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依照清人皮锡瑞的说法，汉代是经学“昌明”、“极盛”的时代，至东汉末始“中衰” 。两汉四百余年间，尽管存在并衍生着多种思想因素，尽管经学本身也有琐细复杂的演进走向，干枝纷杂，但总的说来，经学作为整个汉代时期思想界主流的基本态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研讨两汉时期的文学及文学思想，离不开经学的思想背景。并且，由于两汉时期学科混融，在很多情况下经学与文学难以清楚地切分，考量汉代文学问题，也必须去研究它与经学的深切关联。

有关“汉代经学与文学”的研究，无论宏观综论还是某些重要个案的探讨，都有了一些成果。但是，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段落相比，汉代文学及文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汉代经学与文学思想”的研究仍显薄弱，尚存在不少没有说清楚或研究不够透彻明切的问题。比如：从整体上看，汉代文学思想的根本性质和特色究竟如何体认？它与经学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从问题的具体方面看，汉代《诗经》学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历程？汉代赋体文学的兴盛与经学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两汉谶纬思潮与文学思想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精神联系？一些在文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董仲舒、刘向、班固、郑玄等，他们的贡献究竟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研究著作似也都有所涉及，但是比较缺乏深切著明的论析，既不能鲜明地突出各自的思想特征，也很难见出前后的关联演变。有鉴于此，笔者全面爬梳两汉经学的发展演进，系统梳理两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实际状貌及其发展轨迹，以此作为本书的思想基础，提炼出一些在文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相互系统关联的专题，结构本书的内容。在具体论述中，特别注重对各个专题深入切实的研讨，注重各个节点之间承变脉络的勾勒。希望能够对两汉文学思想的认识更为清晰明确一些。

依据汉代文学思想的实存状况及其与经学的关联情形，本书分为“两汉经学与《诗》学思想”、“两汉经学与辞赋文学思想”、“谶纬思潮与两汉文学思想”三个部分展开。下面对本书的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作一提要式简述。

上编探讨两汉经学与《诗》学思想问题，择取汉初四家《诗》说、《毛诗大序》和《礼记·乐记》以及董仲舒、翼奉、刘向、班固、郑玄的《诗》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四家〈诗〉说的共同旨趣》章，在简要辨正四家《诗序》的基本史实后，重点揭示汉初四家说《诗》同大于异的情形及其原因，总结了四家说《诗》共同的基本方式，从而也在一个方面反拨了今、古文经学对立的传统认识。《〈毛诗大序〉、〈礼记·乐记〉的文学思想意义》章，在考定二著最终写定于汉武帝时代之后，重点讨论二著文学思想之同异：相同主要在教化之功用目的，不同乃在二者的教化地位有别（乐的地位高于诗），因而对诗、乐本身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异。与此同时，辨析了《乐记》的“心物”关系说，认为它主张的是“心感”，而非学界一般认定的“物感”。《董仲舒的“〈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章，选择董仲舒最具特色和开拓性的两个文艺思想，阐释其本义和文学思想意义。认为其“《诗》无达诂”说本是解经方法，但可以借用于文学阅读；其中和之美说，从属于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但也可以借用到文学创作境界、风格乃至文艺观念之上。《翼奉的〈诗〉学思想》章，是作为研究《齐诗》学的一个重点例子来进行的。《齐诗》散佚严重，今存史料相对较多的只是有关翼奉的材料。本章先是穷搜载籍，钩稽翼奉《诗》学思想的史料，共辑出二十条（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仅辑出八条，本章比他多辑出十二条）。之后根据今存史料的实际，重点解析了翼奉“《诗》有五际”之说的思想内涵。《刘向的〈诗〉学思想》章，在考察刘向思想学术背景的基础上，以其编撰的《列女传》、《说苑》、《新序》及其《条灾异封事》之引《诗》说《诗》为基本史料，研讨刘向《诗》学思想博采兼取、不专主一家的实际状貌，从事实上反拨了古来认定其遵习《鲁诗》的看法。《班固的〈诗〉学思想》章，首先辨正一直以来认为班固传习《齐诗》的误解，之后深入论析他最具特色和贡献的三个方面的《诗》学思想：一是在确认《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性质和目的之同时，更加集中地突出了情感的生发感动特征；二是他批评三家《诗》“咸非其本义”，表现出追求《诗》之“本义”的思想倾向；三是他在司马迁以地理环境论社会风俗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开辟了从地理和风俗的视角评论《国风》的思想方法。这些卓越思想，在班固的时代是最为先进的，对今天的《诗经》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甚至示范意义。《郑玄的〈诗〉学思想》章，将《郑笺》放在汉代《诗》学的大背景中，以其与《毛传》比较为角度，侧重分析其与《毛传》的不同（修正和超越）之处，进而总结提炼其《诗》学思想观念—政治教化观念、《风》《雅》正变说、温柔敦厚说。以上七章，详析各自《诗》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各个节点之文学（文艺）思想与经学的关系，并适时随文指点它们之间的思想联系（这里无法一一细说），基本涵括了两汉主要的《诗》学观念，描述了两汉《诗》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

中编探讨两汉经学与辞赋文学思想问题，主要分析经学与两汉《楚辞》学、经学与两汉赋学之关联。《两汉经学与〈楚辞〉学》章，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详细描述了两汉屈原评论的经学立场及其前后演变的轨迹；（二）探讨并总结了王逸《楚辞章句》“依《诗》释《骚》”的经学视角及其经学文学思想。《两汉经学与赋学》章，分五节分别研究赋体的经学来源、两汉赋家的经学思想背景、汉赋作品中经学思想观念的表达、经籍注疏与汉大赋的铺排求实文风、汉赋结构的经学意义，多角度系统翔实地揭示了经学与汉赋的密切关系。以上两章，基本涵盖了两汉时期主要的辞赋观念。

下编探讨谶纬思潮与两汉文学思想的关联。在充分辨正谶纬文献、名义及其在两汉的纠结演进情状等基本问题之后，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探研：（一）详细考察谶纬思潮对两汉士人之思想行为的实际影响；（二）考察谶纬思潮与两汉时期文学（辞赋和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三）提炼概括谶纬佚文中的文学思想。具体而言，《谶纬佚文的文献形态及其文献价值》章，例释今存谶纬佚文的存留形态及其零乱不定问题，指出谶纬佚文的文献功用和价值在于：难以成为研究谶纬思潮本身的自足充分依据，但是可借以研究与谶纬相关的其他文史问题。这是为本书进一步展开下面的研究，奠定基本文献及使用方式的思想基础。《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章，全面梳理古今“谶纬”名义研究的成果，指出“谶纬有别”、“谶纬无别”两种主流看法都是不准确的。认为“谶纬”名实的分合、演变十分复杂，只有从历史（谶纬思潮之基本史实、汉代人的语言实践和政治、思想文化环境等）演变的角度，翔实考察“谶纬”之名实如何分合、纠结、演变，才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两汉谶、纬分合演变考》章，即是详考“谶”、“纬”发生发展的轨迹，认为：谶验观念始自远古，至汉末一直存续，从未间断；“谶”至汉初，发生新变—与“经”牵合互释。此一现象肇始于西汉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东汉明、章二帝之后，以《白虎通》为标志，又正式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考察谶纬之发生发展演变史，实则有“谶”而无“纬”；历来通行的“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说法，不仅曲解了张衡上疏的本义，也淆乱了“谶”、“纬”之概念，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两汉谶纬思潮发展及其对士人的影响》章，根据谶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是谶纬思想的精神实质）、与士人命运的关系，分为“汉初至哀帝时期”、“王莽（含平帝）、刘秀时期”、“明帝、章帝至汉末时期”三个阶段，描述两汉谶纬思潮的发展演变。与此同时，探讨各个时期谶纬思潮的发展演变对士人思想心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谶纬思潮与两汉文学创作》章，是在上述“生态环境”研究的基础上，详细考察谶纬思潮的发展演变与两汉辞赋创作、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谶纬佚文中的文艺观念》章，在全面梳理谶纬佚文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其中可以视为文艺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文艺发生论、文艺思维方式、文艺功用论以及性情论、地域文艺论、艺术想象论等。尽管这些文艺思想在两汉及之前的某些文献中，或有程度不同的表述，但谶纬的述说是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下展开的，因此，它不仅特色鲜明，而且由于两汉（尤其西汉中后期至汉末）“经”、“谶”纠结的思想环境，它对于汉代文艺观念演进的强大影响力，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以上六章，翔实辨正了有关谶纬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而系统切实地梳理了谶纬思潮与两汉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关系。

关于本书之研究内容，还需要说明三个问题：

（一）因为本书是以专题研究为主要形式并结合历史演变来结构全部内容，这就造成了照顾不周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就是舍弃了对《韩诗》的专题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今天残存的《韩诗外传》，其《诗》学思想与其他三家《诗》说没有实质的区别，作为专题研究便不好再重复书写一章，所以一并融入论四家《诗》的一章之中（《鲁诗》今仅存片断说法，不像《韩诗》尚存《外传》残卷，更不像《齐诗》特色鲜明，故亦融入论四家《诗》一章）；第二，《韩诗》在东汉影响甚巨，可惜史料几乎不存，故亦无法详细考察。此外，两汉时期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现象和个案，如“鸿都门学”和蔡邕的文学思想等，缘于本书之择要进行专题研究的体例，亦未及纳入。好在这并不会影响对汉代文学思想之整体特质性征的基本判断。

（二）本书也没有把两汉散文及东汉的子书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时常会引用）。这是因为：第一，两汉散文基本包括史传和政论（奏疏）两类文章，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和东汉的子书均不属于文学；第二，两汉散文所体现的经学和文学思想观念，均与诗、赋大抵相同，如果再对它们作专题研究，则会有叠床架屋之嫌。而东汉的某些子书（尤其如《论衡》等），尽管也有比较丰富的文学思想因素，但是从学理上考虑，很难纳入本书“经学与文学”的研究框架之中。两汉散文和东汉子书之文学思想意义，只能另做讨论（上述缺失的内容，都将写入笔者正在撰写的《东汉文学思想史》中）。

（三）本书上编的前三章，虽有部分的改写和充实，仍是基本沿袭了拙著《西汉文学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修订版）的看法。所以仍纳入进来，原因盖有二焉：一是本书结撰内容的需要—如去掉它们，体系就不完整了；二是个人在同一领域的研究，思想认识有连续性，那仍然是我今天的看法。这个问题，尚望同行、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