同一人的认定，只要断开两端的骨头对上茬儿了，就行了，哪里需要把整条大腿抱来呢。这些老法医的经验真是让我们心服口服。
按照规定，正规的病理检验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要等福尔马林固定液将构成人体组织的蛋白质充分变性，固定了才能切片，再进行染色。为了缩短时间，我很认真地按时更换固定液，在老法医的指导下，将组织块再改切成适合切片的小块，争取早些天切片检验。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先送回法医室来的是毒物检验报告，未检出常见毒物，一句结论断了投毒或是服毒致死的念头。
最后切片室把病理片子切出来，我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大脑、小脑、延髓、脊髓、肺脏、气管、支气管、心脏和血管、肾脏、肝脏、脾脏、胰腺、甲状腺、肾上腺、食道、胃、大肠、小肠、颈部肌肉、子宫、卵巢、膀胱，除了胰腺里见到少量红细胞外，其他脏器都没有发现任何致死性病变。这个结果实在令我沮丧，没有一个明确的死因是法医的大忌，首次“单飞”就没有死因，显然是大忌中的大忌。
我把切片端给了老法医们，并且汇报了我看到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有个好风气，一旦谁遇到了困难，大家一拥而上，谁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等着看谁的笑话；因为法医们心里都明白，今天你碰到的难题，没准儿明天就叫我碰上了，保不齐明天哪位法医还会碰上其他千奇百怪的难题，所以有忙大家帮是法医的好传统。久而久之，有的法医在一些专门问题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识和方法，形成了专长。比如有的法医对绳索的打结方法颇有研究，自缢现场上，死者脖子上的绳结看不明白的，就在没有打结的地方剪断，然后把绳索带回来，晨会上大家对着绳结一番研究，总会有高手帮着指点迷津。
老法医们轮番查看英胜利的病理切片，结果也不得要领，再派人去看尸体，也没有新的发现。把剩下的组织块再切片，也没有什么新的结果。一时这个貌似不复杂的案子陷入了僵局。
但凡案子办到了这个份儿上，已不是一个人的案子了，而是全体法医的案子了；找不到明确的死因，已不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法医不灵了，是我们老老少少全体法医都不灵了。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案子惊动了我国著名的法医病理学专家赵经隆先生。
赵经隆先生1924年6月出生，山东龙口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3年结业于卫生部法医学高级师资班，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医。师资班主要为医学院校培训法医教师，赵经隆被分回母校任教。1958年，卫生部决定取消医学院的法医课程，法医教师全都改行，赵经隆带着五年来打下的法医病理学的坚实基础和科研能力，到北京市公安局干上了基层法医。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经历了无数案件，特别是“文革”中，他和另一位老法医刘培善，今天你值班，明天我值班，两人轮流全城飞，应对全北京“文革”中各种各样的死亡案件，亲力亲为地检验和鉴定了许多国内外名人的死亡，负责任地为历史留下了无可置疑的结论。我曾翻阅过他们当年的检验记录和鉴定书，虽是动乱年代，在没有任何人的约束和监督之下，他们手写的检验记录和鉴定书字迹工整，描述全面，用词精准，一丝不苟，堪称法医的楷模。
赵老前辈闻讯来到我们法医病理室，二话不说把全部切片要了去。他老人家有一句名言：“法医不问案情”，意思是说法医要靠自己的检验和诊断判明案件的真相，切记不能被听来的“案情”所绑架。听来的“案情”时常隐含着主观记忆和表达的不准确，甚至是错误，而且随时可能有变化，只有自己亲眼看到的尸体现象和损伤情况，特别是显微镜下的病理诊断才是最靠得住的。
赵老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好几天，终于把我们叫了进去。经过他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英胜利因患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死亡。他一边调整着显微镜一边说：你们看，胰腺中的红细胞就是证据。“红细胞像汪洋大海一样，坏死的胰腺组织像岛屿一样分布其中，这就是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典型改变。”
做法医的都知道，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是一种发病迅猛、常常引起猝死的疾病，病因不十分清楚，有的认为与饮酒有关，有的认为与高脂肪或高蛋白饮食、暴饮暴食有关，比如一次吃进大量的油炸花生米，但是更多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诱因。初起时胰腺组织肿大变硬，进而发生坏死，具有很强消化作用的胰液就会从坏死的胰腺组织中释放出来，胰液可分不清是人体自己的组织还是吃进体内的食物，它会迅猛地消化人体自身的胰腺组织和血管，导致胰腺组织进一步坏死，释放出更多的胰液，形成恶性循环，胰腺血管被胰液消化坏死，引起大量出血。早期表现为突然发作的上腹部剧烈疼痛、恶心、呕吐及中毒症状，发病初期就会出现大脑、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休克、少尿、呼吸困难、精神错乱，后期可出现消化道出血、腹腔出血、重症感染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病情极其严重，凶险，发展迅速，并发症多，死亡率高达30%—40%。真想不到这些个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见到的红细胞就能让一个大活人死亡。
死因终于弄清楚了，赵老亲自帮着写出了法医病理学诊断，我看了一眼，那上面照旧写着：“红细胞像大海样，坏死的胰岛组织似岛屿样分布。”赵老用如此形象的语言来做病理描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科学也有通俗的一面。有了权威的病理诊断，我如释重负，底气足了，腰杆也硬了，依据赵老的结论，迅速出具了英胜利的法医鉴定书，通知分局办案人员取走了最终鉴定。
鉴定书发出了，案子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我心里仍不踏实，不知道家属那边能同意这个结论吗。过了几天，分局治安科的同志来技术科办事，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英胜利的家属非常满意。我一惊：人都死了，有什么好满意的呢？他说，经过你们专家的权威检验鉴定，英胜利是病死的，家属满意的就是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了，家属最担心她不是病死而是其他原因死亡的，比如自杀，多不好听，大姑娘家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是不是家里人欺负她了，甚至说是不是被家里人逼的；再比如是他杀，为什么杀她，什么人杀的，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事，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家里人是不是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是不是故意把她赶出家门置于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各种流言蜚语和无端猜测都会一股脑儿地涌来。老北京人最讲面子了，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事儿啊。
听了这番话，我真是大开眼界，原来一个人的死还牵扯到这么多事儿，死了的人不说，活着的人竟有这么多着边儿和不着边儿的想法；生命可敬，人言可畏，这就是我的“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