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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如先前所陈，“现代”条件底下，文学不可能置于商品交换关系以外，或者说，它必以“出卖”的样态而存在，纵然是“无产阶级写作”亦无他途。从文学中否认、鄙弃金钱或收入，实际是做不到的。不过，在这方面，由于义理上先期对商品经济取批判立场，造成态度上多年摇摆不定，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眼下，为着证明收入问题的紧要，我们先讲一个反作用力的例子。

一般来论，市场对作家作品价值的确认，与其名望为正比。文名益盛，收益愈好。然确有例外，且难知究竟，让人摸不着头脑。郭沫若就是这样。

“五四”后小说、散文的成就，由周氏兄弟代表，说到新诗，就必推郭氏不可。1919年，他已诗名大振，《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诸名作，都已发表，然而竟未使生活景状有何起色。此时郭尚在日本，并结婚育子，每月以七十二元官费维持。1920年，田汉从东京跑到福冈看他，正逢其次子出生。“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他没有想到假如我有钱，谁会去干那样的事？”

那时出了名的新文人，以我们读到的，都有不错的就职。偏偏郭沫若苦盼而不至。1921年，成仿吾传来消息，告他被荐为泰东书局文学部主任，乃即刻启行回国。连历来“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的妻子安娜，也马上同意“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可见此讯令全家都喜出望外。 然而所谓“邀请”原只是“一场空话”。到底怎么回事，郭沫若说“那时的详情我已不能记忆了”；总之，那个文学部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担任着”，“在仿吾要算是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 约摸两三个礼拜后，成仿吾说在长沙找着了事做，独自去了。郭沫若孤零零留在上海，“更好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逊了” ——他这么哀痛地形容自己。

也真是怪事一桩。当时哪怕刚从中专毕业、做着小学教师的老舍，每月也挣大洋一百五十四块之多，以致只好挥霍到烟、酒、赌上头去。而郭沫若呢？1921年4月至7月，他为泰东书局辛苦编稿、译稿，奔波杂志筹备事，三个月总共只拿到一百四十三块钱，抵不上老舍一个月薪水。他很愤恼地写道：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像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

郭沫若暗中自视才比屈子，“……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别人才不至此，却身显禄厚。这让他生出极大不平，而以“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 一语骂世。这四个字是有出处的，即鲁迅1931年《上海文艺之一瞥》就“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点到郭沫若而说的“我想，也是有些才子+流氓式的” ，时在日本的郭沫若所见乃是转为日文的“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于是有此回敬，说：“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 “大人名士”、“吾们贵国的”即指鲁迅。

提到胡适，当然更是这番口吻：“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若读一读徐志摩日记所载1923年10月12日在上海与胡适、朱经农往访郭居的经过，则对郭氏何以有此块垒更易了然：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敝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适之虽勉寻话端发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

实际，比徐志摩所见更糟。那阵子在上海，郭沫若与其鲁迅所斥的创造社“流氓痞棍”伙伴，竟至于挨饿。他好几次提到首阳山。有一天成仿吾、郁达夫和他“聚集在民厚南里”，“谈笑”中“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 某晚，他和郁达夫携手在四马路酒馆买醉，“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 1924年8月9日致成仿吾信亦有句：“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像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了。” 还曾作诗自况：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自释：“阮嗣宗，刘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对日抚琴的嵇康是在二楼的一室里弹着钢琴的陶晶孙……他那一东二冬的琴声正在伴奏着我的饥肠的跳舞。” 至于那“铜”字，自然是指钱。缺钱，让他品尝着“贱”的滋味。

他对这社会，已爱不起来；对人生，则鼓满了敌意。就在和郁达夫买醉的那晚，“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像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像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

1920年，仍能醉心庄、陶、王传统的郭沫若，还在诗里吟道：

我爱我国的庄子，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作者原注：Pantheism即泛神论），
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等到1925年，《到宜兴去》则宣布：“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 怎么“变”，“变”成什么？解释在此：“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这种转变，文学史上每深沉地表作“世界观的转变”。我们虽不易以新说，但觉得应该加上旁注：是在好几年碰壁、破灭、蒙羞，愤然觉着“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之后。

庄、陶、王被马、列“挤掉”，这有如天堑的跨越，并非“常青指路、琼花参军”那么浅显易解。反复索秘，隐机或在“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一语。不能说郭氏之爱庄子有伪，他于千流百派，独醉心这一派，应非偶然，而有性情上的根由；问题是他已处在“现代”，庄、陶、王话语毫无支撑，真如毛泽东所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现代文人做不了庄陶，不在于性情，而在“靠打草鞋吃饭”已变成了“靠文学吃饭”。文学职业化或以文学为职业，是庄陶从来不知的事情。“长吟掩柴门，聊为垄亩民” ，根本已成过去。 /fvCFtw6dilZ1XnJf5DXB4x/GCujAsicxTrbBQ0MsVjpigfd0weCtl/iyQYtWi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