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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老舍，再讲鲁迅。这是另一个故事，与老舍截然不同。鲁迅1927年10月移居上海，1936年10月在此逝世。这最后的上海时期，鲁迅脱离公职，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没有工资收入，完全以职业作家或自由写作者身份度过。
此前，从1912年到1927年4月，鲁迅一直在政府和大学任职，而俸酬极高。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起初月薪二百二十元，后至三百元。在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处任教兼职，亦为一笔收入。另外，还有稿费。其弟周建人忆此，称：“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
当时，对鲁迅恭执弟子礼的许钦文在某杂志谋得一职，“十八块钱一个月，在我，比六块、八块一月的稿费多了近一倍多，而且是固定的，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肠写不出而恐慌的时候。”
可为鲁迅收入水准的参考。同文说到，鲁迅与周作人分家后购阜成门内西三条屋基（即今鲁迅故居），花费四百元；此大约仅相当其月入。亦可借鉴老舍的情况。1918年师范毕业后，老舍也在教育界供职：“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
十五枚铜子即可吃顿饱饭，当时一元约合一千枚铜子，一百多元即不下十余万枚铜子。所以，老舍已觉自己是“阔佬”，而鲁迅差不多能顶他三个。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月薪高达四百元。翌年一月至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薪水远逊厦大，然每月亦入二百八十元。
公职收入外，还有写作收入。鲁迅是现代文学开山祖，成名早，影响大，而又笔耕不辍，报刊稿费与出书版税皆甚可观。兹借他与北新书局李小峰版税纠纷之一隅，稍稍窥之。1924年北新书局设立后，鲁迅著作多交其出版，但书局对于支付版税做法暧昧，不是不给，亦非全给，鲁迅信中对人说：“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
1928年，矛盾激化；1929年，鲁迅准备打官司起诉要回版税。经调解，8月25日在律师处双方“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28日，“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
事遂得解。日记所载金额，为李小峰当天携来之数，而经核算北新书局应补鲁迅版税为：“北新欠鲁迅的版税，售出与未售出的总算起来，共欠二万，分十一个月摊还。”
此为拖欠未付的部分，过去半给半不给，鲁迅曾得到过一部分。换言之，仅北新书局版税这一项，五年间鲁迅收入至少二万余元。
刚才老舍迈向“职业写家”的犹疑、退缩与艰难，我们犹然在目，转眼面对鲁迅1912年以来的持续高收入，不禁油然想起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著名评价，以及胡风《鲁迅先生》在刻画鲁迅峭拔形象时稍带表达的对茅盾、郑振铎等人的鄙视。
胡风称郑振铎“资本家和文坛重镇”，称茅盾“资本家的代理人”或“资本家帮闲”。主要的意思，是讽郑、茅等人同势利现实苟且甚至合污。比如茅盾，胡风尖锐批评他自私，左联行政书记只肯做半年，一俟“整个左翼战线都知道他是左联的人了；现在又出版了《子夜》，左翼文学中唯一的长篇；他是左翼的头面作家地位好像已经确定了”，便“坚决地辞去书记不干了”。
鲁迅毫无奴颜和媚骨，旁人对现实却多少有些眉目低回，内中诚有个性之根由、品质之不同，或思想境界的高低、立场的明暗等等原因。然而，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设若如老舍那样，“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大抵很难有足够底气，来傲视所有的奴颜与媚骨。
《鲁迅先生》讲，鲁迅逝世前已物色好新居，只差搬家：
托我在法租界比较僻静处找房子。找了两天找到一处，巷子幽静，是两层楼的小洋房，当中有一个小花园，两边是两层大厢房，共四大间，还有几个配间房子……租金每月百元多一点。他不同意租，说不能每月为房租发愁。又找了一处，只记得楼上是一间长大的统间，楼下当然也是，比前一处要差多了，但也勉强够住，租金八十来元。
最后定下来租八十来元者。这处房子，胡风未加具体描述，然字里行间显示，也是独栋洋房，唯房屋构造不及百元者舒适便用。看房大约在1936年10月15日，不幸，鲁迅19日逝世，迁居事遂罢。
在此备注一点资料：当时上海工人工资收入一般每月在十四五元，“若另有妇女小数点孩帮佣做工，其所得亦不过二十元，而其能用于房金者，至多不能超过六分之一，即三元余；实则大多数之劳动家庭，其每月有所付房租仅二元者，最下者，且不足一元。”
无独有偶，茅盾由日回沪，也有租房的经历。《我走过的道路》述之：“我们的条件是：在租界而又不是闹市区，房间够用，房租要低。这后两个条件比较难于统一。”“我们终于找到了房子，在公共租界静安寺的东面，现在记不起是什么路、什么里了。房子是新盖的（有一片楼房），倒还宽敞，和景云里一样，有个假三层（假三层，谓此三楼极低矮也）。”亦为独栋小楼，茅盾未言租金具体数额，但从位置与房屋品质均较胡风替鲁迅初寻之法租界花园洋房为逊，且系新建来看，会相应的低。“但是，这个新居只住了两个月，我们又第二次搬家，因为房租太贵。为此，母亲决定回乌镇去，以便减少住房面积，节省开支。第二次搬家我们租的不再是一栋房而是一层房了。我们搬到了愚园路口应云里的一家石库门内的三楼厢房，这三楼厢房带一间过街楼，共有三间房。楼下住着二房东……”
环境、地点及房子自身，条件全面下降，反映了茅盾当时的经济状况。这里，同样备注一点资料：“兼因普通房租昂贵，劳工负担无力，故一幢平房或二层之楼屋，往往有数家合住，麇集一处。”
茅盾第二次择迁之处，自然不属此般光景，然亦究属与人“合住”。这样的经历，鲁迅是没有过的。
由此可知，即在鲁迅、茅盾之间，从物质方面所感觉的生存压力亦有所差，更遑言分量远为不如的作家。当然，鲁迅在百元、八十元洋房之间，也想省去二十元，而弃前者就后者，但他一直以来的收入状况毕竟摆在那儿，以无后顾之忧来形容是不过分的。
而我更感殊异的，乃鲁迅居沪以后，头四年（1927-1931）一笔额外收入。
1927年，国民政府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中设“特约著述员”，“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其第一批，是五个人，这就是吴稚晖、李石曾、马寅初、周豫才、江绍原。都是1927年12月同时聘任的。”
关于“中华民国大学院”的情况，兹径引1980年版《鲁迅全集》之相关注释：
国民党政府直属的最高教育、学术机关。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于南京，院长蔡元培。次年八月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通过废止大学院、设立教育部的提议，十月改称教育部。
因知其为国民政府官署，实即改制前后的中央教育部。
核《鲁迅日记》，1927年12月18日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
泉即钱，“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
，《鲁迅日记》每以“泉”指“钱”。下月31日记“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分薪水。”
3月12日记“收大学院二月分薪水三百。”
4月11日记“晚收大学院三月分薪水泉三百。”
以后逐月有记，数目一定，每月三百，惟发收日期有差。另，1928年11月起，“大学院”名称改“教育部”，“薪水”改记为“编辑费”。如此，记录持续到1931年12月，该月共收两次，2日“下午收十月分编辑费三百”
，31日是“收十一及十二月分编辑费各三百。”
至是而终，以后不复有录。其历来总额，据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的统计：
反动政府所支付的这笔“补助费”共历四年零一个月，共计有一万四千七百元。
这一笔收入，当时完全可称巨款。1980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者，将此事述为“鲁迅应蔡元培之邀，任该院特约著述员”
，欲置其于蔡、鲁私人交情范围以内，此实曲笔回护，大可不必。该款百分之百出于政府预算，与蔡公个人腰包无预，而官方付此钱本未附带条件，曰“听其自由著作”，鲁迅受之何愧之有？故2005年版注释将此句删去，是诚实的。
但另一面，此事确实表现当时在文化与学术上“兼容并包”未废，对于思想乃至政见差别能置不问，对于卓异人才则肯养并且有养。鲁迅得此一万四千七百元之巨款，实际未出任何成果、未做任何贡献；1932年被裁出名单后，鲁迅曾于信中表示：“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
更何况，鲁迅的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姿态上转向左翼，皆当此时，外界并非懵然不知，而大学院（教育部）仍厚养至1931年底之久，锡金文中称“鲁迅用它来购买了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和画册等”，“并且还不断地支助了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的经费”，味此情形，颇令人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