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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的问题，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在西方现代诗人的写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特质，如何同样在部分中国古典诗里得到体现。这些特质拢在一块儿，我们即以“现代性”为名。那么，首先要明确的是，西方现代诗人的写作具有何种“现代性”。我得把问题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本书并不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去讨论广义的“现代性”，而只涉及美学思考的范畴，甚至局限于最狭义的文学领域去探讨诗的文本的“现代性”问题。
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往往像把握指掌间的细沙那样困难，但基本要素是可以辨认的。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由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发端。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虽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流派、宣言与文学思想，其总的特征都可以溯源于象征主义。从波德莱尔宣布诗的目的乃是将“善”与“真”与“美”区别开来那一刻起，“现代性”写作诞生了：
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说他的作品拙劣，亦不冒昧。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它不以真实为对象，它只以自身为目的。表现真实的方式是另外的方式，在别的地方。真实与诗毫无干系。造成一首诗的魅力、优雅和不可抗拒性的一切东西将会剥夺真实的权威和力量。
波德莱尔这番话的意义在于：一旦诗不再承载着“善”的使命，也不再以追求“真”为目的，而一心一意地经营“美”，诗的说教功能就一下子给悬置起来了，模仿或反映的功能也被取消。弗雷德里克·R·卡尔（Frederick R.Karl）在《现代与现代主义》一书中说：
现代主义的重要一点在于构成美和美的事物的性质，正如功利观念上的美正在经历观念上的修正一样。美与道德和伦理范畴的关系正向新的阶段过渡，在这个阶段中，美必然要等同于感觉和经验。所以，美已经不再是一个道德实体，也不是更高真理的体现，它与个人的鉴赏力和个人的愿望相关。
由此而来的直接影响是，诗人在满足文字带来的神秘、新颖和惊奇的感官效果时，摆脱了道德的负疚感。象征主义诗人总是被指为颓废，因为他们与“载道”无缘。伊夫·瓦岱（Yves Vadé）说：“从美学角度而言，‘颓废派’思潮与一种面对社会未来所怀有的情感类型相关，这种情感当然是悲观的，但这种思潮尤其是对这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能够为文艺创作者提供的主题、文体以及更具普遍意义的艺术资源很敏感。其宗旨主要是探索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好奇的尝试甚至现时（一个前途没有保证的现时）的各种反常现象，而不是去揭露什么或哀怨什么。”
与敏感的颓废者不相容的是，说教者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贫乏，他拒绝一切暧昧、流动、诱惑的东西，他对奢侈与快乐持有戒心。“他无法抓住口味、气味或声音的审美维度。在布里亚—萨瓦兰式的龙涎香巧克力面前，在普鲁斯特式的香柠檬调味汁面前，在舒伯特式的弦乐三重奏面前，批判主义便倾覆了。”
说教所要求于语言的，本是清晰而连贯地传导信息。现在，语言获得了自足的价值，文字的意义退居次要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其本身的色、香、味，尤其是微妙的音质和音色的呼应与变化。哪怕文字朦胧而晦涩，也是其自身某种特质的凸现。而为了表达更高的真实——波德莱尔说，即只在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诗的语言就不可能只着重于表面的秩序，它可以断裂成碎片，以期表现我们内心的状况。
旧世界瓦解了。高贵的理性、可靠的客观知识、统一的秩序和板结的道德律，与古典主义相联系的这一切，在诗中不断流失。有人说：
我们也可以假定，我们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期向我们所表明的……是所有这些潜在因素的混合：理性和无理性、理智和感情、主观和客观的相互渗透、调和、联合与融合——也许是一种可怕的爆炸性的融合。
人们可以设想有一种爆炸性的融合，它破坏了有条理的思想，颠覆了语言体系，破坏了形式语法，切断了词与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传统联系，确立了省略和并列排比的力量，随之也带来了这项任务——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创造新的并列，新的整体……
从象征主义之后，诗的现代性的大致走向是：意象派专注于取消语言的连接媒介，追求意象的直接呈现；表现主义则转向内心，并主张抽象的智力倾向；超现实主义以不连贯的内在心理逻辑取代表层语言的客观逻辑。按照当代超现实主义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在《诗歌与现代性》一文中的归纳，从爱伦·坡（Allan Poe）反对诗的叙述性以来现代诗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空间对时间的胜利，并列对连续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