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这部书的问世，是在抗战结束后不久的去年一月。在交通文化两不发达的东南一隅地方，当时预约者人数，即已达到总印刷量（土纸本二千部，报纸本二百部）的一半。它直延到现刻，始在各方敦促与鞭策之下，进行再版。那种稽延，显然不是由于作者太过忽视一般读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于作者在慎重考虑，看如何才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它之所以由设在福州的经济科学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书店来印行，正是由于那种慎重考虑的结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约略讲过，本书在内容上，在体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种大胆的“尝试”。一切尝试性的写作，显然更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指教，到目前为止，国内论坛上直接评介到本书的文字，就我所见到的，已达十余篇。它们大体虽都侧重在介绍方面，并一致的给予我以过度的激励与赞扬，但我在感奋之余，却毋宁更注意它们仅像是附带表示的希望性的评正。其中比较需要在这里综合加以解答的，约有以次二点：

第一点，它们（特别如吴大琨先生在《东南日报》上指出的，杨村先生在《文汇报》上提到的）都认定当作中国的经济原论看的著作，没有把战时沦陷区解放区的特殊经济措施讲进去，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一点我是意识到了的。但临到再版，亦尚不曾把这为大家所认定的“缺陷”补正过来，那主要并非是由于我在理论上的懒惰，而实是基于以次的理由：我在本书所要阐明的，是作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该是由那些基本经济运动法则所体现着；那些法则的内部的相互关联如何；它们连同作用的后果如何。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我的研究的对象，就显然是限定在迄今还在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方面，至若战时在陕甘宁边区及若干沦陷区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区施行的新经济，那到此刻为止，在我的研究上，还只能看为是对于我们社会一般经济主体的“反动”，一般经济运动倾向中尚待成育的变革，我们诚然不能忽视它在个别实行地区的较大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过于夸大它在整个中国经济上发生的决定作用。因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诸般变革，或者是进行在极偏僻地区，而在其他区域，又或者是进行在被封锁状态下，或者是进行在战争的动乱的带有暂时性的过程中。也许就因此故，许涤新先生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中，第二章论中国经济的结构，仍是把一般的经济作为对象，而对于推行了上述变革的经济，只是在同书第三章《中国经济的道路》中用“新的经济嫩芽”这个小子目来表识它，并认为，这“嫩芽”还只有在虽同样被包围被封锁，但较之其他解放地区却有了更安定和平局面的陕甘宁边区，才比较采行了确定的存在形态，才较多一些建设性的成果。这是极有分寸的极其客观的说法。至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可能搜集到的断片材料之实际前因后果的说明的困难，自然更增加了我暂时仍只好把这一缺陷留到以后有机会再来弥补的信念。

第二点，它们（特别如前述杨村先生在《文汇报》，及陈守实先生在《昌言》杂志第六期中所指出的）都认定，我在本书中，似没有把中国经济演变或转化的前途，明确的正确的指示出来。这原是中国经济往何处去的问题。但如其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未来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必得孕育在已有社会生产关系中，我在分析中国社会特质及其基本运动法则当中，至少，似当直接间接暗示或指证出那种转化的可能展望，能做到这一点，那或许会予本书以更大的积极的意义。但我坦白承认，我对这一点是做得不够的。其所以做得不够的原因，一部分是受了本书研究性质的限制，同时也受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限制。一个由诸种特殊基本经济运动法则所确定了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它要脱除这半死不活的苦痛过渡阶段，在消极方面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它命定的前途，这并已经成为中外一般进步人士共同的认识。我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除了对大家已经讲得烂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企图给予以科学的系统的说明，并对大家当作历史使命来履行的反帝反封建号召，企图给予以科学的明确的依据外，我还有一点傻想法，希望借此说服那些硬把中国经济混同或等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学者乃至自诩为革命家之流，使他们不要由认识上的错误，致妨碍上述那种历史使命的达成。至若我们社会脱离半封建状态，和同时脱离国际资本统治，而在积极方面所当采行的经济体制，究是资本主义的，抑是社会主义的，抑是其他性质的，我确实不曾明白表示出来，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形态或体制的问题，在世界社会经济日在变革过程中，且日益增加其密切交往关系的情形下，单凭现成的公式化了的历史发展理论，或者，单从中国已有经济本身出发去考虑，是稍嫌不够的。那须得在“原论”允许的范围以外，作许多说明。因此，我早计划在本书出版以后再写一部《中国社会经济改造论纲》，但书斋的生活，究不大适于这种写作的实现。而零碎的片断的提论，又容易引起误解。比如，在本书附论一《中国商业资本论》中，我提到由商业资本向着工业资本的转化，一定要打破现存土地所有关系，至若如何打破那种关系，我在战时，表示采行任何改良的步骤都行，只须做到“使非生产者不得购买土地，生产者不得丧失土地的地步”，而前述陈守实先生，在一篇题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层”一文中，一方面给予我以过分的推奖，认定我是第一个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作科学的系统的说明者，但讲到最后，却针对着我前述的那一点，说那是“改良主义的说教”。可是陈先生假如有耐心看到本书附论三《中国公经济研究》，发现我那篇研究结论的两点，（1）“中国的公经济，应从土地的公有做起”；（2）“中国的公经济，只能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才能有所成就”。不是要修正他的说法，而以“革命理论”目之么？然而，我并不以为这种误解，是由于陈先生没有通体看到我全书有关中国经济往何处去这方面的基本论点，而主要是由于我关于这一方面（如杨村先生所指出，并希望我在再版中明确表示的）始终就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说明。我得坦白自承，直到此刻，我还不敢对今后中国经济改造的实行步骤，预先打出一个完整的图案，不过如我最近在一篇《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中所指出的，今后中国经济不论采取如何的途径，它必得针对它当前表现的诸般恶劣倾向，遵循以次三个原则作去：第一，它是必须以生产为重心的；第二，它是必须采行民主的协作方式的；第三，它是必须进行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至若我们应把具有这三个原则的经济形态，定型化在怎样一种制度中，或者，大家应用什么样的名目或号召去实现，那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论及的。

现在，我应把本书新版修正补充了的地方，分别指明出来。

首先，在基本理论上，特别在第二篇“中国商品价值形态”中，有关价值法则的说明，又如在第七篇“中国地租形态”中，有关资本制地租本质的说明，承友人郭大力兄一再反复的检讨，发现了不少需要补充和改变表现方式的地方。我大体都照着他指出的增改了，虽然原有文字局格上的限制，或许还不曾完全达到他希望增改的限度。

其次，关于第三篇“中国货币形态”最后一节，第四篇“中国资本形态”最后一节，原来都是针对着抗战当时的货币资本问题，讲到了一些涉及政策方面的意见，为了系统上的完整，通通改写过了，并连带解说了抗战后期以至当前货币上资本上的诸种变态情形，都不外是中国特有货币运动与资本运动在那些特定场合的必然表现。除这两篇外，在其他各篇的末尾我都分别作了一个综括而比较明确的补充。

又其次，关于附论，原来共五篇，现在新增进去的两篇，一是《中国官僚资本的理论的分析》（只选出其中最扼要的两节），一是《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两者通是最近发表的。在官僚资本异常活动的今日，把这两节附加在里面，那不但可以增加本书的现实性，而当作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事象，也是大家必须在原则上去加以理解的。

最后，在每篇的末尾，都分别附上了问题研究，这在使本书作为大学教本或大学参考上，或许会增加一些便利。

此外，根据读者的来信和当面告知我的，这部书读起来，很有些吃力。这不是一部大家惯当习见的经济原理的书。它在写作时的理论上的依据，如我在第一篇最后一节中所讲到的，消化了经济学，有关广义经济学的诸般基本论点，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因此，如其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多少有一点基础，读起来一定不会怎样困难，我们如果不希望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已往的半不自觉的状态中，即有一些困难，在作者，在读者，都是值得去克服的。虽然我对于自己未能在说明程序与表现方法上，采取更通俗得多，更容易理解得多的方式，抱着莫大的内疚。

本书以新版与读者见面，第一当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诸先生，他们站在学术第一的立场上，慨允把本书让给生活书店印行。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先生在印校上所给予的便利，是非常值得铭感的。孙越生君在溽暑中帮助我抄写增改的文稿，亦应在此附志谢意。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于厦门海畔野马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