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家《诗》说旨趣，前人有一些精湛的论断。如云：

（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

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 ，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郑樵《通志·总序》 ）

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程廷祚《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 ）

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闻一多《神话与诗·匡斋尺牍》之六《闲话》 ）

历代学人的此类评论，从一个方面深刻而准确地楬橥了四家《诗》说的根本特征。班氏“咸非其本义”之说，指出三家脱离文本，落脚点都在诗作本身之外的政治或历史之上；虽只涉言三家，实则《毛诗》也莫不如是。这是四家解《诗》共同的根本途径。郑氏“以义言诗”之说、程氏“不过美刺两端”之说、闻氏“政治课本”之说，一言以蔽之，便是以义言《诗》，标举美刺教化。这是四家说《诗》的基本方式。

以义言《诗》，是指四家解《诗》往往用力于楬橥诗作的本事和大义，注重诗外意义的演绎。这在当时的《诗经》学者是很自然合理的事，因为他们本即以《诗》为经，并非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尽管四家在具体解释诗旨时或有异同，但就“以义说诗”这一原则方法来看，它们是一致的。只要稍稍翻检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其中也包括《毛诗》），例证比比皆是。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毛传》释《诗》又特重“兴”，所谓“毛公立《传》，独标兴体”（《文心雕龙·比兴》）是也。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指出：“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 所以人们又往往含混地称为“比兴”。兴、比兴，就言说方式而言，在很多情形下意义是相同的。 自唐人孔颖达“三体三用”说之后 ，人们所理解的“比兴”，乃是艺术表现的方法；但《毛传》虽多用“兴也”释《诗》，其内涵却有别于此。朱氏《诗言志辨·比兴》辨之甚详，指出：“比兴有风化、风刺的作用，所谓譬喻，不止于是修辞，而且是谲谏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便指的这种作用。”因此，诗教“与比兴相关最密”。朱氏并追根溯源，指出毛、郑解《诗》多受《左传》赋《诗》言志方法的影响，“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而说比兴时尤然” 。这即是说，《毛传》解《诗》所常用的“兴也”断语，本是同阐释《诗》之意义紧密相关，初非侧重于论定其艺术表现。随意举几个例子：

兴也。……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周南·关雎》传）

兴也。……阴阳和，谷风至；夫妇和，则室家成。室家成，而继嗣生。（《邶风·谷风》传）

兴也。……武公质美德胜，有康叔之余烈。（《卫风·淇奥》传）

兴也。……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小雅·鹿鸣》传）

不可否认，这些例证中的“兴也”，也有艺术表现的含义，但这一含义微乎其微，并且不自觉。其所侧重者，乃是以“兴”来阐释诗篇大义。《文心雕龙·比兴》云：“《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黄侃《札记》阐发道：“《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 因此，从根本上说，《毛传》倡“兴”，乃是落脚在了揭发诗旨之上。

以义言《诗》的整体倾向之形成，盖与文化传习和汉初的政治文化趋向都有很大关系。从前一方面看，国史编《诗》，对每首诗的本事或内容加写一句说明性文字，这便是最初形态的《诗序》。世代授受者循此以增添润色，以便传授，是自然的事。这便形成讲授诗义的传统。此其一。如朱自清说，受到《左传》赋《诗》、引《诗》方法的影响，此其二。孔子说《诗》的方法，也必然会对后世解《诗》者产生重大影响：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案见《卫风·淇奥》），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案见《卫风·硕人》），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由是观之，孔子解《诗》重视意义的揭示，并且把阐释活动引向《诗》以外的修养、礼教和政治实用之上 ，要求学《诗》而修身致用。这便不只开启了以义言《诗》的道路，并且引导后人断章取义以为经世致用之资。此其三。

从后一方面说，汉初政治文化的实用主义思潮遴选着一切文化，这便使说《诗》者必须纳入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之中方可达显；而只有揭示或阐说《诗》的微言大义以为当前政治教化服务，才是得到录用的最佳途径。因此，汉初政治文化无疑是加强了说《诗》者以义言《诗》的既有规则，成为四家解《诗》的共同的倾向。

如果说以义言《诗》是四家《诗》说的基本原则或根本方法，那么，标举美刺教化则是实现经世致用的具体途径。《毛诗》于《国风》一百六十首中，标美诗十九，刺诗七十八；《小雅》七十四首中，标美诗七，刺诗四十四；《大雅》三十一首中，标美诗九，刺诗九。美诗合计三十五，刺诗合计一百三十一，两者共计一百六十六首，约占全部《风》、《雅》诗篇的百分之六十三。三家《诗》亦主美刺，今虽存之不完，然亦时见其标明美刺之旨。刺诗如《周南·关雎》，鲁说曰：“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晚），故诗作。”韩说曰：“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齐诗》虽未明言刺，但“其谓‘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明主刺义”（以上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美诗如《召南·甘棠》，解为美召公之治，三家义均同。王先谦《集疏》卷一《关雎》载齐说：“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义兼教化、美刺，宗旨落在“扶持邦家”。此虽齐说，实可以笼盖四家《诗》说的共同倾向。

以美刺教化的实用观念论《诗》，大兴于汉初。然追本溯源，实由来已久。首先，《诗经》本身即有此义。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前二例是刺，后一例是美。其次，作为一种解释经典的思维方法，它也得自于《春秋》家的讲经方法。朱自清《诗言志辨》即已指出，《公羊》、《穀梁传》多以“褒贬”、“美恶”解经，这也启发了说《诗》家的美刺说（参见《诗言志辨·比兴·兴义溯源》）。当然，儒家一贯的进取务世精神，更重要的是汉初政治文化实用思潮的规约作用，都促使四家《诗》说走上了以美刺教化求经世致用的解《诗》道路。 gF5ijzWxXqdTk4eXsY0dl7z/S9hhpwerDrvgVQGkxYUOYSS2RMVZF+ACkXpMj+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