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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把中国经济研究的问题提出来，正式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二十年的历史。我们今日来检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虽仍觉得很是有限，但如衡以这短促的时间，却就毋宁说是特别值得称许的。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从客观条件方面讲，大体可以说是得力于以次两点：即我们实践上的紧迫要求，和当代世界现实明确呈显了一部社会发展史的图样。而后一方面世界发展的总倾向，又显然是直接间接会在前一方面发生敦促作用的。
这里且就此种关键，来说明中国经济研究上的几个阶段。大体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几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七七事变”发生以前数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而由抗战至现在，则可算作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亦即在这里提称的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
我现在来分别简述这各阶段研究的特征及其全般动态。
第一个阶段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数年间，那大体是指着由民国十六七年到民国二十一年。这个期间何以特别会引起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要求呢？大家试回想到当时的社会政治上的变动情形，就很容易明了此点。
在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前，中国论坛上间或也有关于中国经济论述的文字，但无疑都是零碎片断的，而比较触到了中国经济之全般特质的作品，倒毋宁要数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作为这次《宣言》之理论依据张本的民生主义，其重要点主要是放在积极的创建的方面，至关于非采行民生主义经济不可的现实经济基础的详细分析，则殊少说及。国民革命势力伸展到武汉、南京以后，由局势的大变，必然导来从理论上检讨实践归宿的要求，而在前此北伐过程中，在“五四运动”展开过程中，依学术思想解放所接触到的虽然是有限得很的新兴社会科学知识，却显然大有助于那种要求的实现，于是，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问题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读书杂志》等刊物上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如王学文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潘东周先生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严灵峰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任曙先生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乃至主要由批判严、任而发表的刘梦云先生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伯虎先生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刘镜园先生的《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和《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差不多都是民国十八九年到二十一年这几年中发刊的。它们的中心论点在探讨中国经济具有何种性质。王、潘两先生都主张“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认定“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经济”，而“所谓中国资本主义，所谓中国民族工业，仍处在资本主义初期轻工业的阶段”。反之，恰好与他们站在相反立场的严、任两先生，又认定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作为其理论前提的论点，是把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华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国人的小企业，外国人的大企业，“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没有质量上的差别，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严）；“既然在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主义，是当作统一中国经济看待的，那么，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及铁道资本等，再加上土著资本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铁道等，就足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任），所以，“中国已达到了革命前俄国的经济基础”。刘镜园先生尽管大体上站在严、任同一的立场，但却觉得把中国经济遽以资本主义经济目之，似乎过火了一点，于是打一折扣，提出“落后资本主义”的名目来。中国经济性质的论争，虽不曾到此终结，但显然在这里告了一段落，即结束了我之所谓第一个研究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研究的最大收获，与其说是解决问题，毋宁说是提出问题，探究中国经济的性质，这已经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我们今日把那时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翻读一遍，无疑会发现出许多幼稚而肤浅的议论；即使某一方面明白提出了迄今还视为相当健全的命题，比如所谓新思潮派（何干之先生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称王学文先生等为新思潮派）提出的“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云云，那同我们今日大家大体一致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经济”，只不过是文字表现上略有区别。可是，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上，我在此着意的，毋宁是他们研究出他们那种命题，或支持他们的论点，所采取的方法。不论是他们抑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似乎只在“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经济”一类名词上反复作注脚式的说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国经济上的表象，拿来与名词相比合。结局，他们彼此虽在要求研究中国经济的本质，而从他们的种种论断中显出来的，却不过是那种本质的极暧昧、极闪烁不定的片断；并且，他们的考察，还大体是局限在都市产业方面，或从消极观点，断定其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或从积极观点，断定其已发展扩大到支配全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阶段，至若作为都市产业依存基础的广大农村经济，是不大为他们注意到的，因为他们用以诠释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还不允许他们把研究拓展深入到这个视野。
第二个研究阶段是指着由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这个期间。
这个研究阶段紧接着前一阶段，把前一阶段提出的问题，或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如其说，前一阶段研究的视野，大体局限在都市经济方面，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就大体移到了农村经济方面；但还不止此，前一阶段的研究，所着意的，无非是中国经济上比较突出的一些表象，和为了说明那些表象所需提论到的社会科学上的一些术语；而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比较更接近中国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更接近了中国经济本质研究的方法论。
为什么时间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这种进步呢？我们原不忽视“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些年间，正是新兴社会科学在中国学术界以快速步调传扬的时期，而苏联及日本社会科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学术研究机关和社会事业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等所作的种种农村经济调查，显然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上采行更深入的步骤。较早的《广东省农业调查报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马扎尔（L. Madjar）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大纲》亦是同年草成，于一九三一年译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工作，系开始于一九三〇年，而于此后数年中，连续发表其调查研究结果；布克（J. L. Buck）的《中国农家经济》亦系一九三〇年出版。所有这些调查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著作的翻译介绍，都只能说是我们这一研究阶段的主观条件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客观情势。
一九二九年以后的战后世界大恐慌爆发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已变成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倾销政策的理想园地，益以国内政治的动荡，战祸与天灾的频仍，致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战过程中，因利乘便发展起来的一点民族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相继陷于绝境；而当时由农村动乱，由金融集中到若干特殊大都市，所变态兴盛起来的银行资本，遂相率把它们的活动对象，由都市移到农村。“复兴农村”的口号是由此提出来的。由原始蓄积方法从农村注集到都市的资金，俨然要由农村贷款的方式，回流到农村去。此即所谓“资金下乡”。这种“下乡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即民国二十二年开始的。农村在实践上被人们特别垂顾的时候，它在理论上也是必然会成为人们考察的对象的。
在当时，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邓飞黄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其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行的《中国农村》。集中在前一刊物中讨论农村经济问题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张志澄诸先生，集中在后一刊物上讨论同一问题的是孙冶方、钱俊瑞、薛暮桥、陶直夫诸先生。而在农村经济研究上表现了优越见解的陈翰笙先生，以及后来参加论争的千家驹先生都可算在他们一起。我们这里没有充分篇幅指出他们个别的题目与论点，在大体上，他们这两个壁垒，分别与前一研究阶段上呈现的两个壁垒，保有相当渊源上的联系，前一个壁垒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诸先生，与上述严、任诸先生是采取同一立场，即认定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颇高，不但农产物，就连农村劳动力，也商品化得可观了，中国农村经济已大体是资本主义的了；后一个壁垒中的研究者如孙冶方诸先生，却又在相当修正的立场上，接受了王、潘诸先生强调中国尚是封建主义占着优势的说法。他们相互的辩驳，不仅把理论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论上，拓展到了规定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农、就商品、就雇佣劳动、就原始市场等特定经济范畴，予以深入的探究。
如把这一次论争的是非存而不论，论争的内容与方法，显然是进步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对于方法论的论难，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对象的中国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以外来进行，而所论难的有关农业上的诸经济范畴，又仿佛各自孤立着，而没有全部系统的联贯起来。
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需要再进一步，通过一种严密的方法论，把由都市到农村的全般经济事象，统合在一个体系之下，显示出其基本诸运动规律及发展倾向。
这是留待我们在中国经济研究第三个阶段应做的事。
第三个研究阶段，即由“七七抗战”起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经历了七八年的岁月，与前两个阶段的时期比较起来，宁是相当的长了。到刻下为止，主观上客观上便利我们这种研究的条件，确不算少了。如在主观条件方面，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证。在客观条件方面，战争愈向前发展，我们原有的一点新式产业基础，愈无法保持；同时，一向被我们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专家视为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大后方，又无所掩遮的暴露出了它的实相。而万分苦恼着我们的落后诸经济活动，如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土地资本的活动，更逼着我们不再能获有否认封建传统经济成分占着优势的口实。现实把认识变单纯了。我们在战时没有在中国经济研究的论坛上，发现前两研究阶段那样的论争。
但是，战时不利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诸种因素，亦显然在极有力的作用着。
比如，战时的研究工作，因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种种限制的关系，一般是难得展开的。我们知道，战前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研究有相当历史的刊物，如《中国农村》、《中国经济》、《食货》等等，都相继停刊了。然而，中国的事，毕竟有许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有研究价值的刊物或出版物，尽管因了战时的限制，无法继续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像有丝毫不受战时人力物力限制的出版情形存在着：战时有关经济研究的刊物，直如雨后春笋般丛生起来。每个有关经济的机关，如银行、财政、合作、税务、专卖、工矿、水利、农林、商业，殆莫不有它们的代表刊物，那些刊物除极少数外，其余包括较有权威性的《财政评论》、《经济汇报》、《金融知识》等在内，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就是其中的有关中国财政经济的文字，不论是论述的，抑是提案的，一律在行所无事的把中国经济和现代其他先进国经济一视同仁的处理。有时，某个作者在某种场合，也强调着中国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太差太落后，但在其他场合，又满不在乎把它忘记了。他们这种研究作风，根本未触到中国经济的本质，可是，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就是，他们虽不曾明白论及中国经济的性质问题，在无形中，在他们的潜在意识中，已经在把中国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超现实的研究作风，并不是始于战时，不过在战时更活跃，正如中国商业资本的破坏作用，并不是始于战时，不过到战时更形猖獗罢了。探究他们这种作风形成的过程，不是这里所要做的，但亦不妨指出以次两个关键：其一是，他们所据以研究讨论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百分之九十是渊源于全无历史观念，对各种社会的经济形态都一律看待的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学（其详细分析，见附论七《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又其一是，以前两个研究阶段对于中国经济性质论争的任何一方面，仿佛都不大注意到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中心的那些英美派学者（挽近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在英美的变种）的议论，这原因，一部分虽是由于那些学者除了谈谈货币金融一类问题而外，根本就不明白提到中国经济究有如何的性质（如马寅初先生题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的那部大著，就是一个标本），另一部分则是由于那些谈论中国经济性质的人，又仿佛对于所谓英美派经济学者所据以立论的经济，多少有些隔膜，于是几次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都没有关涉到他们。他们在今日经济论坛上，在今日经济实践上，其所以取得了指导的立案者的地位，那除了基本上要从现实政治中去求得理解外，至少在几次论争上，把他们那种研究作风，那种对于中国经济的表象论的认识，轻轻放过了，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我们一方面在昌言把民生主义当作范围我们国民经济活动的南针与国策，同时却让这种没有历史性格，没有革命气习（其实，作为资本主义末期之代表意识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对于一切需要革新社会经济组织的国家，都只有反动作用）的经济意识形态，发生支配的领导的作用，“这已够令人稀罕，但最稀罕的，却是这种存在已久的事实，还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来”。（前揭《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一文中，有一节专论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对于民生主义经济由理论到实践的背离，可以参照。）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有以次两大任务须得完成：
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障碍着中国经济认识的诸般理论，特别是在目前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的批判。
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形的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及比较的方法，以发现出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
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不过说到这里，我倒想顺便提到以次有关的一件事体：
即我提出这个需要加一些限制才能成立的名词“中国经济学”，其企望达成的内容，与目前有人所强调的“中国国家经济学”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学的研究立场上，在“中国经济学”中插入“国家”两个字，其意义是极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确把握“中国国家经济”这个研究对象的。如果，其目的不在讲“学”，而在讲“术”，讲“政策”，讲“经济指导原理”，那与我所提倡的中国经济本身的科学研究的起点与程序，是两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