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内容与环节,文学史著至今不论不载。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很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颁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难怪百年来的新文学,诸多问题和境况,都搔不到痒处,或没有触碰。
究竟如何,或许该看实例。我们且从老舍说起。四十岁时,老舍写了这么几句话介绍自己:
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岁,适当1939年。假如他再过十年写这种自我介绍,想来就会另一副样子,因为彼时作家已经习惯高远地谈文学,而1939年还不必,能够讲得朴素、发为生计之谈,至与发财、奖券等“俗物”并提,说其之作小说,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当时自认所写皆属“幽默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家阿城在创作谈中将写作比为“手艺活儿”,人有愕然者,以为亵渎了文学。那时人们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来被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眼中文学庶几近之。
阿城所谓“手艺”,老舍所谓“糊口”,都是从作家的生存角度来讲。这在文学未曾“组织”起来以前,抑或置身“组织”之外的作家那里,会非常现实。
职业化背景下,文学不复能如古代那样,只作为自我抒写而与社会无关。1917年,陈独秀倡文学革命:“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 这实在不是他要排斥这样的文学,而是这样的文学在排斥他。贵族、古典(用典)、山林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文学不必用于世。大多数情形下的古代文学,是士大夫官余之物,为之仅在心性,非为稻粱之谋。何况文学通往社会的途径也根本没有打开,就算你不为自己而写,为社会写作,也毫无需求与市场。而现代的职业化背景下,则颠倒过来,文学已被定义为面向社会的写作。不是不可以只为自己写、只依自己趣味写,但这样的东西,已不受“文学”概念认可,不入其序列以及文学史范围。“现代”的文学,当其动笔之初,就是为别人写、写给别人的,不论作者如何自视不合流俗,他拿起笔来,也总是想到发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广于社会,而非写成后静置匣中。这就是为何现代作家非得是职业的,不能一边做官或种地,一边当作家。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老舍早就有意当职业作家,1929年回国已揣此想,下定决心却用掉好几年。“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 ,“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做职业写家的心意”,“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作那样的愉快。” 1934年,辞齐鲁大学教席,然而退缩回去;1936年,再辞山东大学教席,算是最后迈出这一步。
迟疑的原因,便是假如以写作为业,生计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辞齐大教职后,老舍专门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 于是回到山东,老老实实接受山大聘书。“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又过两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对靠写作吃上饭已有自信,又从山大辞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老舍自然是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通往作家途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对于文学的理想,而是最实际的收入问题。他心中盘旋着这字眼,掂量沉吟,无非缘此。他的例子另一典型处,是当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为了做“职业写家”却两次辞职。我们或许会想,明明不必如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何不可?实则那种状态,不在其间体会不到。老舍固然不喜欢教书,然而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从事文学创作,非得处于职业的意识和姿态,假如游移依违,不全身心沉浸、不真正承受其所有压力,对于创作终归是客串的心态。近年有与老舍相反的,从职业作家改行当大学教授,释放了职业作家的压力,也释放了职业作家的进取心。
老舍的坚决转型,把自己压迫出来一部《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地做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这让人感到,对这部现代小说经典作,倘单纯给予“文学的评价与欣赏”,至少从老舍个人体验来说,有失苍白与轻巧。它关乎作者生计,关乎他会不会“完全放弃了写作”,从而在日后留下来的是大学教授舒庆春、舒舍予,而不是“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的职业作家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