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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西方诗的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质。在后面的写作中，我将对相关的现代性因素随时加以阐发。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古典诗。上面提到的西方现代诗的诸多特点，在中国古典诗中并不鲜见。可是，很长时间里，受文学风会、阅读视野与知识结构的限制，国内古典文学研究者罕有将研究对象置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大框架内加以省视，古典诗的现代性未能深予抉发。而近五十年来，海外华裔治传统词章的学者，却能够就近以西方现代文学为参照，每于专论某一诗人或流派之际，自然述及其与现代西方诗相通相应之处，凸现出中国古典诗历久弥新的现代性特征，启发了我们对于此一遗产的再认识与重新估价。这些海外华裔学者取得了多样的研究成果，例如陈世骧、刘若愚、高友工、梅祖麟、叶嘉莹、叶维廉、孙康宜等，均在中西比较的前提下对中国古典诗的现代性有所阐说。可是，他们的颖思卓识大多呈现为吉光片羽，常受具体问题制约而不够深入充分，也不曾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认识。再说，在具体讨论中，常常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精确性与周延性问题。这里我举叶嘉莹和叶维廉二位为例。
叶嘉莹论证杜甫晚期七律平衡感性与智性，以超现实意象表现现实，“能自此窥见现代之曙光”；李商隐诗兼具象征性语言、超现实意象与意识流技法，与西方现代文学若合符契；吴文英词则因晦涩的时空跳接与丰富的感性修辞，富有现代意味。这些观点都极富启发而弥足珍贵。可是，对于这几位极具现代感性的诗人，叶嘉莹只是将他们视为古典诗的大传统中几个异数，未尝深究他们其实已经与另一些诗人一起自成一个传统，而且这传统也别有渊源。因此，她有时不免会孤立地看问题。比如她讲杜甫七律的演进与成就，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句来印证杜诗“句法的突破传统”：
杜甫的句法，虽然对传统而言，乃是一种破坏，而其实却是一种创建，这创建可以把握感受之重点，写为精炼之对偶，而全然无须受文法之拘执，一方面既合于律诗之变平散为精炼之自然的趋势，一方面又为律诗开拓了一条超乎于写实的新境界。
又以“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两句来印证杜诗“意象的超越现实”：
杜甫所写的，虽也是现实的景物情意，如织女、石鲸之确为现实之物，忧时念乱之本为现实之情，可是杜甫却完全能不为现实所拘，而只是以意象渲染出一种境界，于是织女、石鲸乃不复为实物，而化成一种感情之意象了，这在中国旧诗的传统中，乃是一种极可贵的开拓。
可是，如果了解南朝骈文中早有一种字句上的“效奇之法”，如江淹《别赋》的“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恨赋》的“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庾信《行雨山铭》的“草绿衫同，花红面似”等，也就不会视那两句杜诗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了。至于后一例中的意象，无非是想象中再现的事物，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类表达不见得有任何分别，所以也谈不上“超越现实”的“开拓”。与此相似，叶嘉莹在论吴文英词时，说他“这种时空错综的叙写方法，在中国旧文学中，当然是极为新异背弃传统的”
，同样属于孤立而拔高之论。
叶维廉则侧重以中国古典山水诗，尤其是王维、孟浩然等人诗作为例，论证旧诗语言尽可能消泯述义性、串连性，纯以物象作当下的戏剧式演出，并利用将不同时空界面的经验并置的手法，实现向心理逻辑的转换，与西方现代诗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这些观点也都是站得住脚的。问题是他没有给自己的论题设定一个范围，而是无限周延，将一部分中国诗的语言特色视为全体所有。中国旧诗可以笼统地归结为不加定位、定向、定时的，取消叙述与说明的直接呈现么，都是反映瞬间活动的感受么？难道我们真的缺少交代清楚、逻辑谨严的记叙与议论之作么？叶维廉论诗的片面性在于：他太偏好神韵派的山水诗了，内容上他总是不提叙事诗和论理诗，形式上他也总是有意忽略古体诗，对于宋以后的演绎性的诗——其实还有唐以前的——都存而不论，因为这样才好谈论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在语言和美学上的汇通。而在这样的以偏赅全之后，中国古典诗就整个地成为最符合西方现代艺术精神的样本了。
我觉得，对中国古典诗作出再认识和再解释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够“见树不见林”，或者“见树以为林”。那些往往是局部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否有着更广泛的有效性，确实值得做深入而全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