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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拿来与读者见面的这部书——《中国经济原论》，就写作与出版的过程说，都算是相当难产。
民国二十九年我在国立中山大学担任高等经济学这门课程；顾名思义，当然需要讲得高深一点。我于是选定里嘉图（David Ricardo）所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作为讲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许因为同学原来所学基础太差，一半也许因为我自己解说表达的能力不够，我发现同学对于这门课程感到十分兴趣的并不很多。就在同时，我还担任有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两科。读中国经济史的是四年级的同学，读高等经济学的亦是四年级的同学。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讲，我相信我讲里嘉图的经济学说，还应比讲中国经济史有较大的把握，但同学对后者表示的兴奋，却远较前者为大。我当时就感到，这原因，不当完全求之于里嘉图那部大著的难读难讲（以谦虚见称的里嘉图，当他把那部书拿去问世的时候，他竟表示：全英国是不是会有二十五个人懂得），而更应追问到：中国一般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论之必要，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实发生认识上的关联。由于这一种感想，我对于中国大学讲坛上，关于经济学以及一切有关经济学课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就感到大有革正之必要。我当时所写的，而放在本书后面作为附论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正是那种意念的具体表现。
在民国三十年，我还是担任高等经济学，还是把里嘉图的经济学作为底本，不过，每讲一章，比如讲价值论或地租论，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结论，拿来说明中国的商品价值，中国的地租，如何非里嘉图所研究的范畴，或者，里嘉图所研究的经济范畴，如何可以从反面来证示中国社会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这个讲法，马上使一般同学发生兴趣了。研究经济学或者研究什么经济理论，本来是为了拿来作为理解或研究现实经济的手段，但一般却像行所无事的把这种意思弄错了。
在以后几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我不但在讲高等经济学的时候，丢开了里嘉图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经济理论，尚论到中国经济，即分别由价值论展开中国商品价值的研究，由利润利息论展开中国利润利息形态的研究，并还把经济学一门功课也担任起来，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在讲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经济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相异点，以及时下流行的国人有关那种经济形态的不正确认识，并分别予以评正。刻下，后一部讲稿，正由当时负记述责任的一位青年朋友在帮同整理中，而这几年高等经济学的讲义，则大体是本书的主要构成部分。
本来，在高等经济学讲述的过程中，为了这样的讲法，这样的研究法，是一种新的常识，需要分别把它撰述出来，就正于海内的高明，所以，本书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别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广东省银行季刊》、《时代中国》等杂志。在民国三十三年初，承桂林文化供应社主持人万民一、万仲文昆季的友谊与盛意，使这先后依照一定计划写成，但却是分别发表的诸论文，得有集印的机会，于是我曾就中国现代经济的全般发展情形，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本身认识的演变情形，写了一篇长达三万余言的绪论，作为第一篇，而全书则题称为《中国经济原论》。但事不凑巧，《原论》的纸版刚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亦由国立中山大学的所在地广东坪石播迁到福建来。永安东南出版社计划印行“大学学术丛书”，希望我把原来交给文化供应社印行，但却未出版的这部书稿，拿来再印，我当时曾函文化供应社的负责人商谈，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没有回响。我当时设想，为了文化的意义，另行在东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谅解。况该书的纸版是否抢出还有问题，于是我决计整理旧稿，交由东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开始，就发现作为绪论的第一篇原稿遗失了；不久，东南出版社突如因为一阵政治风波，把负责人吹得散逸无踪了。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直等到有志于中国经济之科学研究的朋友们，组织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并希望我首先把这部书稿提供出来，我这才重新鼓起勇气，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范围内，对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订。
后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因为可以帮助理解中国资本形态，所以从拙著《中国经济论丛》中移植过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因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般人对中国经济认识的错误，所以也从拙著《经济科学论丛》中移植过来。至《原论》全书所论究的各种经济形态，大体是就私经济立论的，对于有关中国财政方面的情形，没有直接明显述及。这就《原论》所研究的范围来讲，虽不一定是什么缺陷，但探究中国经济运动的整体，显然是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直接间接作用的。我把最近为福建省研究院所编《研究汇报》写好的《中国公经济研究》一文附录在这里，也许多少能帮助我们看出那种作用的限度。
本书是尝试把中国经济全体，当作被若干基本经济法则所贯彻着的统一过程或统一运动，因而，个别经济形态相互间的内在因果关联，是我特别想努力分析的。本书的最后一篇或第八篇，虽是当作结论，当作一切基本法则作用最后必然归结到的后果，但由于资料的不充分和我个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我十分坦白的承认，这部书极其限，也许只能算是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之发端。不过，照一般流俗的见解，以为研究中国经济，没有把近十年来国内经济在战时的诸种变动指述出来，就失掉了现实性，但请这样设想的人们留意，那样的研究要求，是很容易由他们自己得到满足的。而我则是希望对中国经济何以会演成战时这种局面，有一个更基本的理解和说明。他们只能责难我的学力不够达成我的企图，而没有理由说我的研究忽视了现实。
我深知道：如其是在十年以前，像我这样一部不完备的东西，也许根本就无法产生出来；如其是在十年以后，它的内容和体制，也许会更完备一些。我这样说，显然不是就我个人的造诣立论，而是就我们所在社会的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成果立论。这即是说，这部书稿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十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没有大家已有的这种研究作为基础，我就不但无法采行这样的研究方式，且也不会引起这样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动机。不过，我这里所谓“大家”，实应包括有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国外学者，特别是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在内。他们直接间接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或一般前资本社会或残留有浓厚封建因素的资本社会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我莫大的激励与启示。
在研究过程中，不时给予我以鼓舞，并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继续努力下去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乃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同仁与同学。他们每有机会，就提出有关方面的问题来同我商讨，这样，我便经常像是处在被考试者的地位。中国商品与商品价值的研究，刚刚研讨出一个头绪，他们又要求我依此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试是否及格，而我像经常被被安置在被考试者地位却是一个事实。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在不断被教育”的意义，亦就因此之故，不管国人怎样理解中山大学，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有生气、有活力，特别富于时代感的学校，只要稍加绳墨，领导有方，那是格外容易显出学术研究的展望的。
就个别给予我的帮助的朋友讲，中山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胡体乾先生，应当最先被数到的。他是一个极渊博的社会学者，我们在几年同事中，几乎每天有一次聚谈的机会；当我们彼此把讲述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他总能从正面或反面给予一些补充或提示。而对于资料的提供方面，他的助力尤多，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些重要杂志，他都全部保存着；如《读书杂志》、如《中国经济》、如《食货》、如《中国农村》等等，都是从他那辛苦积得而且在战时更辛苦搬移的个人书库中取得的。
其次应当提及的，是现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郭大力先生。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中，虽只有一两次短期的共处，我们分别的研究，虽大体达到了共同的结论。但不仅他的《我们的农村生产》那部精辟论著，是在我研究《原论》过程中出版，给予了我不少的启示，并且我的全部研究，直接间接所负于他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部书在出版前未得到他的全面校正，应是一个大的缺陷。
再次，现任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梅龚彬先生，曾对本论全稿作了一次详审的鉴定，并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值得在此表示谢忱。
至若在出版方面直接间接给予以莫大助力的，首先当感谢福建省研究院院长周昌芸先生。同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章振乾先生，始终是我一切研究努力方面的助成者和鞭策者。而这部书得从速与读者见面，则多亏了余志宏、张来仪两位先生。他们不仅为我担负起了印刷上的校订责任，且是多方鼓励我把这部书从速问世的策动者。
把“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的格言，用来形容这部书，是再妥当不过的，我现在以十二分的诚意，静候我们学术界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评判。
王亚南 一九四六年元旦
于长汀国立厦门大学内仓颉村野马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