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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
，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是说，董仲舒的著述，在“百二十三篇”之外，又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数十篇”。而《汉书·艺文志》仅在《诸子略》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又在《六艺略》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却并未著录《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更无今传之《春秋繁露》。对此，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一云：“至隋、唐《志》著录，始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而百二十三篇者已佚，疑是后人杂采董书，缀辑成卷，以篇名总全书耳。”
这个看法，得到近现代学者的普遍认同，如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都有相近观点。
《汉书》著录董仲舒的著作，流传到今天者，除《汉书》本传所载《举贤良对策》三篇外，亦仅存《春秋繁露》残本。
此二者，是本章依据的基本文献。
在董仲舒的经学思想中，大抵有以下几方面涉及文艺观念：用《诗》论《诗》、论礼乐、论文质以及论“中和之美”。其礼乐论，认为礼乐是政教化民的工具，而不具有“观风”的作用；提倡正统雅乐，而未及民俗音乐。与《乐记》基本相同。
其文质论，谓“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繁露·玉杯》。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文质并重而偏贵于质，基本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其诗论，大抵有美刺说和“《诗》无达诂”说两端。认为诗有美刺，如云“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举贤良对策》一）、“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举贤良对策》三），与当时四家说《诗》无大区别。以上三点，虽为董子经学文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多创见，且多与《诗大序》、《乐记》大抵相同，故不拟设论。本章只就其“《诗》无达诂”和“中和之美”的思想做一探本求源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