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
,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是说,董仲舒的著述,在“百二十三篇”之外,又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数十篇”。而《汉书·艺文志》仅在《诸子略》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又在《六艺略》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却并未著录《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更无今传之《春秋繁露》。对此,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一云:“至隋、唐《志》著录,始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而百二十三篇者已佚,疑是后人杂采董书,缀辑成卷,以篇名总全书耳。”
这个看法,得到近现代学者的普遍认同,如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都有相近观点。
《汉书》著录董仲舒的著作,流传到今天者,除《汉书》本传所载《举贤良对策》三篇外,亦仅存《春秋繁露》残本。
此二者,是本章依据的基本文献。
在董仲舒的经学思想中,大抵有以下几方面涉及文艺观念:用《诗》论《诗》、论礼乐、论文质以及论“中和之美”。其礼乐论,认为礼乐是政教化民的工具,而不具有“观风”的作用;提倡正统雅乐,而未及民俗音乐。与《乐记》基本相同。
其文质论,谓“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繁露·玉杯》。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文质并重而偏贵于质,基本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其诗论,大抵有美刺说和“《诗》无达诂”说两端。认为诗有美刺,如云“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举贤良对策》一)、“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举贤良对策》三),与当时四家说《诗》无大区别。以上三点,虽为董子经学文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多创见,且多与《诗大序》、《乐记》大抵相同,故不拟设论。本章只就其“《诗》无达诂”和“中和之美”的思想做一探本求源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