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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考大学时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第一年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文革”中惊醒，“文革”前受过正规中学教育的老三届高中生们几乎手拿把攥地考进大学。等到第二年，人们对新社会的信任和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期待已经提高到“非大学不上”的热度，鱼龙混杂的庞大考生队伍，录取比例已经达到了25∶1。
由于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和对逝去时光的紧迫感，入学后大家特别崇尚学习，每年评选三好学生就一个条件：学年考试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一般一个班也就是三四个。三好学生的奖品也很实惠，就是下个学年的全部课本。我们班里几个岁数大的，学习特别努力。
1983年我大学毕业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学校负责统一分配，每个学生按照公布的分配单位挑愿意去的地方，填写志愿后再由学校统一安排和调剂。如果能连续三年当上三好学生，毕业时想去哪个单位，随便挑。可惜我只连续当了两年的三好学生，差一年就能随便挑了。不过学校知道我成绩好，还担任过班长和学习委员，也想帮帮我，就征求我的意见去哪里。
当时的医学毕业生大多想搞科研工作，争着留校，或者是到科研单位，也不懂得干临床、当医生最吃香，当然当时也没有“医闹”和临床医生屡受人身侵害的案件。我看到分配方案中竟然有北京市公安局，一问，得知是招人去做法医，条件是三个：一是男的，二是不戴眼镜，三是三十岁以下。看看自己浑身上下，这三条都合适，就报了名。
其实我对公安局并不了解，家里祖祖辈辈从来都没有人当过警察，倒是学校的保卫科长比较熟悉，他主动跑来眉飞色舞又神秘兮兮地向我介绍，说我要去的地方号称“天下第一科”，藏龙卧虎，神通广大，威力无边，可是不得了。我半信半疑默不作声，心想，这位保卫科长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厉害，平时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学生放在眼里，横眉立目、吆五喝六地可凶了，老师和学生们没有不怕他的，现在突然对我这样和蔼，隐隐感到这个单位确实不一般。
当警察的要求比当医生严多了，需要面试，看一看身高、相貌，眼歪不歪、嘴斜不斜、站不站得直、走不走得正，总之，言谈举止适合不适合当警察。当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老前辈庄明洁，带领着年富力强的中年法医任嘉诚来我家面试。
嘉诚板着面孔，一进门先倒出一堆法医工作如何辛苦之类的话来。“丑话说在前头”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明确回答道，咱也是上山下乡、工厂农村干过来的，还能在乎这个。听我回答得简单干脆，根本不像假装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接着嘉诚又随便问了一些家里人的情况，面试不长时间就结束了。人就是这样，对不对缘，几句话一碰就清楚了。他们走后，我估摸着，岁数大的、不吱声的应该是司机，年轻一些的，总问我话的可能是科长。后来才知道，正好相反。原来他们早在门外约好，嘉诚负责问话，庄老在旁静观。此后，我顺利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技术科，算是正式加入了法医队伍。任嘉诚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据说当年他刚出门就说“这个人咱要定了”，而且他入党四十余年，前前后后只介绍过我一个人入党，是他的关爱，更是我的荣幸。
当上法医后的第一次解剖尸体就是任嘉诚老师带的我。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当法医的大学毕业生，老法医们认为我们是正规医学院出来的，一定都会干解剖，其实我们只是上过人体解剖课，自己根本没有动手解剖过尸体。我硬着头皮站在解剖台的另一边，老师用解剖刀拉一下，我就用解剖刀拉一下，反正是他拉哪里，我就拉哪里，一台解剖做下来，老师居然没有看出破绽，让我挺高兴，这么紧紧张张地开始干的法医，哪里还顾得上害怕死人。
真正当上法医，干了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认识到“法医”与原来学的“医生”大不相同。医生每天坐在医院里，病人来了可以直接问他，你怎么不好了？病人会告诉医生说，昨儿晚上着凉了，或是吃了什么东西不合适了，过去的什么老毛病又犯了。医生一下子就能把生病的原因找到，从原因就能导出结果，就知道病人发展下去将会是个什么结局。医生的本事就是要用医疗手段阻止病情恶化，也就是阻止结果的发生，所以治病救人是一个由因导果的正向思维过程。法医就不同了，法医到现场时人已经死了，结果已经出来了，需要法医从结果出发，搜寻各种物证，解读物证背后的现象，推测勾勒出案件的轮廓，逆向推导出原因，这种由果导因的反向思维过程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使我逐渐地迷上了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