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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乡。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青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乡村里，由于拼命的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便设法买回了他的土地。
这时，我家已有了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大约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升到“富”农的地位。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亲，母亲，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每年仍有四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做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吃饱的。
我八岁起，就在本乡的一个小学校里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时候。
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作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
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了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罢工”。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的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砺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工人们吃鸡蛋和白米饭，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
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的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吵闹时常。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工人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父亲辩论，我引据经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喜责我不孝和懒惰。
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的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青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明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咒骂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恶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旁边，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死硬派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
、《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是害人的。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都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要我读经书的父亲十分生气，尤其是当他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门遮盖起来，所以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盛世危言》。
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改革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器、电话、电报、轮船等，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助他打赢官司的如同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旧罗曼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在宗教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母亲则笃信神佛。她给与她的孩子们以宗教教育，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板起面孔讨论我的父亲对母亲欠缺礼貌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他向我们进攻得太厉害了，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我的读书渐渐地影响我，我自己愈来愈怀疑。我的母亲注意到我这一点，因为我们于信仰鬼神的漠不关心而责备我，但我的父亲则不说甚么。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及提防而马上惊逃，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回想老虎神秘的逃走，感觉很奇怪。他开始想他是不是没有开罪菩萨。自那时候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他偶然烧香。但是当我在另一意义上堕落的程度增高时，这位老人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盛世危言》继续动引我求学的欲望。我开始厌恨我在田里的工作。这自然是我的父亲所反对的。我们发生争执，最后我脱离家庭。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在一位老学究面前攻读经书，又读了许多时事文章和其他的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个影响我的整个人生的事件。在我们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学生看见从长沙回来的许多豆商。我们问他们何以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一个大叛变，并告诉我们这回事。
那年有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他们都很发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了一次示威运动。他们进攻满清衙门，砍下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驱走巡抚。以后，那布政使骑着马出来，告诉老百姓，政府要设法救济他们。他说出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欢喜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他被撤职。一个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通缉叛党的领袖。他们中许多人被砍头，他们的头悬挂在柱子上，以警告来日的“叛徒”。
这件事，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造反的家伙”，但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他们不认识这对于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作一个刺激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感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于是我深恨这样对待他们是太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的会员和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容易促成一个于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上去，在那里他们建筑了他们的要塞。官兵被派去打他们，那地主说出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也被捕砍头。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对造反表示同情。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缺少粮食。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一村运到城中去，虽然本村粮食缺少。他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了，他怒发冲冠。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想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对我另有一个影响，即某一个小学校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所以激烈，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消取。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我钦慕他，并与他的意见相同。
这些事件相连地发生，给予一个已经反叛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起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尤其是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他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的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想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钱店做学徒。最初我不反对，以为这也许很有趣的。但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的父亲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是在我外公的县城里。
我的一个老表是那里的一个学生，他告诉了我这个新“近代”学校的变迁情形。那里经书是不大被注意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很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我与我的老表进那学校，注了册。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的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以作我五个月的膳宿费以及我读书需要的各物件之用。我的父亲因他的朋友劝他说这个“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的赚钱本领，最后让我入学。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我是十六岁了。
在这个新学校，我能够读自然科学和新西学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的一位是日本留学生，他戴上一个假辫子。假辫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笑他，称他是“假洋鬼子”。
我以前没有看见过那么许多儿童在一起。他们大多为地主的儿子，穿着奢侈的衣服；很少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的一个学校。我穿得比旁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清洁的袄裤。长袍学生不穿，只是教员穿，除了“洋鬼子们”以外，没有人穿西装。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平常我穿破烂的袄裤。但在他们中我有朋友两个，而且是我的好同志。这二人中之一现在是个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是很重要的。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常常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是要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地份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得不舒服。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欢喜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志不在经书，我读我的老表给我的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等到我能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我很感激我的老表。
许多学生不欢喜假洋鬼子，因为他的假辫，但我欢喜听他谈到日本。他教音乐和英文。有一个歌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到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地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我在那个时候，我感觉日本的美，她战胜俄国，我感觉到她值得骄傲，她很有能力。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日本。
这一切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到在这个时候新皇宣统已统治了两年了。而我才最初听到皇帝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实在地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的、良好的、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改革。我因读中国古代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而为之心醉，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我在一篇讲到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最初听到美国，那文里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里，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女皇
、彼得大帝、惠灵登
、葛拉德斯吞
、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我起始想到长沙去，那是大城市，湖南的省会，离我的家一百四十里，我听到说这城市是很大的，有许许多多的人，许多的学校，巡抚衙门就在那里。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进一个湘乡人办的学校。那年冬季我请高小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他答应了，我于是走到长沙，十分地兴奋，一半由于怕不能进去，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而使我惊异的，我被录取了。但是政局转变得很快，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