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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序》和《乐记》，还有各具特色的文艺思想观念。
《大序》说：
……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歌可以用诸讽谏，这在《诗经》中本已言明，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等等。汉初四家说《诗》，亦主美刺。这些思想资料，都为《大序》所承袭发扬。
诗以讽谕的理论意义，一言以蔽之，是基于儒家民本思想和宗法观念，而表现在经学《诗》学上的一种调和产物，也无非是其诗歌用于政教之最高目的的一个论证。而诗歌之所以能够适用于讽谕，乃在于它以形象表情言志的特点。《大序》谓“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特点，但不明确。这些问题似都无须详说，而值得注意的是，讽谕说作为儒家经学《诗》学观念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乐记》中却不见重视。它所以说了那几句“治世、乱世、亡国之音”的话，乃是为了论证“声音之道与政通”。而《乐言》所谓：“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这段话也并不是对这样多姿的音乐给予全面肯定，而是为了说明音乐有巨大的感化作用，从而表示对乐以化民问题的重视。所以紧接下来它就说：“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除上举二例外，《乐记》再也没有对民间音乐给予肯定甚或中性的述说，而往往予以贬斥：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乐本》）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魏文侯》）
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魏文侯》）
与此相反，《乐记》对那些歌功颂德、有益政教的“正统”音乐则极力褒扬。如说：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乐施》）
上述情形，固然可以儒家诗、乐观念的政教宗旨予以笼统表面地解释，但问题是：《大序》可以认同那些具有讽刺意义的诗，肯定它们“谲谏”、“以戒”的作用，《乐记》为什么就不以“怨以怒”、“哀以思”的民情乐歌为可取呢？这与儒家传统思想中对音乐和诗的不同看法有关。
儒家论乐，往往把它提举到与礼相同的地位，以礼乐并称。
这就认定礼乐是高高在上的正统的官方文化，具有居高临下教化人民的地位。因而，不能容忍自由表现情感的民俗音乐参加进来而“乱雅乐”。《论语》有二十二处说到音乐，无一处肯承认民俗音乐存在的必要性，而往往礼乐并说，揭示其正统、权威的地位和严肃的政教意义。如《阳货》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就使人们从礼乐之直接可感的意义中走出来，去体会它的形上意义，认为形上意义才是礼乐的根本所在。那么，礼乐的形上意义是什么呢？《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儒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乐记·乐礼》），就是孔子礼乐思想最直接恰切的发挥。王者治定功成，方可制礼作乐，可知礼乐必具歌功颂德、自上而下教化人民的性质。这一思想不唯把音乐与政治紧密联系到一起，而且赋予音乐以正统、权威的地位。这种思想，与荀子所谓“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说虽不同，但结果却不谋而合，都认定音乐与礼有同等“崇高”的正面教化地位。汉儒承继了这一观念，如《乐记》即不断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论》）；“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乐施》）；“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情》）。所述说的，都是礼乐合乎天地之和、之序的极高地位及其不可怀疑的教化功能。
而诗就不同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尽管他也认为诗与政通，诗以为政（如前引《子路》文），但他并没有把诗摆放在像礼乐那样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地位。所谓“可以观”，就是允许诗可以表达自由情志；“可以怨”，则更允许诗可以发表不同见解；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又允许诗可以不关政事了。因此，孔子在确认诗用于政教的同时，也承认诗有自由抒发情志的合理性（尽管是有限度的）。诗并不像礼乐那样拥有正统、绝对而单一的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崇高”地位。汉儒正是在《诗经》那些自言讽刺作品的启发下，尤其是孔子“兴观群怨”说的支持下，发明为讽谕说的。在这样的观念下，音乐就与诗有了区别：因为音乐的正统地位，就当然不能容忍它有诗那样的讽谏甚或“可以观”民俗的作品存在。于是儒家便异口同声地痛斥郑、卫之音
，而只承认“先王之乐”的合法地位。与此相对，因为承认诗可以“兴观群怨”，认为诗不必有音乐那样正统权威的地位，所以相应地就产生了诗以讽谕的思想总结（而这一思想是不能通用于音乐的）。《大序》的讽谕说所以为《乐记》所无，其原因正在于儒家对诗与礼乐之地位的不同认识。
其理由仍然与儒家对音乐的自上而下的教化地位的确认有关。音乐是以教化人、塑造人为唯一目的的，而诗则除了教化功能，还有“观风”的作用。因此，作为“塑造理论”的“乐内礼外”说，当然不完全适合于诗。《乐记》说：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论》）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
；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乐化》）
这是《乐记》论说“乐内礼外”最集中的两段话。有两层意思十分明显：其一，礼乐是辅助治国治民的工具；其二，乐治心性，使之和乐；礼治行止，使之庄敬。其结果就是使人内心和乐而无怨，行止庄敬、有序而不争。而究其根本，则是通过以礼乐治人，达到国安民顺。这又显示了《乐记》非艺术理论的性质。
有一种观点，把“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这句话解释为：乐是发自内心的，其特征是感情（把“静”字读作了“情”字）；礼是加于外貌的，其特征是文饰。并联系“惟乐不可以为伪”（《乐象》），认为“乐内礼外”说明了乐宜情、礼宜文，确乎抓住了乐和礼的不同特征。
这种说法似可商榷。固然，《乐记》论乐，往往揭示它传达情感的特征，但它的着眼点并不在“情”，而在于乐教。因此，它并非无原则地认可一切情感，而是仅仅赞同“无怨”、“和乐”的情感，此其一；即以“乐由中出故静”云云这段文字看，把“静”字读为“情”字似欠妥。很明显，整段话都在论证“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由中出故静”与下文的“大乐必易”
、“乐至则无怨”连贯承递，论述的是乐教问题。这个“静”字，应当联系“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本》）、“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来理解，指的是具有“著诚去伪”、归本（和静）去欲作用的正统音乐的特征，与下文的“易”是紧密联系的，此其二；第三，《乐象》所谓“惟乐不可以为伪”，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乐发真情的一般认定。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就是紧接其上的“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显然，这句话是基于孟子人性论而推导出来的认识：以人性本善为根基，故说“惟乐不可以为伪”。作为“德之华”的音乐，自然符合乐教的要求。这是《乐记》所肯定的一部分。但是，《乐记》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论
，所以同在《乐象》里又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案：这段话的前半与《荀子·乐论》全同）“以欲忘道”的音乐，如《乐言》反对的“志微噍杀之音”、“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魏文侯》反对的“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的“新乐”以及郑宋卫齐之音等，未尝不是情感的表达，而《乐记》则痛诋之。因此，所谓“乐不可以为伪”，不能泛泛地阐释为《乐记》认为所有表达真情实感的音乐都是可取的，都属于它赞扬的“不伪”的范畴，而仅仅是指有益教化的“先王之乐”、雅正之声。用有特指的“惟乐不可以为伪”来论证《乐记》揭示了音乐宜情的“特征”，是不恰当的。
总之，“乐内礼外”说的实质，仍是论证音乐教化的思想，而非其他。虽是发荀子所未发，但其基本的思想仍是来自《荀子·乐论》：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荀子在此虽未明确区分乐教内心、礼教外貌，但乐致和、礼明理的说法似为“乐内礼外”之导引。更重要的，《乐记》的基本思想乃是鉴于感物生欲的人性而为之设教，在这一关键点上，与荀子的礼乐思想完全相同。
《大序》和《乐记》除上述两点各具特色外，它如《大序》的“六义”说，《乐记》的乐以象德说，以及二者共同的诗乐舞三位一体说等，论者较多，且多与本章所论的几个方面有内在联系，故不复赘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