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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景时期，经学已然抬头，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四家《诗》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举。《鲁诗》、《韩诗》文帝时立博士，《齐诗》景帝时立博士。《毛诗》晚出，虽未得立学官，景帝时却也被河间献王刘德立为博士。（以上见《汉书》之《儒林传》、《楚元王传》、《河间献王传》
）
四家《诗》说之受到举拔，首先与文、景时期儒学渐受重视有关。据《汉书》，除三家《诗》外，此时得立官学博士的还有《春秋》公羊学者董仲舒、胡母生（《董仲舒传》、《儒林传》）。传授《尚书》的伏胜年九十余始显于文帝初年，《汉书·儒林传》云其弟子“济南张生为博士”，至迟亦应在景帝时。因此，文、景时期除三家《诗》外，《春秋》、《尚书》二经也都得立官学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建全五经博士，今已得其三矣。
其次，若细辨之，尽管四家《诗》均得出头，但三家《诗》更受宠，而《毛诗》遭到冷落，只局限于河间王国流行。这是它们各自依违于汉初政治文化大势的结果。众所周知，三家《诗》今文，《毛诗》古文
。经今古文各异，不特表现在书写文字不同，所重经典及其顺序不同，奉孔子或尊周公不同，信纬斥纬不同，更重要的乃在于：今文家以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政治家（所谓“素王”），古文家则只认为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基于此，古文家认为六经皆史，故为学重视实事求是，学究气较浓；今文家则认为六经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政治文献，故讲经重视其微言大义，追求“通经致用”。如此，在汉初经世致用的政治文化大势下，今文三家《诗》受到特殊优待，而古文《毛诗》一直不被看重，也就是必然的了。《毛诗》只能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刘德那里苟存，而三家《诗》则大行于世。
四家《诗》的不同命运，也可以反证汉初政治文化对经学及文学的引拔或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