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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四家《诗》说之中的文学观念，是要析出它们把《诗》这一文学文本做如何观，比如《诗》是什么性质的文本，诗是用来做什么的，诗可以或应该做什么，诗有什么特点，等等。而挖掘它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唯一途径便是研究它们对每一首诗的阐释，也就是要研究它们的题解—后人所称的“诗序”，以及它们对诗义和诗艺的解释。
四家《诗》本都有序。今存《毛诗》毋论矣；三家《诗》亦有序，仅从司马迁所谓“韩生推诗人之意，为内、外传数万言，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史记·儒林列传》）即可见出，史迁能够比较说《诗》之意，必据各家之《诗》序。四家《诗》序，今仅存《毛诗序》；三家《序》并《诗》早佚
，幸有清人辑佚，方可得见其一斑。但是在进入讨论之前，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毛诗序》的作者及其区分为大、小序的问题。
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胪述《毛诗序》作者之异说十一种，今人胡朴安《诗经学》概括为十三种，张西堂《诗经六论》分列十六种，而徐澄宇《诗经学纂要》更归纳有二十四种，其立说纷如之状可见。
若溯源察流，歧说则始出于汉、魏，如郑玄、范晔、王肃所说各异；而聚讼自唐、宋，如韩愈、王安石、程颐、王得臣、曹粹中之属，各立新说。尤以郑樵、王质、朱熹排斥《毛序》为激烈。于是，《诗序》之作者问题，关联起大序、小序之区分和信序、攻序问题，夹缠不清，聚讼千年。择其最具影响者，则关于《毛诗序》作者盖有两说：一为郑玄说。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引北周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一为范晔说。《后汉书·儒林传》云：“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这两种说法均不足信，蒋凡在《两汉文学批评》中驳之甚力
，可参见。
那么，《毛诗序》究竟何人所为呢？徐复观说：
《关雎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这几句话，反映出诗是国史由改善政治的要求所陆续编辑，藉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以常情推测，编辑之初，每诗应给一标题，以便识别。……在标题后，对诗的来源或内容加一句简单的说明，以作吟咏施教时的发端，这是顺理成章的要求。因此，标题与标题下一句的序，应当是同时进行的。国史收一首诗，便加一标题，在标题下加上一句提要性的说明。所以诗是陆续编成，《诗序》也是陆续写成的。
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实际上，国史作《诗》序的说法，宋人已有之。《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程颐答刘安节问“《诗小序》何人作”，就曾说：“但看《大序》即可见矣。……《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国史得诗于采诗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同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五》更径直说：“《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段昌武《毛诗集解·卷首·诗之序》载黄櫄说：“小序首句，国史之旧。……其余小序之辞，则汉儒之说或参其间焉。”严粲《诗缉》卷一论《关雎》序，也认为《诗序》是国史所为：“古者有采诗之官，其巡守也，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采得之后，属之国史。‘国史明得失之迹’，谓知诗人所言之意也。知其意在于哀伤人伦刑政之失，发于情性而吟咏之，以风刺其上。盖通达古今之变，而思其先王之旧也。此皆诗人之意，唯国史能明之，故题其事迹于篇端也。”（以上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惜乎这一极有价值的观点未能引起后人的充分重视。正由于《诗序》出于国史，因此汉初四家《诗》说才会呈现出同大于异的情形（详下）；其少数不同者，恐怕是流布传授中各自加工润饰而形成。
晚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传〉可证》
，论说三家《诗》大同而《毛诗》“大异”，那是出于今文学家的偏见。
《毛诗序》之区分大小，盖亦始自郑玄。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引北周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据此，盖郑玄是以每篇诗序的首句为大序，以下申说部分为小序。后人又有恰好相反的意见，如宋人范处义《诗补传·篇目·明序篇》就说：“盖诗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国史记作诗者之本义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世所通行的说法，即《关雎》序中“风，风也”以后为大序，其余为《关雎》小序以及其他各篇序均为小序之说，陆德明《经典释文》称“旧说”
。考之萧统《文选》，已收入《关雎》序，题为“《毛诗序》”（署名“卜子夏”）；再衡之以唐人成伯玙《毛诗指说·解说第二》所云：“《关雎》之序，首尾相结，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编入《文选》。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以推断，是说至晚在齐梁时即已流行。
今观《关雎序》，其说《关雎》诗旨与总论诗之纲领错置一处，殊不相吻。朱熹辨说《诗序》，曾有所甄别，将“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指为“大序”，而将首尾剩余部分合为《关雎》小序
，逻辑较为恰当。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则更进一步作了如下调整：开首至“用之邦国焉”，加上“然则《关雎》”至末的一段为《关雎》小序；余则为《诗经》大序。而大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几句，则应置于“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六曰颂”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之间。
经过如此一番拆解重组之后，《诗大序》和《关雎》小序的文意，的确都各自畅达，更符合思维逻辑了。然而，朱熹及李、刘重新编排古典文献的做法，尽管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对透彻理解文献也不无助益，但恐难以为学者普遍认可。
根据历代学者的普遍意见，大都承认大序、小序各有作者。如郑玄以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成伯玙以为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程颐以为小序出于国史，大序出于孔子，等等。至于大、小序各是谁人所作，则有分歧。前文已提出诗序应当是国史陆续写就（传授中有一些加工润饰），那是就今天所称的小序而言；至于《诗大序》，应该是比较晚一些形成的。
小序、大序应区别讨论。因此，本章研究四家《诗》说，仅以四家《诗》之小序立论，而暂不及《大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