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年生活

我一生都处在中国文化激烈的变化中间。大约有五百年的时间，中国的文化是关门自守的。五百年前，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中国文化抗衡的西方文化，而且这一文化的不断的扩张，导致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出来的文化。我的家族就是最早受到这一文化影响的家族之一，而我自己也是在这一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要了解自己的一生，首先要从客观的历史来了解它，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可能性供选择，但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就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要走的路。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第113页）

我是1910年出生的，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是辛亥年，就是这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国民党政府。我童年的教育主要是来自父母，对一个人来说，童年的教育很重要，它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说，一个人是从家庭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家庭是人一生成长的出发点。

我出生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祖母姓周，童年时，她的家人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被冲散了，她成了孤儿，被我的曾祖父母收养，许配给我的祖父当童养媳。在这里我要表达的是，从我祖母一代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动乱的波及。

祖母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我的祖父家是同里镇的一个“墙门人家”。所谓的“墙门人家”，就是家里有讲究的院门，这种人家，一般都属于有地位的士绅人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时的同里镇的许多士绅家庭都往来很密切，我的祖父有个好朋友姓杨，名敦颐，他们经常在一起。祖父死后，他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外祖父。可是不久我的祖父病逝了，外祖父发现，由于祖父死后，家里没有父亲管教，我的大伯在外面横行霸道，他怕影响我的父亲正常成长，于是就告诉我祖母，他要将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女婿带到家中去亲自培养。他是一个研究文字学的书生，他家也是“墙门人家”，是开米行的，当时，这些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经营产业。

那时，我的祖母是个寡妇，又没有多少文化，管教不了我的大伯，最后他在外面闯了许多祸，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家里被大家砸了。我的父亲因为到了外祖父家，所以安然无恙。由于我的父亲从很早就跟着外祖父母生活，所以我的母亲在家里地位很高。

我外祖父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他很早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慈禧太后做寿时，加了一次考试叫恩榜，那年，他中了举人，到镇上当学官，相当于现在一个省的教育厅长，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极愿意接受洋学。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放弃了清朝官员的位置，而应聘到上海租界当了一名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商务印书馆编的《辞海》的编辑者中还有他的名字。另外，他愿意接受洋学也表现在他对孩子的培养上，如他将一个儿子送到清华大学学习，我的这位舅舅是清华送到美国留学的第一届学生，和胡适是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洋行的经理。国民政府成立后，我的大舅舅在北京做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的秘书长职务的官员，名叫杨千里，他以书法出名，其书法是从小在家里学习的。我的妈妈被送到上海的务本女校，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之一。

父亲考上了最后一届秀才，从那以后中国取消了科举制，后来吴江县将他送到日本留学，学教育，他不懂日文，日本当局请了懂中文的教师给他上课，由于日本在文字上可以和中文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和日本人可以用笔交谈，甚至可以对着下象棋。

我父亲回来后办了吴江中学，随后，南通的张謇请我父亲去教书，这时我出生了，作为纪念，在我的名字中用了“通”这个字。在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这段历史上，我的家庭是很有代表性的，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中接受西方文化的代表，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方面的代表。

我出生时，家是在吴江县的松林镇，那是县衙门的所在地，我妈妈比较新潮，在那里创办了一个蒙养院（幼儿园），我的教育是从蒙养院开始的，那是一种较西式的幼儿教育方式。从太平天国开始，我们费家中落了，但在我妈妈家的帮助下，又开始发展，并走向了学习西方的道路。在我们家，妈妈起的作用很大，她对我们的影响比父亲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传统来自于我的外祖父家。我早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新法教育，1920年十岁时小学毕业离开吴江到苏州。我外祖父家很早已搬到苏州了，在苏州办起一个织布厂，是家庭纺织业，叫振丰织布厂，在十全街七十二号，这条街直到现在还在，但房子已没有了。从吴江去苏州是坐船去的，在路上要整整一天。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第113页至第115页）

我的天资在艺术上也很不错，我有这个基因，但后来没有发展，在小学和中学喜欢写文章，在初中时，曾有文章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少年》杂志上，当时看到自己文章用铅字印在白纸上时，非常激动，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我不断地写作。也由此使我养成了不断写杂文和随笔的习惯，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除写了不少的学术论文外，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和随笔。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第116页）

记不清楚了，七个铜板是七十多个文，每天吃米要花十几文铜板，加上蔬菜的钱，一天要花一百多文铜板的伙食钱。我们家一共五个孩子，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到苏州上学去了，只剩下三哥、四哥，还有我。因为我最小，没有事，妈妈就每天让我记账。我妈妈很洋式，我哥哥、姐姐假期回来时，我妈妈就拿出账本让我们总结一下，在上面画了一个坐标，坐标上有几根线，最粗最高的一根红线，是我们家支出的学费，按比例，教育经费是最高的。

后来我在一次政协会上提出来，我们国家要学习我妈妈的办法，要先留出一笔经费来，保证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钱，多就用得宽裕一点，少就节约一点。这种家庭的办法也可以用到国家的理财方式上来。

后来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在妈妈的培养下都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大哥费振东在上海南洋大学毕业，他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五卅”工人大罢工，他是组织者之一，本来要送他到苏联学习，但他去南洋（印尼）的一家报馆工作，和当时的党失去了联系，算是自动退党，后来他就参加了民盟；姐姐到日本留学，学成回来后专攻缫丝和蚕丝业技术改革；三哥费青，大学时代在东吴大学学法律，后来到德国留学，解放以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当教务长，是中国法律界的元老；四哥受舅舅的影响，学的是建筑设计，也是上海南洋大学毕业的。他曾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许多重要建筑的设计。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第118页）

不能说是“学贯中西”，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贯过去，我自以为自己古文基础还好，有几篇文章是用古文写的，写得还不错。但这是中文基础，不是国学基础。所谓的国学基础，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我觉得我这方面的基础还不够扎实，研究不够深入。但总的说来，我是属于文化嫁接中的人。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第118页至第119页） XXUJDd7yMOu/ZW2jFy9mcdEsxMCz9aVXputNXKlNcY2z9Pgg1HQ6p1TUbak+A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