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的作者和产生年代，蒋凡《两汉文学批评》 已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辨，认为《诗大序》“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中包含了先秦旧说，保存了古时的许多思想资料，也可能有东汉《毛诗》家加以润益的成分；但就其总体来说，它大约完成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手”；认为《乐记》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春秋末至西汉中期以前儒家‘乐’论的汇编与总结”，其“最后结集大致是在汉武帝时代”。这样的结论是比较稳妥的。

《礼记·乐记》的作者问题，学界曾于20世纪40—80年代热烈讨论，形成两种比较集中的看法：一是战国初年公孙尼子作，一是西汉武帝时刘德与儒生共同编撰。 两种观点的主要文献依据，前者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给梁武帝的《奏答》和张守节《史记·乐书》正义，后者是《汉书·艺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辽史·乐志》等。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沈约、张守节的“公孙尼子说”，只是说法而已，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所以，无论从文献的年代早晚看，还是从其述说的详具程度看，最应重视的还是《汉书·艺文志》的记述：

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 ，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渐以益微。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古人对音乐的掌握分音律和乐义两个层面。汉初以前人不传乐义或乐义不明，只有汉初的制氏懂音律而不知乐义。至武帝时，始由刘德与毛生等采辑《周官》及诸子论乐之说 ，编撰《乐记》。后来由王定传授王禹，即《汉志》所载之“《王禹记》二十四篇”。第二，刘向校书时所得之“《乐记》二十三篇”，与王禹所献之“二十四卷《记》”“不同”。那么，刘向校书时所见之《乐记》应有两种：一是二十四卷（篇）《王禹记》，一是刘向所得之二十三篇《乐记》。《汉志》讲得不清楚之处是：《王禹记》和刘向所得之二十三篇《乐记》究竟有何不同？二书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是完全不同的来源，还是同一源头的不同传本？再加上《汉志》把《王禹记》和刘向所得之“《乐记》二十三篇”同时著录，遂引发后世的纷纭争议。在今人许多研讨中，蔡仲德的论证最为翔实中肯，合理可从。故本书赞同他的几点基本结论，不再另费笔墨：

1.《乐记》的成书年代不是在先秦、战国初，而是在西汉武帝时代。

2.《乐记》的作者不是战国初儒家公孙尼子，也不是“西汉杂家公孙尼”，而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

3.刘德作《乐记》时，曾广泛采用《周官》及诸子论乐文字，其中有些文字采自《公孙尼子》，但更多采自荀子《乐论》等。

4.《乐记》成书后，其中十一篇由戴圣于汉宣帝时编入《礼记》，流传至今，此即今存《乐记》 。此后又有人将该十一篇收进《史记·乐书》 ，也流传至今。汉成帝时，王禹曾向朝廷献二十四卷（篇）本《乐记》，后亡佚。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后亦亡佚，唯有《别录》所著录二十三篇篇名及《说苑》所抄录一千四百余字流传至今。

至于《毛诗大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争议更多，迄无定论。 本书认为，仅仅纠缠在古人的说法（比如郑玄如何说、范晔如何说等）上来论定《大序》的作者和时代，即使再找出若干此类例证，也无助于搞清问题，而适足添乱。因为古人的说法都没有提供证据，并且也没有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或具有主要倾向的一种说法。考定此一问题，在没有确凿可信的史料的情况下，恐怕只能从《大序》的义理及其可能的政治文化背景上去思辨，即：这样的理论可能会产生于具备什么条件的时代。有两个前提是不容怀疑的：其一，《大序》是前此儒家诗歌观念的集成；其二，《大序》被写入《关雎》序中，它无疑是儒家《诗经》学，即经学的思想。承认第一点，当知它产生的时代不会太早；承认第二点，则非但不宜把《大序》直接作为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待，也可知道它是伴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而产生的。

从许多迹象看，《大序》应是最终写定于武帝时期。除了蒋凡《两汉文学批评》中列出的论据外，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申论：

第一，汉代经学昌明、儒术始盛，是从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尽管儒学在这一时期不过处于政治的“缘饰”地位，但在众多士子看来，像公孙弘白衣为相的事，以及在文化领域独尊儒学的格局，都促使他们向儒，“靡然向风”。《大序》作为儒家经学中一种集成的典籍，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很难产生的。何况，它博取前人思想，所采获的思想资料，也只有到这个时期才更加完备。

第二，《大序》所阐发的儒家诗乐思想，在武帝时代一些学者的思想和《礼记·乐记》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列简表于下：

由此表可见，《大序》在诗的产生、诗与社会时代、诗的感动教化、诗的讽谏美刺等几个主要论点上，与同一时代的其他典籍及学者所论大旨相同，尤与《乐记》更多一致。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继承先秦儒家（尤其是荀子）礼乐思想的结果，但《大序》与武帝时代之典籍、学者的《诗》、乐思想如此一致，不也正是产生在同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思潮的证明吗？因此，认定《诗大序》也是最终写定于武帝时期，写定于与《乐记》等同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盖非无稽妄谈。

但是必须回答一个疑问：《大序》既是最终写成于武帝时期，史迁、班固为何不作记录（如《艺文志》著录《乐记》那样）？本书认为，这大约有两个原因：第一，武帝在儒家经典中唯重《春秋》，他重用公孙弘，于儒生中只比较看重董仲舒，以及他诏令严助“具以《春秋》对”（《汉书·严助传》）等，都是明证。帝王的态度当会对著史产生某种影响；其二，更重要的，《大序》本是写入《关雎序》中，并没有单独成篇，更没有单独流传。 《大序》既已同《诗序》一并流传，本为一物，故在马、班之时盖无特别介绍说明之必要。这样，既不如《春秋》那样受到特别重视，又未曾分列《大序》作为《诗》之总纲而特别看重之，而且它又不像《乐记》那样可以弥补一经义理之缺失，所以，史迁、班固不予特别记录，也属正常。

要之，《毛诗大序》和《礼记·乐记》同是广承前说的集成之作，都是最终写定于武帝时期。它们是前此儒家《诗》、乐思想的总结和阐扬。 zjpjllfJ3E11ni+pgoRTvkhO/PLrs88n9LWBg9T5PqGTJvNCzzCopYmqD/Q9+9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