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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曾指出经今、古文不同的学术特色，以及四家《诗》缘此而遭受的不同待遇。那是宏观经今、古文的大较显别，以说明三家《诗》受宠、《毛诗》遭冷落的原因。而具体到三家《诗》和《毛诗》解说《诗经》诗篇，则又呈现出很多相同之处。
《史记·儒林列传》谓：“韩生推诗人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魏源《诗古微》卷一《齐鲁韩毛异同论上》也说：“且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皇清经解续编》本）是谓三家《诗》旨趣大同。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序》先引“子夏序《诗》（即《毛诗大序》）”之“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云云，继则曰：“今观《外传》之文……要其触类引伸，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子夏）、赐（子贡）言《诗》之意也。”（《皇清经解续编》本）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云：“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四部丛刊》本）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流传时代》也说：“《韩诗》今存《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
是又谓韩、鲁、毛大旨亦同。唯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概言《毛诗》“大旨与三家歧异者凡数十”
；数十之异，置入三百零五篇，亦属少数。
要之，四家之具体说《诗》，有同有异而同大于异。此种情形之形成，除经文自身已明白道出诗旨者
外，原因盖尚有二焉：
第一，四家《诗》同出一源。《诗经》各篇，初或由采诗官采诸民间，或有大夫官吏之吟咏，但都经过国史的编辑。其雏形成于孔子之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可证。据上文讨论《诗序》作者的看法，就诗之本事或寓意加一说明、断语，乃是国史编辑之同时就已完成的。至于孔子之于《诗序》，即使如他自谓“吾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所”，但对于这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老夫子来说，也只可能做过一些整理或润色的工作；并无史料说明他曾重新写定过《诗序》。
所以，由国史简短说明诗意、经过孔门传授而流布民间的《诗经》，其本于同源当可确定无疑。四家《诗》序讲述各篇本事本义，同大于异，也就是必然的。
至于《毛诗序》有“数十”篇与三家《诗》解不同，以及各家《诗》说有一些申述上的差别，则应是师门传授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或由加工润色相离，或由施教方便改易，或由传抄错误，抑或有所标新立异者，总之情况定是很复杂的。
第二，四家《诗》传授中，荀子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汉书·楚元王传》谓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又其《儒林传》云：“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是鲁申培所传《鲁诗》乃受自荀子再传之证。
汪中《荀卿子通论》云：“《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
前曾引皮锡瑞《经学历史》云：“《韩诗》今存《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今人徐平章亦云：“今以《韩诗外传》与《荀子》相较，用《荀子》之说者五十余则，其广受荀卿影响可知。”
是《韩诗》传自荀子之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一云（案即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云：“陆氏三国吴人，传授《毛诗》，渊源有自，必不诬也。”是《毛诗》传自荀子之证。故王应麟谓：“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四部丛刊》本）当是审慎论断。至于《齐诗》，并无资料证明传自荀子。然考之荀子行事，“年十五，有秀才。
当齐湣王之末年，游学于齐”（胡元仪《郇卿别传》，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引录）。齐襄王时，稷下学宫中田骈之属已死，“而荀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焉”（《史记·孟荀列传》）。由此不难见出荀子在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加之魏源《诗古微》“《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的考证，《齐诗》在传授过程中曾经荀子修润或受到荀子重要影响，亦非不可能之事。如此，《鲁》、《毛》传出荀子，《韩》、《齐》受到荀子重大影响，所以四家《诗》说颇多相同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