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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左联，这由中共所建并领导的文学组织，在当时领全国文艺之风骚的上海，势力恐不止半壁江山，依胡风所言：“较大的刊物，几乎都是和左翼有联系，甚至有左联的人做后台。”
虽然出过“左联五烈士”那样可怕的事件，但那并非因文罹祸，而是左倾路线将盟员驱于街头政治所致。前期的左联，不但不欣赏，甚而反对其成员从事文学，对于自己使命或功用的理解，尽在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鼓动罢工、组织游行暴动直至制造“血光的五一”等一类事务。这于茅盾、夏衍、冯雪峰等人回忆，历历可见。茅盾说他从不参加这些活动，“只是埋头搞自己的创作，或者什么也不做”；鲁迅也从不参加，“我还是写我的东西”；还有郁达夫。
这几人除地位有些特殊，还都没有党员的身份，故虽超然其外，亦无可如何。另一个抵制者，却受到严厉对待，他便是蒋光慈。蒋是1922年的老党员，他在左联起初也参加一些活动，继而抵触，显露消极态度。蒋与钱杏邨有一处同租的房子，1930年秋，接到通知，左联要来此开会，蒋即抱怨：“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而得到的答复是：“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
蒋遂提交《退党书》。中共中央并不接受他的退党，而于10月20日做出将其开除党籍的决定。
这样的抵触，恐怕与职业作家角色有很大关系，而不仅仅出于不赞成左联路线。当时左联心思实不在文学，只是假文学之名将一些人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不少盟员谈不上是作家，甚至从未尝试过写作，周扬夫人苏灵扬一篇回忆文章便以《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为题。而已成为职业作家并取得相当成功者，在左联没完没了的街头政治面前，不能不感觉时间精力的巨大牵扯和耗损。胡风暗讽茅盾入左联出于谋取“左翼的头面作家地位”之私心，说别人在斗争而他却“和工商业界的亲友交际交际，听些商界和帮会头目的故事，收集做小说的材料，既舒服又保险上算”，
实则也并不错。比如“上算”这一点，职业作家习惯了以写作为生、以稿费版税自奉和养家的生活方式，很难将它割舍，其意识与尚未取得此种生涯者自有根本不同（后者一旦获得，亦应无例外）。对此，茅盾自己并不否认，坦认在左联政策面前，自己就是“十足成了一个‘保持作家的旧社会关系’消极怠工者和‘作品主义者”。
茅盾还不算最典型，当时作为职业作家，蒋光慈比他更加成功。说来难以置信，这位以无产阶级文学为鲜明特色的作家，在资本主义上海却竟然以这种作品大红大紫、称富文坛，此适可与鲁迅迟至1931年底仍获教育部“补助”相参佐。其小说《少年漂泊者》“出到十五版”
；《冲出云围的月亮》“曾创造文学出版界的奇迹：它在1930年1月出版后当年的八个月中，就共再版八次”
；余如《野祭》、《菊芬》都再版多次；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虽曾未通过当局审查，换了书名《田野的风》后，仍顺利由上海湖风书店出版
（似乎当局的审查仅对“咆哮”字眼感到不快）。蒋的成就和收入，显示左翼写作在上海不仅可以存在，甚至是文化与思想的时尚，这恰也是他为何不忍放弃写作去搞什么街头政治的实际原因；其实后来（即夏衍所称1932年后的“左联成熟期”
）左联其他成员也渐知个中滋味，在文学、电影、戏剧创作上“四面出击”。蒋光慈不幸先行一步，而竟遭开除党籍。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称他“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家”，说他对《丽莎的哀怨》不听劝告“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又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