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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
，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
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立……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实际上全部学生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下令处决两个工人
，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会已经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卤莽而无用的举动。
我被派到上海来帮助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
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北方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到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败了两个著名的军阀
，全城和国民党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课程来训练他们，请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一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猛烈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翼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为止。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两党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作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末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
，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个事件，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
。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是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
。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部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久长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省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党；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政权；组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汉阳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队叫做“第一农工军第一师”
，是经过省委会的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委员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线敌委会
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随后不久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的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事，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份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岗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据）时，他们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部和前线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
。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岗山上，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岗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岗山备受党中“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岗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岗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岗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
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岗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这种策略与党中央的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扩展的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岗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岗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表示出来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信仰这个政策，当决议提出来，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达到井岗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着重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南，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
，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
当我们在井岗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岗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
（真正的井岗山是附近的一个山）。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岗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铜鼓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