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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
我是命中注定做教书匠的！自从二十岁那一年，由我那僻处湘赣交界的故乡（万载株潭）糊里糊涂的跑了出来，当初做着一名小学教师，渐渐升教中学，以至大学，整整二十二年，除了寒暑假之外，是不曾离开过教书生活的。国府还都的那年春季，我还在上海，担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光华大学等处的教席。那时我的肠胃病害的不能起床，为着汪先生的特殊知遇，勉强扶病到了南京。中间隔了四五个月，不曾拈着粉笔，便有些“皇皇然若有所失”，好像老于兵间的宿将，骤然离开了那队伍，便有些不很自在似的。
说来惭愧！我虽然教书二十多年，好像小学生升学似的，一步一步的由小学升上去，忝做大学教授，不知不觉间也就十五年了！然而每一次学校里叫我填起履历来，我总是把出身一栏空着的。有许多朋友，看见我在学术界的交游方面大多数是北大出身，或者是北大的老教授，如张孟劬、吴瞿安诸先生之类，硬派我做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在国府还都的那年，有一次，汪先生约我去吃饭，同席的有一位原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做教务长的王厦材先生，汪先生给我介绍，说王先生对他讲，和我是北大老同学，所以特地约到一块儿来谈谈。我当时怪难为情的，又不敢冒充，只得低声的向汪先生解释，大约是因为我有三个哥哥，叫做沐光、沐棠、沐仁的，都曾肄业北大，时间过得长远了，厦材先生或者记错了吧！区区原来自十四岁在故乡龙氏私立集义高等小学校毕业之后，就不曾升过学的！
我现在还时常感觉到，我的吃饭本领，那根基还是在那十三四岁时候打定的，而我的教书匠生涯，也就同时开始了！我的父亲，是贫苦出身的。中了光绪庚寅科的进士，和文芸阁、蔡孑民、董绶金诸先生同榜，后来做了二三十年的州县官，一直是清风两袖。现在虽然事隔四十余年之久，而我在外面偶然遇着桐城人士，不拘老少，谈起来，差不多没有不知道“龙青天”的。我父亲自从辛亥革命那年退居乡里，除了奉养我的八十多岁的老祖母外，就在离家二三里地的一座龙氏宗祠里，创办了那一所集义小学，所收的学生，大都是族人子弟，而我和我的几个堂兄弟，也就做了那学校里的基本队伍。那时同学也有四五十个，除了另请一位教英算的先生外，其余国文和历史等，都是由我父亲教的。他老人家是最服膺孔老夫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两句名言的。他教学生，相当的严厉。每天叫学生们手钞古文，以及《史记》列传、顾氏《方舆纪要》总序、《文选》、《杜诗》之类，每个学生都整整的钞了几厚本，钞了便读，读了要背，直到颠来倒去，没有不能成诵的，方才罢手。一方面又叫学生们点读《通鉴》，每天下午，大家围坐起来，我父亲逐一发问，有点错句子，或解释不对的，立即加以纠正。一个星期之内，定要做两次文章。学生们做好之后，交给我父亲，详加批改，再叫学生站到案旁，当面解释一遍，又要学生拿去另誊清本，交出重阅。单说我个人，经过这一番严格训练，一年之后，便可洋洋洒洒的，提起笔来，写上一篇一两千字的很流畅的议论文。到了高小毕业，就学会了做骈文诗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叫同学们做一篇《苏武牧羊赋》，以“海上看羊十九年”为韵。我居然做了一篇仿佛“六朝唐赋”体格六七百字的东西，现在还记得“发馀几何，齿落八九”那么两个警句。后来我在各级学校里，混了二十几年，虽然因为经验关系，或从时髦人物得了些新的教授方法。可是要求国文的进步，还是免不得这句“熟则生巧”的老话，心手相应，意到笔随，我父亲当年教我的法门，总是终身吃着不尽的呢！
我生来就有一种自尊心，而且勇于负责的。自从五岁丧母之后，就跟着父亲。尤其在十岁那年，父亲弃官归里，从事小学教育之后，更是朝夕不离。我父亲对儿子，是有些溺爱的，常爱向亲戚朋友夸奖我，说我的诗文做得好，素来不骂我，打是更谈不上的了。我却并不因为父亲的溺爱，便放肆或偷懒起来，反而加倍努力，比人家进步得特别快些。有时候，我父亲因为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够到学校里来，我便招集同学们，团坐在一块，温起书来，背的背，讲的讲，俨然代表执行着我父亲的职务。后来我父亲索性叫我帮着改文，事实上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俨然做起助教来了。
我在高小毕业之后，便抱着一种雄心，想不经过中学和大学预科的阶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国文系去。那时我有一个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国文系肄业，一个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业。他们两个，都和北大那时最有权威的教授黄季刚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总是把黄先生编的讲义，如《文字学》、《广韵学》、《文心雕龙札记》之类，带给我看。我最初治学的门径，间接是从北大国文系得来，这是无庸否认的。我那堂兄还把我的文章带给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奖诱的好评，寄还给我，并且答应帮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后来我在十七岁的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一命呜呼。我另有一个堂兄名叫沐仁的，就靠黄先生的介绍，不曾经过预科的阶段，直接进了北大国文系。等我病体回复健康，黄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挤，脱离他往了。我的父亲因为供给三个子侄的学费和几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积年薪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消这升学北大的念头，努力在家自修，梦想做一个高尚的“名士”。到了将近二十岁的时候，我的胞兄沐棠，在北京教育部死了！我也结婚多年了——我的家乡是喜欢替儿女早完婚嫁的，我也不能例外——觉着躲在乡间，不是道理，而那时的国立大学，渐渐对于审查资格，严格起来，“只看衣衫不看人”，也只好随他去了。后来终于得了父亲的允许，勉强凑了些费用，由堂兄沐光的介绍，到了武昌，拜在黄先生的门下，学些音韵学。那时黄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称武昌师范大学，再改武汉大学）教书，我也偶然跟着他去旁听，一方面教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叫念田的读《论语》。黄先生除声韵文字之学致力最深外，对于做诗填词，也是喜欢的。他替我特地评点过一本《梦窗四稿》。我后来到上海，得着朱彊村先生的鼓励，专从词的一方面努力，这动机还是由黄先生触发的。我在黄先生家里，住了不到半年，一面做学生，一面做先生，也颇觉着称心如意。我还记得，我在过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正是暮春天气。悄悄的一个人，跑到黄鹤楼上，泡了一壶清茶，望着黄流滚滚的长江，隔着人烟稠密的汉阳汉口，风帆如织，烟树低迷，不觉胸襟为之开展，慨然有澄清之志。照了一张纪念相，做了几首歪诗，现在早已不知散在那里去了！过了不久，不幸王占元的部下，在武昌闹起兵变来，我跟着黄先生和高师的同学们，逃奔到城外的长春观，再转到汉口。这次兵变平息，恰好我家仅余的些少资本，做点夏布生意，又被驻到汉口的经理人耗蚀完了！那时恰值暑假，黄先生带着我到苏扬各地，玩了一番，我就卷了铺盖，挟着几本用过苦功的书籍，回到家乡吃老米饭去。
民国十一年的春季，我的妻闹着要回九江娘家去。那时她已养了一男一女，住在乡间有些厌烦了。她的父亲陈古渔先生，是前清最末一科的进士，和我的父亲一同在湖北做知县。这门亲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说合的。我在旧历的新年，带着妻儿到了九江，住了不久，就向我岳父借了五十圆的旅费，溜到上海，正式开始我那“糊口四方”的生活了！我的父亲虽然做了几十年的清官，也曾被两湖总督张文襄公派到日本去考察过，一时名辈，如吴挚甫（汝纶）、赵巳山（尔巽）诸先生，都很赞许。可是他老人家生性骨鲠，素来不喜应酬。尤其在归隐以后，十几年来，差不多与世相遗了。所以我跑到上海，找不着一个和我父亲有关系而在社会上有些声望的人物来。赤手空拳的，一个初出茅庐的乡下人，混进这个五方杂处的洋场里去，真有“前路茫茫，望洋兴叹”之感，那里还会有我这乡下佬托身之地呢？我寄住在法租界一家同乡开设的夏布庄的一间阁楼里，仅得一榻之地，一线之光，偶然想起陶渊明先生“审容膝之易安”的句子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汗流浃背”。幸亏那夏布庄主任柳馀甫先生，和我家有些瓜葛，而且在同乡的商人里面，是最喜欢帮助斯文人的。我得着他的照顾，吃饭还没有问题，可是我素来是不惯“素食”的，——这是《诗经》里面所说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的素食，不是素菜馆如功德林、觉园等所办的素食。——到底怎样去谋职业呢？我开始向报馆去投稿，做了一首讽刺时事的七言古体诗，侥幸的被新闻报副刊主笔看上眼了，把它登了出来。过了些时，我的新认识的一位漂流在外的同乡朋友柯一岑先生（他也是改名换姓，糊里糊涂溜到上海滩上来的，等到出了头之后，才恢复本姓叫郭一岑）正在《时事新报馆》，主编《学灯》，和上海方面的文化教育界有些交谊，就把我介绍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的一家神州女学里去教书。我教的是高小最高年级的两班国文，满堂的“吴侬软语”的女孩子，看学校里请了这样一位身穿蓝布长衫——我这蓝布长衫，直到现在，还是喜欢穿的。后来惹出了许多有趣味的故事，待我慢慢的再讲。阅者如不相信，请到我的寓所，参观十年前徐悲鸿先生替我画的受砚图，和最近方君璧女士替我画的彊村授砚图，就可恍然我是“说老实话”的人了——头发长得很长，不修边幅，而带着几分土气息的国文先生来，就有些“窃窃私语”，这个我是心里明白的。那时的待遇，是月薪大洋二十八圆，每天由学校里供一顿中饭，因为上下午都有课的。我天天都是破晓起身，吃了几根油条，就在夏布庄走到外摆渡桥，趁三等电车到神州女学去，勉强维持了一个多月。终于学生们向当局提出抗议来了，说是龙先生的学问，虽然不错，可是我们大家听不懂他的话。——其实这一层，我倒是托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虽然不能操着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门来，我的普通话就说的相当好，人家猜不着我是“江西老表”呢。——教务主任谢六逸先生，弄得没有办法，我也只好知难而退，让给谢主任自己去兼了。说起这个女学，是由张默君女士创办的，她虽然担任着校长，我可不曾见过她一面。后来她和考试院副院长邵冀如先生结了婚，她自己仿佛也在做着立法委员，在南京玄武门内建筑了一座“美轮美奂”，富丽如宫殿的“梦笔生花馆”。区区侥幸在上海做了几年大学教授，春假到南京去拜访她，承蒙她们贤伉俪殷勤招待，叨扰了几次盛筵，我笑着对邵夫人——这是用司马迁作《史记》的笔法，这称呼是应该如此的——说：“张校长！我是你十年前的旧属呢！”
一岑看见我又失了业，说我不是教小学的材料，因为上海滩上的小学生，大多数是操吴语或粤语的。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高级商业学校的校长×××博士。×博士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可是那学校早就名符其实的有些商业化，对于聘请教员，是要看货色的。他向介绍人要求叫我写一封很长的信，把我教国文的方法和主张说出来给他做参考。我也心里明白，这明明是考试先生，便有些不耐烦，可是回头一想，西楚霸王兵败乌江，“尚何面目以见江东父老”的话，与其回到故乡，受邻里戚党的暗嘲热讽，倒不如硬着头皮在外边乱撞，偶然丢一两回丑，也算不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古人说：“富贵归故乡。”读者诸君，须要切记。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样冒冒失失跑到外地谋生活的人，倘是不能够扬眉吐气的话，那你宁肯饿死在马路上，千万不要回到本乡本土去，受人家的奚落。我们乡里有句俗话，叫做“近处菩萨远处灵”，我就抓住这句名言，做我立身处世的唯一方针呢！我那时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信口开河的胡诌出一大篇道理来，寄给那位博士校长，侥幸他认为合格了。可是要等到暑假招生之后，看看是不是“生意兴隆”，才来招聘我去担任些钟点。这我可忍耐不住，想起黔娄不食“嗟来之食”，我家里还有老米饭，那个高兴来弄这种“生意经”呢？我就拂衣而去，一溜烟的又离开这个滑头社会，溯江西上了！
路过九江，上了岸，到岳家去，看了一看我的儿女，在江边的客栈里住了一宵，第二天又搭轮船到了汉口。立即过江到武昌黄土坡，去看黄先生。黄先生的脾气，我想大家都晓得的，却是对我这个受业不到四个月的门生，特别的好。他知道我的家境中落了，在上海又“铩羽而归”，正陷在“进退维谷”的境地，登时叫他的侄儿叫耀先哥的（他名叫黄焯，后来在中央大学，做了十多年的助教，听说现在在四川国立某大学做教授，已经好多年了）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家里去住，说不定要替我设法，找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果然不到几天，那私立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先生，就送了一封聘书来。那聘书上载明教授附中的国文，月薪四十八吊。我因为黄先生的好意，而且我的教书经历，总算升格了，所以我也不去计较待遇的厚薄，就把聘书收下来了。到了秋季开学，我为着上课的便利，搬到一家公寓里住着，但离学校还是相当的远。我每天清早，走到附近的小店，坐到长板凳上，买了几根油条（那时候的大饼油条，是便宜不过的，拉黄包车的，拿了几十文钱，要吃它一个饱。却不料二十年之后，一个国立大学教授，兼着简任一级的官员，每天早上要多吃几根油条，连着儿女一道吃，就非大大的加以节制不可，唉！），和一大碗滚开水，解决了肚子里的饥饿，挟着那讨饭袋——教授皮包——翻过蛇山，走到那个学校里上课去。那间教室，大概是向什么古庙里借来的，装着几扇木槅纸糊的门窗，地面一高一低的。那临时用几条木板拼搭起来的讲台，我踏上去几乎跌了个倒栽葱，引得哄堂大笑。可是你倒不要藐视了这一班学生老爷们，他们虽不像上海那批小姐们的摩登，可是一样的会向新来的先生捣乱，照例的说听不懂我的话。那我可有些冒火了，我当时毫不客气的“赫然震怒”，把这批学生当面教训了一番。我说：“我从小就生长在你们湖北的，我也会讲湖北话。难道你这批湖北人，都学了洋话，连本省的话都听不惯了吗？”刁顽的学生，只有严厉的对付他们，才会俯首帖耳来听呼唤的。果然被我骂得一声不响了。我忿忿的出了教室，跑回公寓里，把那劳什子的聘书，叫人退回学校里去，一面向黄先生道谢，说是我不适宜于教书的，这回决定回到老家，“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去了。结果陈校长屈尊跑到我的寓所来，并且带着两名学生代表，向我赔罪，我才息了怒，答应着继续教他们的书。武汉的天气，是比较冷的。我住在那家公寓里，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屋子，地板和窗子都是破烂不堪的。隔着板壁的芳邻，据说大半是些丘九老爷，白天他们到学校上课去，倒还觉得静悄悄的。一到了上灯时分，可就“胡笳互动，牧马悲鸣”似的，胡琴马将的声音，杂然并作，一直闹到深更半夜，我倒佩服他们的精神真不错呢！那是“穷秋九月”的季节，瑟瑟的酸风，从破纸窗子不断的侵袭进来，我的身体素来是单薄的，就有些抵挡不住。我可相信精神是能够克服一切的。闹的尽管他闹，吹的尽管他吹，我对着一盏煤油灯，踏着窸窣作声的地板，用那蝇头般的小字，批校我那部石印本的《昭明文选》（这部书我是常常携在身边，作为第一年正式教书的纪念品），有时也会拍着破桌子，哼些诗词，恰和老杜的“青灯无语伴微吟”，仿佛有了相同之感。这生活过了三个多月，就到寒假了。我因为我的妻儿，在娘家过年，有些不便——九江的乡俗，是不准出嫁了的女儿在家过年的，女婿和外甥是更不销说的了——就把他们接回老家去。我在外面混了一年，受了许多的挫折，也就有些心灰意懒，我的父亲也曾叫我暂在家里住下，犯不着这般的做，横着家里老米饭还有得吃呢！我打定了主意，就写信给黄先生，把中华附中的教席，婉辞推却了。
事有凑巧，我回家不到几天，忽然接着上海转来的电报，说有一位朋友张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也就是当时所谓黄门四大金刚之一。他和我堂兄沐光，是同班的，而我这时和他还未相识，不过由他的亲戚金怀秋先生介绍过，他就把我记在心里。后来我做了暨南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才把他拉来教文字音韵学，共事了几个月，又遇着“一·二八”事变，损失了不少的书籍，他还是回到浙江教中学去。他是一位淡于名利的学者，屡次有朋友招他到大学里教书，他总是推托着不肯远行。直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他才从间道避到上海租界内来，和我们几位朋友，合办太炎文学院，可是不久他就病死了！身后萧条，我愧不能多所济助，有负死友，念之痛心！）要我到厦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去，代他的课。月薪是九十五圆——照周佛海先生的话，合起现在的法币来，应该在万元以上呢！——教的是旧制中学的最高年级。我毫不踟蹰的，又动了远游之念了。登时回了一个电报，答应下来。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辞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风雪，独自一个人坐着山轿，走了两天，到萍乡搭火车，转到武昌，顺流东下，经过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绍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厦门去。一路举目无亲，加上厦门话的难懂，一登了岸，便有些异样的感觉。可是既然路远迢迢，冒冒失失的走了出来，只得鼓起勇气乱撞，好容易由旅馆里的茶房，送上开往集美的帆船，在海港里走了三四十里，到了集美村，找着一位体育教员孙移新先生（是馥哉介绍的）替我叫校工把行李搬到校舍里去。我这生长在山乡里的人，一旦住在这一所三面临水的高楼里，看那潮生潮落，朝夕变幻的海滨风景，倒也心胸开拓，忘却了那异乡孤寄的闲愁呢。
我虽然上年在上海和武昌教过书，得了些少的经验和教训，可是来到这陌生的学校，教的又是最高年级，总免不了有些“战战兢兢”起来。好在那一班的学生，对馥哉是极端崇拜的，所以对他介绍来代课的人，也就渐近自然了。李主任爱喝一点白酒，办事非常的认真，而对同事们倒是极诚恳的。他有时候带点酒意，跑到我的房间里来闲谭，把我改的作文，抽出来瞧了几本。他才老实不客气的对我说：“馥哉到底是个负责的朋友，不会随便拆烂污的。我看了你改的作文，我才相信你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物呢！”我受了他这番鼓励，真是感愧交集。后来学校里比较有真实学问的蔡斗垣、施可愚、姜子润诸先生，和叶采真校长，都对我另眼相看，学生们都对我敬礼有加，这位李致美先生，我还要推他做一个最先识货的人物，我至今还存着“知音之感”，想探访他的踪迹呢！
集美是闽南一个设备最完美的中学！校舍建筑在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上，有一二十座堂皇富丽的洋楼，绵延十数里的校基，分设着中学、男师范、女师范、水产科、小学部。学生数千人，大都是南洋华侨子弟，或闽南各县的土著，可是个个都会讲国语，没有人再说听不懂我的话了。华侨的性子，是非常爽直的。导之有方，比任何地方的学生都好教。我一直在那里教了四年半，从第四组教到第十七组，有的年纪比我大上十来岁，也有的十二三岁的孩子，非常活泼天真的。所有华侨的子弟，尤其对我好，好像家人父子般的。他们都说：“他们的父兄，叫他们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来读书，是希望特别注重国文，知道些祖国的礼俗文化。”他们的好处是伉爽忠实，坏处却带了几分马来土人的犷悍，三句说得不投机，真个会“拔刀相向”。我常常想，从事华侨教育的人，应该这样去领导他们，发扬滋长他们的善根，化除他们的犷悍之气，把我们的优良文化，和民族思想，身体力行的，灌输到这班华侨子弟的脑子里。等他们回到南洋，把这种子，散布开去，不怕我们的大中华民族，不会“无远弗届”，替代了撒克逊民族，把国旗飘扬到整个地球上去！我梦想着把这个理想实现，自从到集美教书，以至跳到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经过十二三年的长时间，都和华侨教育发生极密切的关系，我这梦想，一点不曾打断过。可惜历来主办华侨教育的人们，没有远大的眼光，只把“华侨教育”这四个大字，装着幌子，（陈嘉庚先生，却是一位实心实地要办好华侨教育的人，他把他那经营橡皮业赚来的钱，独力创办了这集美和厦门大学那么规模壮伟的两所学校。可惜托付不很得人，他的事业，也就跟着他的商业，渐渐消沉下去了！）把华侨子弟看做“天之骄子”，当他们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般，把他们娇养起来，不特不注意给他们沐浴些宗邦教化，而且一味的放纵他们，笼络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他们那犷悍的习性，弄得国内学生对他们当作“化外”，避之如恐不及！这个我可毫不客气的放胆批评，暨南就是一个好例子。结果华侨父老，就有些不很放心，给他们的子弟回国读书，那还谈得上“华侨教育”的特殊效果呢！这是后来的事，我不觉连类及之，暂且把它放下。我从十二年的春季，老远的跑到集美去代课，后来由代“即真”，从秋季起，学校就正式送了我的聘书，也不追问我的出身如何了。那时正是集美的黄金时代，它的科学馆和图书馆，都在不断的把新出的图书仪器，大量的购进来。若干有志的同事们，得着这优美的环境，又没有外界的引诱，（那地方本来是个荒岛，你若是想要嫖赌吃喝，寻求那不正当的娱乐，只好渡过老远的海峡，跑到厦门去。）所以埋头用功的着实不少，不到几年，都有了相当的著作，被南北各地的大学，礼聘做教授去。我在这里，感觉到学术文化机关，是绝对的应该和政治商业的区域，隔离开来，学校内部，绝对不容许有政治和商业性质的分子渗进去，那才真正的能够造出有真才实学的人物来，作为改造社会、建设新国家的中坚分子。我生平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本来也就是为着想要终身服务于教育界，替一般人做个榜样呢！
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时间，除掉一心一意的教书改文外，（我做专任教员，只教两班国文，每周担任教课十二小时，隔一周作文一次，时间是相当充裕的。）就是跑到图书馆去借书看。我这时感觉着我的常识太缺乏了，就是在国学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样深的造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寻求新的知识，把时人的作品，不拘新旧，以及翻译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等，涉猎了许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学外国语，以致不能直接去读西洋书籍。听到人家说，读东文化比较容易，我就特地买了不少的日本书，请同事黄开绳先生（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后来染了肺病死了！）来教我读。读了两三个月，因为黄先生吐血，不便打扰他做这义务教师，这事就中途而废了，我至今还引为大憾！
我是一个主张硬干、笨干的人。我的任事是这样，我的治学也是这样。我从二十一岁，正式出来做教书先生，直到现在，已是四十二岁的年龄了！在这整整二十一年当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无时无刻不在自己做学生，我忘了我是已过中年的人了！我还记得我在集美的时候，除却诚心诚意的向各种书本上去找指导我的先生外，那时恰好有位诗坛老将陈石遗先生，到厦门大学来做国文系主任。他老先生也是北大的老教授，门墙桃李，遍满寰区。他虽然也过着半世的清苦生涯，但因生性好客，自己会烧几样小菜——他著的家庭食谱，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据说销到几十万册，着实赚了不少的钱呢！——而且特别喜欢奖掖后进。他认为得意的门生，常常会留着吃饭的，仿佛苏东坡先生的“碧云龙”茶，特为某几位门人而设。那时我在集美教过的学生邱立等，已经升入厦大，从他老先生去受业了。我反而由学生的介绍，拿点诗给他老先生看，他说我的绝句很近杨诚斋。我很惭愧，自己是江西人，那时连诚斋的集子都还不曾读过！宋人的绝句诗，我只是喜欢读王荆公的。我听了他老先生的话，赶紧向图书馆借了一部《宋诗钞》来，打开其中的《诚斋集钞》一看，才知道诚斋也是学王荆公的。我这才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错，也就备了些贽仪，向他碰了头，拜在他的门下。从这以后，我常常渡海到厦大去，向石遗先生领教——他给我论诗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沪南游岭表，在海舶中遗失了！——并且常是叨扰他自己做给自己吃的几碟小菜。夜间就住在邱同学的床上。原来邱同学比我大上七八岁，文字学是造诣颇深的，我早把他当做“畏友”。他总是让床给我睡，而且常常陪我去逛南普陀，以及厦门附近一带的名胜地，情谊和兄弟一般的。自从我离开集美，还是不断的通信。有几次，我想找他到上海来教大学，都因受了阻碍，不曾实现。现在隔绝十余年，不晓他漂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对学生是诚恳的，所以历遭患难，得力于学生们的帮助，也着实不少，只是有心无力，不能够多多的提拔他们，午夜思之，还感着“惭惶无地”呢！
集美的风景，我认为是最适宜于教学的！藏修游息，都是一个最好的所在。只是气候比较差些，我的老胃病，就是在那时患起，一直害到现在。我那时感着不舒服，常是带着学生，到海边去闲游。那地方是不适宜于种柳的，却有许多大榕树和常绿的相思树。我常是坐在那绿荫之下，欣赏那青山绿水间，风帆叶叶、白浪滔滔的壮美风景。有时独自一个人，跑到鳌头宫的大石上去听潮音，澎湃铿锵，如闻天乐。我现在在晨光熹微中，执笔追忆，写到这里，对着案上那张独踞磐石、背临大海、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慨的照片，还不禁“悠然神往”呢！
在集美四年半的当中，我曾回到老家两次。一次是十二年的暑假，我冒着炎蒸天气，老远的归到故乡，喜的老亲无恙，而我所深爱的最初一个女儿小名芙芬的，因为出麻疹死了！我的大儿子聪彝，也正患着同样的病。但为职任心所驱使，匆匆的离开家庭，回到厦门去。这年秋天我的大儿子也死了，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老父怕我伤心，直把我瞒到第二年的暑假，重返故乡，方才知道。就在这十三年的秋季，带着我的妻，和我的女儿顺宜，一同到集美去了！我这女儿的名字，是公公取的。果然从这以后，一切都比较顺手了。一直在集美乡下住着，除我个人到过两次福州，去看石遗先生，和逛鼓山外，不曾离开厦门一步。十七年的暑假，我因石遗先生的介绍，接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聘书，才带着我的妻和两个女儿（一个叫美宜，是在集美生的）、一个儿子（厦材）、七八口书箱，辞别了这海山雄秀的厦门，乘桴北返。所有在厦大和集美的学生，都来结队欢送，并且留下许多纪念照片，表示依依惜别的样子，我也不禁为之黯然！
我是不爱出风头和应酬巴结的，所以留在闽南这长远的时间，对于当地士绅和各方面，都少交往。那时鲁迅先生和傅筑隐、沈兼士、顾颉刚、罗辛田、郝昺蘅诸先生，都在厦大教书。我虽然都曾晤谈过，但是除罗郝两位比较亲密外，其余的不过认识认识而已！我因为受黄季刚先生的影响，也不敢轻易著书。所以在这四年半当中，除了编过一本文学史，作为讲义，又在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做了一首一百韵的长诗，表示追悼，颇引起闽南人士的注意外，就不曾在任何刊物发表过文章，这也就可看出了我的笨相吧！
我那年暑假，回到上海，先把家眷送往九江，再返故乡看我的老父。在家里住了不到一礼拜，因为赤炎渐张，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势，我就悄悄的溜到九江，和我的岳丈及妻儿等，上庐山住了将近一个月光景。游览了海会、栖贤、秀峰、青玉峡、玉渊、三叠泉诸名胜，作了十几首纪游诗和一卷游记，颇为义宁陈散原先生所激赏，后来发表在暨大的刊物上面。
和风乍起，我孑然一身的回到那尘杂不堪的洋场上来！我是恶烦嚣而喜幽寂的，幸亏暨大设在离上海市十余里的真茹乡间，我以为一个人总是可以住在校内的。所以征尘初洗，便自跑到学校去，准备把行李迁入。不料那事务先生，毅然决然的拒绝了，说什么你是新来的讲师，是没有住校的权利的。那十足的官僚气，我就有些看不顺眼，但也只得废然而退，别想栖身之所。找了很久的时间，才在北火车站附近，找着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重把我的家眷接来。我当初教的是大学一年级的两班基本国文，时间是排在每天早上的第一节。那时上海附近的交通，还不很发达，自上海到真茹，总要赶上在北站七点开出的那班火车。冬天昼短夜长，我总是未明而起，走出门来，只听得洗马桶的唦啦唦啦之声，“如助予之叹息”！我素来是抱定“尽其在我”的主张，不管讨好不讨好，力总是应该卖的！各学校的学生，对于国文素来不很注意，何况暨大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素来是以踢足球著名的！常常是球员一声令下，不问校长答应不答应，学校布告不布告，学生们会自动的停课！一班老教授们看惯了，也就安之若素，不把它认为什么稀奇！只是我这个不识时务的呆小子，不管风晴雨雪，他们停课不停课，只要教室里有了一兵一卒，我总是要滔滔不绝的讲下去的。那个说人类会没有同情心呢？我这样的笨干，居然在全校自动停课的时间，我班上的学生，是个个自动的来听讲了！同学们看见我的身体很瘦弱，老是大清早跑到学校里来，就一致要求我住在校内，他们也好在课外来求些教益。我把上次事务先生拒绝我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有些“义愤填膺”似的，众口一词的说：“岂有此理！”这时学校正在谋教授们的安心教学，在学校的后面，筹划着建筑十几幢的洋式平房，叫做暨南新村，准备有家眷的教授们住的。在十八年的春季，这房子就动工了。我就向学校当局去要求，预定一间给我住。当局又照例的说讲师没有资格住房子，把我拒绝了！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替我打抱不平，说：“等我们去要求，看他们敢不敢拒绝？”原来暨大的行政系统，是校长指挥院长和其他的高级职员，院长和其他的高级职员指挥教授讲师，教授讲师指挥学生，学生又指挥校长，是循环式的！说也奇怪，他们学生去一说，就灵验了！我不待那房子竣工，就搬了进去。同时在那年的暑假，当局也把我改做专任教授了！
我住在暨南新村，自十八年起，到二十四年秋季去广东止，足足住了六年。中间虽因“一·二八”事变，逃到法租界辣斐德路国立音乐院的汽车间内，过了一个旧历年，住上几个月。等到淞沪协定成立，学校搬回真茹以后，我又重新披荆斩棘的回到那所村居去。我手种的竹子，被人家芟夷尽了！只有柳影婆娑，和那不凋的冬青树，依旧的危立窗下，似解迎人，直叫我发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我初到暨大的那一年，是郑韶觉先生做校长。正在由商科大学，力谋扩充，他聘了陈斠玄先生做国文系主任，作为扩充成文学院的基础。那时所聘的教授，也大都不愧为“一时之选”，而我以一个五年前在上海做小学教员而被女学生们赶掉的酸小子，居然也和这批名流学者，以及什么金字招牌的博士硕士们，“分庭抗礼”起来，这虽然要感谢石遗先生的介绍，和斠玄的提拔，而我那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这么的结果，也总算是天不负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先师孔子的伟大精神，也就是先君传给我小子的无上宝训！我虽然一生戆直，只管呆头呆脑的苦干，以致引起人家的嫉妒，遭遇了不少的风波，可我相信，“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暨大本来是个情形复杂的学校，又迫近在政治商业中心的上海，那被野心家利用来作斗争的舞台，原也是不足引为诧异的。我不加入任何党派，也没有什么同学、同乡等等的观念，我只知道以身作则的教学生怎样读书，怎样做人。我的一生，受人敬重在此，被人嫉妒和攻击也在此！我眼看着暨大由商科扩充到有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完成现代大学的组织，这不能不归功于郑韶觉氏的辛苦经营！我个人自从讲师做起，为了苦干，得着学生的信仰，不到三年，做了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也算是“一帆风顺”，“得其所哉”的了！
我从小爱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尤其是“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以前做事，抱定这个主张，我以后做事，还是抱定这个主张。我在暨南，因为是斠玄先生找我去的（我和斠玄，本来毫无关系，因为石遗先生的介绍，才和他相知），所以我就“竭忠尽智”的想替他把暨南的文学院办好。后来文学院虽然扩充为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可是我认为中国语文学系，是斠玄的基本队伍。那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谢循初先生，他的确是个精干的人才！拼命的把他那一院扩充，向学校争得经费，布置了一间颇为完美的教育研究室。我为着要鼓励国文系的同学们，注意自动的研究文学起见，也同样的向学校里要求些设备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分得一间空洞的房子。我就对同学们讲：“我们通力合作，来做给他们看吧！”于是先把我频年辛苦积下来的钱购置的《四部丛刊》和其他新旧图书杂志等，搬到研究室去。再由我负责，向同事顾君谊先生和其他欢喜买书的同学刘钟经等，要求各出所藏，藉供众览，不一瞬间而琳琅四壁，超过教学研究室的所有，这颇有些叫人惊讶！我是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和同学们讨论研究，虽然知道这“为人太多，为己太少”，是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相当的损害，可是我认为既担任了这职务，是应该先公后私，一往无悔的。我这样的硬干、笨干，虽然没有得着怎样显著的效果，但是至少我是“于心安”的。可惜过了不久的时间，就遭到“一·二八”事变，真茹陷入火线，大家一窝蜂的走了！所有学校里的图书仪器，那个还有这闲情去理会它？我那天晚上，因为儿女的拖累，和老父及诸弟妹等，——我的家乡，因为十八年遭了兵祸，一直闹了五年，我家老小数十口，都逃到上海来，分住在暨南附近——没法伴着同走，仍旧在暨南住了几天。后来我那留在图书馆服务的学生谌然模，从梵王渡跑到真茹来看我，我才把老少送入租界。又屡次在飞机回翔侦察之下，用独轮手车，督着谌生，把图书馆和研究室的图书，搬出许多。最后幸亏图书馆副主任许克诚先生，借了几辆运输粮秣的军用卡车，才把所有的图书仪器，全部运了出来。只剩下我自己的单本新书，放在研究室内的，损失了一千册左右。
自从十九路军在大场撤退之后，上海的局面，渐渐的恢复了常态。斠玄早经应了中山大学之聘，到广州去了。郑校长也率领一批学生和教职员，浩浩荡荡的从苏州奔向上海租界内来，临时在赫德路和新闸路之间，租了两座洋房，作为准备复课的校舍。那时有许多重要的教职员，各自奔回老家，没有集中在上海。我只好替学校尽义务的四出奔走，勉强凑合了一个临时局面，不久就复课了。其他上海附近的私立大学，如复旦、光华、大夏之类的学生，都投奔到暨大来，做借读生，倒也称得上“得风气之先，极一时之盛”！我那时是担任文史哲学系（这个系是临时合并中外文学系和历史社会系而成的）主任，实际执行了文学院的职务，而把那院长的空头衔，让给张凤博士去了。——他原是历史社会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后来那批造谣中伤的人，竟认我们两个是斠玄的替身，叫什么“龙凤配”，在某种小报上大肆攻击，我也只好置诸不理。等到学校搬回真茹，斠玄也自广州回任院长，我依旧担任中文系的职务。那时我感觉到上海一般大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缺乏在那一个“读”字。我以为思想感情，是做文章的要素，而那思想感情，要靠着语言文字来表达。所以要求国文的进步，必得把古今来可资模范的代表作品，读个烂熟，才能够把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融成一片，然后酝酿在本人的心胸，又把他人和自己融成一片，这样才会心手相应，笔随意转，做出条达晓畅的文章来。我除了在大礼堂对附中学生公开讲演过“请开尊口”这么一个题目，提倡国文科的朗诵外，又向学校要求拨了一间距离宿舍较远的洋式平房，作为中文系的研究室和放声朗诵国文的实验场所。我那时担任的课程，是偏在诗词一方面的。我对学生说：“这两项都要特别注重声调，更非朗诵长吟不可。大家如果有志于此的话，只好跟着我来！”我和学生约定在每天早上的七时到八时，为朗诵的时间，我总是六点三刻就首先到了研究室，领导着三四十个男女同学，聚在一块，放声朗读起来，“洋洋乎盈耳哉”！那些校工和校外的人，经过那窗下，莫不“驻足而立，倾耳而听”。大家有了兴趣，加入的反而多了起来，一间房子挤得满满的。果然不久就发生了效果，平仄也懂了，读诗的也会做诗了，学词的也会填词了。自秋季读到冬季，天亮得渐晏了，我总是在东方发白的时候，就到了研究室。一班女同学倒感到不好意思，大家未明而起，都赶到这里来共读，男同学却有些“知难而退”了！我有一天为着了寒，病倒了，还要充硬汉，瞒着妻子，悄悄的起了身，走到研究室去，督导他们，他们被我深深的感动，说：“先生不必太辛苦了！我们会自动的去读。”那偶然偷懒的男同学，也都鼓起勇气来了！他们读过书之后，就结队到我家里来问病，仿佛自家骨肉似的。这个读书会，终于维持到了寒假，照了一张纪念相，我还题了一首《浣溪沙》的小词：
半载相依思转深，拟凭朝气起沉阴，生憎节物去骎骎！ 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
词虽不佳，却是在我这个笨家伙的人生过程中，很值得纪念的一回事！
我在第二次回到上海来教书以后，交游渐渐的广了，认识的名流老辈，也逐日的多了。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赠给我。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彊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最初送诗给散原、苏戡两位老先生去批评，散老总是加着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兴奋的句子，苏翁比较严格些，我只送过三四首诗给他看，只吃着二十八个密圈子。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的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彊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彊村先生是清末的词坛领袖，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校勘了唐宋金元人的词集，至一百八十几家之富，刻成了一部伟大的《彊村丛书》。他自己做的《彊村语业》，也早经为海内填词家所“家弦户诵”，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他的谦和态度，叫后辈见了，感着“蔼然可亲”。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时候填了新词，也把稿子给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谢不敢，他说：“这个何妨，你说的对，我就依着你改，说得不对，也是无损于我的。”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动到不可言说了。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词学的方针，叫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能忘的。在他老先生临没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变。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馆子叫知味观的，吃了一顿便饭，说了许多伤心语。后来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惯的硃墨二砚传给我，叫我继续他那未了的校词之业。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彊村授砚图》，他还亲眼看到。我从他下世之后，就把所有的遗稿，带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书包，把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边，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带”。后来就在音乐院的一间仅可容膝的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功夫，把它亲手校录完竣。同时得着汪先生和于右任、刘翰怡、陈海绡、叶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赵叔雍诸先生的资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村丛书》。我和汪先生的关系，也是从这个因缘来的。隔了不多时间，我又得了夏吷庵、叶遐庵、易大厂、吴瞿安、赵叔雍、夏瞿禅诸先生的资助，在上海创办了《词学季刊》，作为全国研究词学的总汇。在二十二年的春季，由民智书局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所有填词家，都集中到这个刊物上来了！我和日本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从这时交换刊物起，一直维持到现在。《鲁迅全集》里，也提到我这个季刊。在民智出过四期之后，改归开明书店办理印刷发行，直到“八一三”，开明在虹口的印刷所烧掉了，这才中断下来！在创办的初期，大家都以为范围如此之窄，至多能维持到一年，就算了不得。那知我还是不断的努力干下去，材料也越来越多了，行销所至，远及檀香山，僻至甘肃的边地，——这不是我瞎吹，有信件为证的。——倒也非区区始料所及呢！
“盛名所至，谤亦随之”，这确是两句至理名言，我从重来上海，稍稍忝窃虚名以后，各个大学总是拉我去演讲——我生平最怕在大庭广众中像煞有介事的作什么学术演讲，叫我去听中外名流学者演讲，我也有些头痛，这大概是我一生蹭蹬的最大原因吧！——我认为自己本分内的责任还未尽，那还有许多精神去出锋头，或捞些“外快”？我那几年对于暨南，是抱着热烈的希望，把那个暨南新村也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总是专心致志的不肯“外骛”，所以对各方的要求，一概婉辞谢绝。谈到兼课，除了从十七年冬季起，因为萧友梅先生拉我去代易大厂先生的课；后来大厂厌倦教书，萧先生就一直聘请我在他主持的国立音乐院（中间一度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任国文诗歌教席，到国府还都的那年春季，才算脱离。中间除了二十四年度请假到广州，足足有十二年的历史，所以音乐院出身的同学，对我都有好感，差不多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至于其他学校，我除了在复旦、中国公学、正风文学院短时期的兼过两小时诗词课程外，就不曾踏上过门。人家还认为我是搭架子，那晓得这正是我的呆气呢？
暨南自迁回真茹之后，情形愈加复杂了！郑校长为了敷衍各方面，纯粹的学者渐渐走开，他的黄金时代也渐渐的过去了！许多有背景的人物，打进这个学校来，此争彼夺，闹个不了，有的利用华侨学生做打手，动不动就演起全武行来，斠玄也曾被威逼过！我素来是不偏不倚的，站在超然地位。他们拿不到我的劣点，除了在××新闻造了一大篇谣言外，只好另想方法，离间挑拨我和校长院长的感情，说什么我是一个纯粹学者，不适宜于办事方面呀！什么主张太偏，专叫学生学会做诗填词有什么用呀！后来郑校长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笑着对我说：“我为着你的专心研究学问，还是不担任职务的好！”他背地笑我是“书呆子”。我把主任辞掉不干了。郑校长待我不错，不但不减我的薪水，并且尊称为什么特别讲座，钟点也教的少，我也乐得逍遥自在呢！后来郑校长被外力威逼，那当年藉了挑拨而得着好处的人，又来运动我，要我也来参加“驱郑”，我坚决的拒绝了！事去之后，大约才感觉到只有“书呆子”是靠得住的，所以郑氏对我，反而特别要好起来。
郑氏被驱以后，学校弄得不可收拾。教育部几次派人来调查，结果决定由那位高等教育司长沈鹏飞先生，临时代任校长。这位沈代校长，倒也是个老实人，可惜太懦弱了！一切大政方针，都要请示于上海某组织，结果校内更加政治化了！斠玄既随郑氏以俱去，继任文学院长的×××，叫学生代表某来向我说：“×先生——他是上海某组织的头儿——素来很仰慕你，希望你去看他一回，他是很想借重你的。”我当时表示：“我和×先生素昧平生，去看他做什么？我宁愿丢了教授不干，断断乎不肯牺牲我素来的主张，去加入什么组织的。”那代表也就默认的走了，我仍旧若无其事的教我的书。后来沈氏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把已经填好的志愿书，当面要求我盖一个印，我毅然的拒绝了。我说：“国立大学，是为国家造就专门人才的。在国立大学做教授的人，只顾替国家尽教育人才的责任，那有闲情去参加其他的组织呢？”他被我反问得哑口无言，以后也不再拿这事相强了！
大约那时候的什么组织，是需要时时刻刻联系斗争手腕的吧？打倒了他的敌人，马上就会自家人和自家人摩擦起来。所以过了不到半年，中文系的主任问题，又闹得无法解决，结果还是把我强拉了出去。我和他们“约法三章”的说妥了我的条件，才又勉强的干了一年。
到了二十四年的春季，沈氏又敷衍不下去了！把整个的学校闹得乌烟瘴气。我曾到过南京，向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雪艇先生，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先生，陈述一切，希望他们注意，不要把这个唯一华侨教育最高学府糟蹋了。不知怎的，大家都有些不愿过问，我也只好不管了。直到暑假以后，何某以发表什么“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之一的资格，拉上了某党要人，正式来接任暨南的校长。他和华侨教育，也是素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对暨南深深的感到绝望了！
在二十四年春季开学之前，胡展堂先生就托冒鹤亭先生来找我到广东去。那时胡先生正在香港养病，和我不但素无一面之缘，而且不曾直接通过一次信。他自汤山幽禁之后，以至恢复自由，由沪赴港的那几年当中，幽忧愤懑之余，爱做些诗，尤其欢喜叠韵。那时和他唱和最多的，是冒鹤翁，和他的一位落拓不羁的老友易大厂。我和大厂，自在音乐院相识之后，踪迹日密，也就做了“忘年之友”（他比我大上三十多岁）。他常是把他们的唱和诗稿给我看，有一次硬拉我同作，由他附寄到香港去，不料竟“气求声应”起来！不到七八天，就接着胡先生寄来《得榆生教授大厂居士和章，七叠难韵并答》的和作：
风雨时时吟和难（因为我的书斋，题作风雨龙吟室），孤怀况欲起衰残。相从问客行向后，不饮看人酒易阑。晞发无心惟恶暍，折松随手辄成栏。吾民有愠终当解，不信南风竟不弹。
这是二十二年初秋的事。自这以后，就不断的有篇什往还。我还记得在二十四年的旧历元旦，我正持着诗笺，亲自到邮局去挂号，而胡先生寄给我的诗恰恰送到，仿佛“相印以心”似的！我是一个痴情的人，不免引起了知音之感。他看了我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登时寄了我一首五古，后半是这么说：“词派辟西江，感深兴废事。照天腾渊才，奔走呼号意。乐苑耿传灯，岂夺常州帜。迈往足救亡，斯言可终味。”同时接着鹤翁促我南游的电报。我因为老父尚在真茹，不曾前往。后来我父亲知道我有南行的意向，又值故乡安定，不久也就带着我那异母弟妹十多口，回到故乡去了。我准备了半年，在暑假之前，就接着中山大学的聘书，邹海滨校长又再三托斠玄来函劝驾，说胡先生希望我到那边去，把中文系办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欧洲养病。他在邮船上，还不断的有诗来，说什么“未能讲肆从容话，曾把吴钩子细看。真个扬帆沧海去，凭君弟子报平安。”又说：“三月无诗吾岂惫，万方多故子其南！”他对我的这般热望，怎叫我不动心呢？我这时虽然少了大家庭的负担，而我自己也已有了七个孩子，加上在真茹住惯了，不但暨南全校自教职员和校工都和我有好感，就是附近乡村里的人，也都相识，到底有些留恋，决定不了去留。我只得在暑假期中，先到广州去跑一趟，看看情形怎样。我一个人到了广州，邹校长对我特别殷勤，为我备了盛筵，请了许多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来做陪客，又亲自陪我驾着汽车，去石牌参观新建筑的金碧辉煌，矗立在每个小岗峦上的新校舍，和那绵亘数十百里，坡陀起伏，林木荫蔚的广大农场。我笑着对邹校长说：“我来替你做个参赞大臣，率领许多西南弟子，在这里来建个国吧！”两个人都呵呵的笑了。他说，秋后就准备全部从文明路旧校址搬到石牌去，并且拟就了许多教授住宅的图样，叫我预先选定一座，带着家眷同来。这石牌距市虽远，却自幼稚园以至大学，都要次第设立起来，子女的就学是不成问题的，希望我安心的来办教育，好好的替他培植西南弟子，至少中文系是交给我全权去办理的。我当时兴奋极了，那文学院长吴敬轩先生，也是一个忠厚笃实的纯粹学者，看来是可以合作的。所以我的南行之志，就有七八分的决定了。
那时我接着真茹家属的来信，说暨南的聘书，也照旧的送来了。并且这一次的新旧教授，是由校长列名单，送给教育部长去审核的，而第一个被圈定的却是我。我在开学之前，回到上海，观察了校内的新局面，那班“新贵”们，有些“作威作福”的模样，大概他们也知道一点我南行的消息，便挖空了心眼，做好了圈套，要我不乐意的自动离开，以便他们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我后来也颇悔我自己太没涵养了，中了他们的计，一激就把我激走了，把我七载经营的暨大中文系，连根带叶的拔除清尽！那当局还假惺惺的，和“猫哭老鼠”般的挽留了我一回，说什么给我请假一年，要打电报给邹校长，表示这是借用，来年是要聘我回来的。我当时一怒之下，就带着我的孩子们，和四五十箱的书，一些破旧不堪的家具，挥着热泪，辞别了一班亲爱的同学，和那座“绿阴如幄”的村居，搭上招商局的海元轮，竟自向南去了！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留别暨南同学：
孤客向南去，抗首发高歌。无端别泪轻堕，斯意竟如何！七载亲栽桃李，风雨鸡鸣不已，长冀挽颓波。壮志困污渎，短翼避虞罗。 迳行矣，情转侧，岁蹉跎！平生所学何事？莫放等闲过！胞与长须在抱，饱雪经霜更好，松柏挺寒柯。肝胆早相示，后夜渺山河。
听说这一学期，我所教的课程，就没有人敢接我的手。事后思之，难怪会招他们的忌，把我当作老虎般的对付，这的确是我平生最大的短处哟！
我抱着满腔的热忱，重到广州，中大的学生，就派了代表，领着校工，把我的家眷和行李，送到预租的东山松岗的寓所住下。那时中大还在文明路暂时的举行开学典礼。说也奇怪，那学校有一个极端矛盾的现象，学生们认为最不满意的教授，选起课来，反而特别的多。——固然有些特别有学问经验的老教授，选课的也不少。——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有时偷偷地去看，那个学生选课最多的教授的教室里，常是“寥若晨星”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那里没精打采的痴坐着，或者低下头来看他们爱看的书，我这才恍然大悟其中的奥妙了！过了一个多月，全部的迁入石牌新校舍，学生是规定要住读的。学校当局，也就趁这机会，下了整顿的决心，每个教室，都编了坐位号码，由注册课派人来点名。可是结习难除，等到点过名之后，学生还是有趁着教授们聚精会神在讲书的时候，偷偷溜走的！有一次在我的班上，被我发觉了这么一个顽皮学生，我马上赶出教室，把他抓了回来。我对他说：“你这人太笨了！你不曾听过‘君子可欺以方’的这句老话吗？你要偷懒，何不对我讲，你要大小便，学学那村童的方法，那我可没有理由来阻止你出去。”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这位也有些“内愧”，以后便没有这怪现象了。我以为现在做教师的态度，应该是要叫学生们“畏而爱之”的。过于随便，固然有损尊严，如果一味对他们板起面孔，好像阎罗王般的，也不是道理。我以为最好是学些古代名将“恩威并用”的带兵方法，带着几分杜甫先生“庄谐杂出”的作诗态度，那是最适宜不过的了。我素来是喜欢天真活泼，带些稚气的。现在虽然年过四十了，还常常和我的学生，以及我的孩子们，脱略形迹的一起玩。我很少正颜厉色的去骂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偶然要教训他们，总是轻描淡写的，用旁敲侧击的说法，叫他们自己觉着难为情，而自动的去改过自新。石牌本来是一片荒山，距离广州市内，约摸有三十多里的路。除了特备的长途汽车，可以直达校门，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没有的。我住在东山，每天总是清早起来，吃了些牛乳，就赶上石牌去的。有时候跑到学生宿舍里，随随便便的看看我那中文系的学生。有的还没起床，看见我来了，说一声“先生早”！觉得有些儿不自在，一骨碌的都爬起来了。我自己担任的课程，仍是文学史和词曲这一类。那时中大有一位老词家陈海绡先生，在那里教词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彊村先生对他的词，是极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说得太高了，专门对学生讲梦窗词，学生不能够个个了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选了些东西，对学生们由浅入深的详细分析的来讲，并且叫他们多多的练习，果然不到半载，就有些成绩斐然了！其实我的词学功夫，和海绡翁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不过谈起学生的受用来，我教的比较容易消化些罢了。那时程度最好的有孔宪铨、罗时旸、程蒨薇、黄庆云等。我觉得在中国最有出息的人才，要算两广和湖南的子弟。我那时有“从知天地英雄气，偏在三湘五岭间”的句子，写在孔宪铨的纪念册上，那全篇我却记不起来了！
我命中是要多受折磨的！我到一处，都因苦干的结果，得着学生的敬爱，同时就遭受同事们的嫉妒和攻击。我自携家过岭以后，敬轩被派到欧洲去讲学，接任文学院长的是一位哲学博士范锜先生，他的为人，是颇直率而好大言的。不晓得受了什么人的挑拨，开始和我捣起乱来！公开的对学生讲，说我是要把中大造成暨南的势力，一面怂恿着邹校长，把我介绍的教授黄公渚先生拒绝了！我当时气忿不过，预备立即回到上海。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要看小了我，我不是要到广东来争饭吃的！我吃的米，都是从上海在邮局里寄来（我因为患着多年的胃疾，医生要我吃面包和常熟一带特产的黄米，所以特地用洋铁匣装着付邮寄了些来）。我是为的要干一番事业，你们睁开眼来看罢！”邹校长向陈协之先生打听了公渚确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才，才特地挽了许多人来向我道歉，范氏也亲自跑到我的寓所里，解释了误会，这才相安下来。
那时中山大学，规模的壮丽，和经费的充裕，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它自迁入石牌以后，还不断的从事建设，并遵部令添办了研究院。那文科研究所所长，原来是敬轩担任的，向从他出了国，就由我和朱谦之先生（他一方担任文学院历史哲学系主任）轮流负责。我是素爱穿蓝布长衫的。那时广州的习惯，男人是不大看见穿这种颜色的服装的，只有我还是不改其素的穿了到处跑。每次开校务会议，许多人都特别注意我，许久我才发觉是为的我那件蓝布衫。我悠然的对他们讲：“你们怕不怕？我是一个老资俗的蓝衣党呢！”有一天，陈协之先生在他那所颙园大会宾客，那广州市长刘纪文先生，也是这样的注视着我。他悄悄的问那旁坐的人，“这个蓝色人物是谁呀？”那年的旧历年尾，胡先生因为得着蒋先生“共赴国难”的电劝，毅然扶病归国，到了香港。许多准备欢迎的南北大员，都麇集到香港去。我生平是不爱凑热闹的，虽然胡先生亟想和我见面，我直等到除夕的前一天，才悄悄的坐着三等火车去跑了一趟。胡先生晚上得着我的电话，就约定第二天早上，去畅谈了两小时，我下午又匆匆的回到广州去了。事后听到学生对我讲：“香港一家最著名的小报——《探海灯》——在元日就登载着这么一个消息，说胡先生返国以来，一批批的要人去拜会他的，至多不过接谈几十分钟，不晓得昨天来了一位穿蓝布长衫的什么人物，倒谈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呢！”后来胡先生被欢迎到了广州，住在我那寓所附近的延园，我曾去谈过几次，也有不少的诗词唱和。直到他在颙园去世的前几天，还有一首和我《泛荔子湾、赏红棉、访昌华故苑》的绝句。他题我的授砚图，有“常爱古人尊所学，更为后辈广其途”这样精警的两个句子，事隔数年之后，汪先生见着我，还是常常提起，称美不置的！
胡先生下世时，我做了三首五古去哭他，开首就是“我本为公来，公去我何之！？”这么沉痛的十个字。幸而我在中大干得有些成绩了，同事们都还处得相当好。当地的老前辈汪憬吾先生，洁身高隐，素来是不问外事的，对我也特别爱护。还有常德杨雪公先生，是一个倔强耿直的硬汉，追随中山先生和胡先生从事革命，非常之久，也是和我最谈得来的。我虽然有些不服水土，弄得胃病大发，而精神上总还得着相当的安慰。再加那位医学院长刘啸秋先生，从我学词，全家的医药顾问，是不花钱的。所以我也就打算一直的干下去，并且准备下年教授住宅落成，就全家搬到石牌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了。到了暑假，邹校长还叫我去约公渚南来，可是公渚已应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我在广州休息了一个暑假，不曾离开。想不到突然的所谓“西南事变”发生了！广州市内有准备巷战的谣言，我拗不过妻的主张，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儿女，趁着太古公司的轮船，回到了上海。别的不打紧，这一年多的经济损失，确有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把家眷在上海安顿妥了，本想只身再到广州去的。一直到秋季开学期间，那事变因了桂系态度的强硬，还没彻底解决。我的胃病和湿气，又发得特别厉害起来。心想这逆运到来，也是无可避免的。当时向中大告了半年的假，暂在上海闲住起来。这时各学校都早经开学了，幸亏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先生，仍旧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余之久，除却扣去请人代课的钟点费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给了我，我把它来做了医药费。可是一家十余口的生活费，无法解决。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专六小时的月薪，还不到一百圆，这却叫我有些着慌。我的老友孙鹰若先生，正在苏州办章氏国学讲习舍，约我每星期去讲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圆的夫马费。我禁受不了那苏州街道的颠簸，往往是带病而归。我这时的狼狈情形，较之那初到上海做小学教员的时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的胃病，发得连开水喝下去都得吐出来，我的妻总是背地向人家借些款子，又换去了些首饰，才勉强渡过了这半年的难关。萧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开学，设法将我改作专任，我因为身体不好，就把再度南游之意打销了。二十六年的春夏之间，我还是强扶病体，奔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那时音专的新校舍建筑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带，只有增加我的疾痛，仍旧解决不了全家的生活问题！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钱子泉先生（他原是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长，这时和我也是不曾见过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荐给张校长，聘我做专任教授，合之音专，也有每月四百余圆的收入，家用是勉强敷衍得去了。却料不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光华的校舍被毁了，音专也自市中心区搬到法租界来，人心惶惶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后来虽然各学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几幢小房子，勉强的开了学，可是都为了经费竭蹶，对教授们减时减薪。大家为了迫于饥寒，只好拚命的去谋兼课，我也足足兼了五个学校，每周授课至三十二三小时之多。这五个学校，又是散布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的提着我那破旧的讨饭袋，这边下了课，立即踏上电车或公共汽车，赶到那边去，那种可笑的奇形怪状，确是“罄竹难书”，这怎会有什么教育效率可言呢？在那炮火震天的时候，暨南也搬到租界上来开学。恰好那旧时同事李熙谋先生（原任暨大的理学院长）屈就了中学部主任。那中学部的学生，多半是道地的华侨子弟。熙谋知道我在暨南的历史，想借重我来镇压附中，三番两次地跑到我家来，拉我去帮忙。我却不过他的好意，又对华侨子弟，不免有些顾念，就和他约好，我绝对不和何某发生交涉，他一口承允了，我才去兼任了一学期的教导主任。我认为在危难的时期，我们是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切责任的。我在这个时期内，却也费了不少的心血，自问还对得起那远隔重洋的华侨父老。当那暨大自真茹迁入租界之后，那校长总是销声匿迹的躲在法租界，不大肯出来和学生见面，只把附中的侨生，勉强安顿在那一间靠近闸北和苏州河的某私立中学里，这一带是大家认为非安全区域的。我自接事之后，就一面督促郭主任，赶快设法另觅比较安全的地点，一面对学生表示，我决和大家誓共安危。我是说了就干的，每天晚上，我总坐了一部黄包车，跑到那宿舍里去看他们。在那夜深人静的当儿，遥望着那隔河的炮火，此往彼来的交织着，我还是若无其事的，到他们宿舍里，巡视一周，叫他们早些安睡。不久就把他们搬到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来。我晚上总是去监视他们自修的。有的不到，我就到宿舍或厕所里去找，一班调皮的华侨子弟，也渐渐的给我弄得驯服了。直到我入京以后，遇着几个在京服务的侨生，还很高兴的说：“我是当时被先生抓住才出来自修的顽皮学生呢！”
中国的社会，是叫志士们短气的！等到上海听不着了炮声，争权夺位的又来了，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教导主任，也有人来打主意！“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我读着李义山这两句诗，只好付之一叹！我把这职务辞掉了，为了要养活妻子，却还硬着头皮，兼了两班高中国文。同时在新创的太炎文学院，担任着国文系主任，又在复旦兼了些钟点，直累得喘不过气来！这五个学校，在音专比较历史最久，待遇最优，成绩也就比较好些。这不是我心有所偏，只是精力关系，有的地方是顾不周到的，我现在还有些“内疚”呢！
在二十九年的春季，我因积劳所致，胃病又发得不能支持了！为着种种的因缘，才辞掉了各校的职务，暂时脱离了那紧张的教书生活。可是不到半年，我又回到本来的岗位，专心致志的，办我的文学刊物——《同声月刊》，一方面又担任着教几点钟书，整天的躲在家里，度那“闭门自成世”的日子，倒也觉得耳目清净。可是回首当年文物风流之盛，和我个人所经历的可喜可悲，炎凉变幻的情景，真和做梦一般，要不胜今昔之感呢！
最后我也来一次“检讨过去，策励方来”。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身体单弱而意志坚强，怯于酬应而勇于任事的笨人。我的做人方针，虽然大致不错，却因为缺少了养气功夫，有时理智克服不了情感，以致喜怒易形于颜色，往往会上人家的圈套。我的治学门径，虽然相当清楚，却因为家累的烦重（我现在要担负八个儿女的教育费，养活一家十五六口），和教书太久的缘故，没有余闲去竟其所学，在学术上不会有很多的贡献。我相信我是个虚心服善人，对于师友的匡助指导，是“拳拳服膺”的，尤其是我的知己，我恨不得“杀身以报”。据我个人二十多年的经验和观察所得，相信复兴中国的中坚人物，是出在三湘五岭间的。我佩服曾文正公脚踏实地的干法，我相信建国人才，是要“朴拙”而不尚“华巧”的。我最恨“卖力不讨好”这句话，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政治腐败、学术衰退的最大病根。我以为一个人既是生来有“力”，就应该对国家社会，有一分尽一分的“卖”去，至于讨好不讨好，是不应该去计较的。我虽然也做了许多“卖力不讨好”的呆事，受了许多的苦难和打击，却是并不后悔的，只恨“岁不我与”的精力日衰，以致无“力”可“卖”，那才是“志士之大痛”呢！我认为今日国家的危险，虽然多半由于生产落后，国力不充，而受病之源，尤在国民道德一般的堕落，而欲挽回这个颓势，又非注意改良教育，并先训练一大批的智德兼备，可作模楷的师范人才不可。我这几年来，头上的白发，如春笋般的怒发出来，却并不因为这个而减低我那前进的雄心。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得着一块小小的独立的园地，纠合一班有人格、有学问、有毅力的同志们，通力合作，实现我那十年来所抱的“三化”主义教育——学校家庭化、知识科学化、生活平民化——来翊赞复兴中华的伟大使命！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脱稿于金陵寓庐之荒鸡警梦室
（《古今》半月刊第十九期至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