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2012年10月号(上),有诺奖得主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此言非虚。有关莫言童年饥饿经历,可读《吃相凶恶》和《吃的屈辱》。两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饱腹给心理投下的永久阴影。
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的关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为入口,不单可了解他的生命体验,即对其作品里的内容、人格乃至语言特色,都不失为解读的钥匙。本文非莫言专论,故不就此展开,而只借为由头,去作一项文学史的考察。
在他对记者的表白中,有几个字不容错过,亦即“写书有稿费”。这状若无奇的一语,却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诗文不曾给陶渊明换来半文钱,他辞官后养活自己,得靠亲自种地。李白斗酒诗百篇,柳永“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这背后,都没有稿费的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以今视之,仿佛是为文学史“义务劳动”。古人著文,非但无人付钱,相反所出每一本书全得自掏腰包。钱谦益虽为一时泰斗,其《初学集》却由弟子瞿式耜偕众同门集资为老师刻成,对此钱谦益已是心满意足,并不抱怨出书居然没有收入。
“润笔”固然早就有,但若以为那便是古代的稿费,颇属误会。“润笔”本义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对名头的购买,换回墓志铭、序、传之类,借作者声誉光自家门楣,其获酬理由,与如今广告费、代言费无贰。所以从来就有的“润笔”,并未在古代造就过职业作家。
文学可以买卖,抑或社会商品中出现“文学”这一新品种,普遍来说是现代才有的事。当然,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但只限稗乘野史等类,主流的诗文不在此列。到了现代,文学则每寸空间都完全被商品交换所把持。实际上,与收入无关的文学根本绝迹。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操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虽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费、版税,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建国后体制下“专业作家”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资和住房、医疗等福利,就是变换了形式或广义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