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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我曾在日本西部的海港城市神户居住了一年。我是以交换教师的身份，由北京大学委派到日本神户大学担任客座（准）教授。工作之余，主要是周末，我游逛了关西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京都、奈良、大阪、兵库县、琵琶湖、伊势、德岛等，同时写下了一些关于日本社会特别是人文与地理关系的印象文字。当时，一般是先确定一个要去游览的地方，然后利用课余时间读书或上网查找资料，周六或周日出游；回来之后略作整理，有空闲时，便借着游兴敷衍成文。当然，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煞有介事，而是忽然心血来潮，便将自己对置身其间的这个异国社会的观感记录下来。这本小书收入的，就是我那时写下的十九篇随笔。
这是一些真正的“随”笔，兴之所至，便下笔成文，并没有很周详的考虑。对于自己所写的对象，也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只是记下一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种写作对于我这样惯于一本正经地写学术论文的人，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写的对象是新鲜的，写的内容是新鲜的，写的方式也是新鲜的。虽然许多的观感和体验起源于我当时的理论兴趣，不过这种理论性的关注，却是在与完全直观、感性的经验撞击中形成的。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学术性的知识理论与活生生的物象景观，还有我个人情绪性的身心感触，颇为鲜活地碰撞到了一起。写成的文字，也就具有“四不像”的性质，以致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们：文化观察、游踪日记、田野调查、抒情文字、理论随笔……似乎都有一些，当然又都并不全是。共同点在于，这些文字都涉及对日本关西地区的社会、文化与旅游景观的观察和理解，而观察的角度与方式，则与我关注的“物”/“人”关系这一问题紧密相关。
可以说，这本书里写的，是我所看见的关西日本。对于“看”的方法与诉求、特别是对作为“看者”的我的自觉，使我觉得需要对这些文字背后涉及的一些问题，在这里略作说明。
看的角度、方法与主观诉求，或许永远比看的对象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可以看见不同物相的原因吧。关于如何看西日本社会，我曾经颇有些自觉地尝试借用“人类学”的眼光。这种眼光要求站在“局外人”的位置上去观察对象。观者由于与对象的这种距离，因此就能够比“局内人”更清楚地看到对象的整体面貌、宏观结构，特别是一种长时段视野中的“文明”属性。基于这样一种诉求，关心的就常常不是具体的人与事，而是潜藏在“当代”表象之下那些近乎稳定不变的人地关系、文化惯习或情感结构等。具体到如何看日本，这大概也是人们常常会称之为“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东西。我力图透过旅游景点的布置、社会空间的组织，特别是“物”与“符号”背后潜藏的关于“人”的理解形态，去接近那被称为“文化”的内涵。
我的这种观察兴趣其实是由所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争论引起的。人们不满足于仅仅用西式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而强调了中国社会在文化构造、制度形成、组织形态等方面的独特性。这种讨论引发的争议远远多于可能形成的共识。不过，在我的理解中，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要去关注长时段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现代经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构成体而言，是相对短暂的历史，如果仅仅在“现代”的视野中看中国，无疑会有很多东西是不被看见的。那么，怎么可以超越现代视野的局限而看见长时段历史中存在的结构性要素呢？
我觉得可以接近的媒介之一，或许就是诸种形态的“物”。这种物，包括山川江海等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与地的基本布局；也包括木、石、铜、泥等自然之物，被符号化的方式及其传递的意义；还包括物化的精神形态，特别是起源于“神话”、“宗教”而最终被自然化的意义载体，如神、佛、寺、社等。同时，也意味着将“人”视为“物”之一种。将物名之为“物”，一方面是要剥除附着在物之上的人的主观情绪与理念，另一方面是要意识到物自身的独自的历史。诸多“物”的存在是超越人类历史的，特别是山川江海、木石铜泥以及神佛寺社，它们的生命其实比“人”长。无论人类自认为多么深刻地改变了自然，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其实都无法超越地理条件的限制；无论人类自以为创造了多么幽微的精神世界，当他们要表达自己时，事实上也无法不借助物的形态。因此，“物”是接近一种长时段文化的外在依凭。以“物”观物，也就是将世间万物和众生百态都视为“物”，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观察视角，或许就是“人类学”的眼光。因为这意味着你将所有物、所有人，都从我们熟悉的理解模式中剥离出来，而作为一种陌生的“符号”来观看。在这种时候，物与物、物与人的关联方式，才得以成为被自觉意识到的内容。
以“物”观物，在西日本的情境中，最大的感受便是意识到“现代”的有限性。我常常发现，关西日本在总体的社会文化氛围、在旅游景观的构造、在日常社区的布局上，弥漫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古典与现代交混的暧昧氛围。与我们常常在中国社会体会到的那种现代与传统间强烈的断裂感不同，西日本的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有许多物的形态却是稳定不变的：不用说寺庙、神社这些宗教场所，也包括建筑格局、民间节日与仪式、日常社区的布局等，最重要的，或许是地理空间与人群居所千年不变的关系形态了。这些物的延续性，仿佛使得古代、现代甚至当代，都置于同一历史平台之上，因而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时间感受。尽管许多中国人都习惯性地将日本文化视为一种衍生于中国文明的次生文明（文化），不过我在日本的体验却意识到，表面上的相似其实掩盖的是更深刻的差异。物的超历史性及其被符号化的方式，不过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而已。
由于专注于去看种种贯穿了现代与非现代历史的“物”，因此，在我所写的这些文字中，常常会见物不见人。我之所见，往往是六甲山、大阪湾、琵琶湖、飞鸟盆地等，是地理形态与日本社会构造之间的历史关联样态，以及木、石、山、土和它们组织出来的寺、社、城、楼等人文景观。只有在将“文化”理解为“物”与“人”的交互关系时，现代社会如何被组织的偶然性与有限性，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吧。
我相信，熟悉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人，特别是普通的日本人，肯定是难以用这样的眼光去看日本的。能跳出“局”的限制而获得从“局外”观察的眼光，常常是陌生人或外国人更容易做到；但是如果没有“局内”的经验，要形成大致准确的观察当然更难。这种“内”与“外”之间的平衡关系，是我在日本的那段时间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是不懂日语的外国人，而又作为普通一员生活在日本社区中。
我在神户大学担任的教学工作，是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因此，作为一个不懂日语的中国人，我才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日本社会。由于语言不通，我在日本的生活感受，便显得有些怪异。在很多时候，我无法通过语言去表达、倾听和交流，而只能透过眼睛去看、去观察、去理解。生活相当有趣地进入了“聋哑人”的状态。但是，日语沟通的欠缺却并不意味着我丧失了理解的语言。相反，中文在这样的处境中，对我似乎变得更为得心应手似的。外在的日本经验与内在的中国语言此时在我身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因此，与其说是“眼睛”本身变得格外重要，不如说是因为两种国族/社会经验的撞击和自觉反省，使得我的眼睛“看”到更多的东西。
日本民俗学大师柳田国男曾把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眼睛看得见的“有形文化”，比如住宅、服装、食物、村落、仪式等；一类是用于听与说的“语言艺术”，比如新词、歌谣、谚语、说书等；第三类是内在精神构成的“心意现象”。更有意味的是柳田国男说，这三者在研究中，固然是一层比一层要更高级也更涉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过，正是最直观易见的第一类，却与“无意识的传承”有关。他所谓的“无意识”，无疑与超越现代理念的普遍社会结构关联在一起。所以，虽然因为语言的隔阂，几乎是飘浮在日本社会的外面，但是悬置先在的意义介入，而直接通过眼睛去观看，却让我获得了别样的感知日本社会的方式。
在许多时候这意味着，我会以更为感性的方式，通过观看而建立起自己与所看对象的关联。事实上，我写下这些文字，在许多时候，与其说是因为研究的理论兴趣，不如说更多是出于“游客的凝视”。一方面，我只能通过有限的中文资料去接近观察对象，而几乎没有专业研究者的累积，另一方面，疏于人事的客居生活，使我获得了别样的游客心态，来观察这个与中国有着如此紧密而又紧张关系的邻国。游客与研究者的不同在于，他（她）对观察对象的兴致，是与“假日”、“闲暇”与“愉悦”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有关旅游研究的理论家这样说：“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这个概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生活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John Urry）旅游的过程中，人处于放松状态，而且忽然变得多愁善感，大约也正是源于这种“短暂地离开正常生活”的内在精神体验吧。
我在日本的一年教学生活，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也因为教学内容与自己的专业研究不甚相同，并且作为外教老师也谈不上什么人际交往，因此，整个的感觉好像是惯常生活的一次短暂停顿，一个不长不短的假期。在煞有介事或无所事事的游逛和遐想中，我获得了一种抽离的眼光来观察身边的一切。这种游客心态，让我与观看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奇特的情绪交涉关系。一边是放下所有顾忌，甚或冒着政治不正确的危险，进入由符号所提示的文化构造的内部，体认它之所以如此的主观诉求，与此同时，却又清楚地意识到对象的边界与有限性，从而不断地体会到与之建立的这种特殊情感关系的外在性。但是，旅游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只要你的身体曾经到过某个地方，曾经切身地感受过它的氛围，哪怕仅仅是走马观花，哪怕仅仅只有一次，那个地方就将以不同的方式停留在你的身体记忆里，并与那些只是从书本知识中了解的其他对象区分开来。
放任自己的游客心态，在我还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就是力图去了解旅游工业在日本的运作形态。在今天中国的旅游热中，把古典中国的文化、文物和礼仪等，从博物馆与地底下，重新搬演到现实生活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而且，不仅仅消费，还包括节日、服装、建筑空间、人伦关系等当代生活的日常形态，也渐次被渗透。因此，去看看以“古典”著称的西日本社会与名胜景观如何组织古典之物，也成了我关心的内容之一。
我在书中写到的这些地方，按日本习惯称之为“关西”地区，即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二府五县（京都府、大阪府、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有时也包括福井县和德岛县）。在官方正式的行政区划中，这里被称为“近畿”地区，也就是临近国都的地方。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核心历史都在这里展开。从镰仓时代开始，掌权的幕府将军离开京都而在今天的关东地区逐渐经营出另一个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江户（东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关西”与“关东”这样的说法。1600年，在琵琶湖东北部山地一个叫关原的小盆地上发生的一场大决战，标志着东日本最终战胜了西日本，同时也标志着日本这个国家脱离古代历史而进入了“近世”。到明治天皇迁都东京时，日本的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以东京湾为中心的东部区域。而塑造了古典日本的“关西”地区，却一直被日本人视为精神上的“故乡”，是“古典文化”、“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
或许可以说，日本从古代向近现代的历史转变，同时也表现为东、西日本这样的空间性区隔。而“关西”，则是西日本也是古代日本的中心区域。在我所去过的京都、奈良、伊势、宇治、飞鸟、比睿山等地，游览寺庙、神社或其他名胜古迹，其实就是在与“古典日本”遭遇。在今天，旅游业已成为搬演、操纵、组织、制造也实践“文化”的最大动力。但西日本旅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编织其中。景点的古典之物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古典氛围，常常不分彼此地混融在一起，使我感觉到存在着某种别样的时间氛围，好像漫长的历史仍旧在这里停留一样。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你会在许多时刻和地点，不期而然地遭遇“古典”，但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活于“现代”。这或许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格外别致的“西日本时间”吧。
这种暧昧的时间感受，激起了我一种独特的观看心态，也促使我生出许多游客以外的感想。其实所谓理论兴趣，往往会在有意无意间决定着所能看见的一切，因为无论怎样以为在“当”游客，总是不能真的“当成”一个称职的傻瓜游客，而时时被潜在的理论兴趣引导。不过，真的去游玩的时刻，却也相当投入。一边做游客，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在做游客，有趣的就是这种自反性的心态。这样的游兴，固然有个人情绪状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日本旅游工业布局对游客的引导和规范。在这样的时刻，我才会领会到理论家所说的，“文化”如何总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表演”，而“人”又怎样是一种被编织于文化之网上的“物”。
这些融汇了理论兴趣、个人观感和游记体验的“四不像”文章，我最终决定将它们出版，还有一个非常个人性的考虑：为了纪念我和阳子夫妇的友谊。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文字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关西日本最初的旅游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而且有着盲人面对一头大象不知从何下手的那种踌躇。和神户大学的日本学生团阳子结识之后，她成了我最好的导游和玩伴。我们一边游逛一边闲聊，她使我对日本生出了许多了解的兴致。后来，阳子的丈夫秀树也加入进来，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三人游。许多以我有限的经验和知识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去了解的地方，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得以亲历亲闻。本书收入的这些随笔中，我们的游踪也是记叙内容的一部分。回过头来看，我们三人友谊的发展，似乎构成了这些文字在日本文化观感之外的另一个故事线索，而且这个“故事”对我更有意义。
因此，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