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论题，“古典诗的现代性”，本身就是矛盾的并置，似乎难以成立。古典即非现代，现代即非古典，这是仅凭常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的症结乃出在“现代性”这个词上。这委实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愚蠢的用词。所谓“现代”（modern），是一个所指在随时推移的能指，语义上变化无常，而我们却指望它的意义能够稳定下来，沉淀为某种叫着“现代性”（modernity）的东西。

然而，我们实在无法计较这个学术研究中的权宜用词的过失了，因为它显然已经习非成是。于是，如果撇开“现代性”一词老是在一旁提醒我们时间所造成的干扰，那么可以说，它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固定的内涵，在表示着某种历史哲学的、社会学的或美学的性质。福柯（Michel Foucault）说：

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

“现代性”是指特定的思想、言说、感受的方式，它标志着某种属性，且不拘于现代才有，古人也可以有。首先提出“现代性”观念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认为每个古代的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 。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甚至认为，蒙田的散文和拉伯雷的小说是后现代写作 。

举一个中国文学的相似例子，可以看出这个看似悖论的事实的存在。钱锺书《谈艺录》开篇论“诗分唐宋”，说：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掺合今古者。

既然“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那么，套用这说法而认为“有古之中国人而为今之西方诗者”，也不再会觉得难于理解了，只不过时间差别之外，再加上一层地域差别而已。前面熊秉明不是说，中国古典的艺术完全可以有西方“现代的”精神吗？所以，正如黄维樑师在《唐诗的现代意义》一文的释题中所说的：

“现代”使人联想到“现代主义”（modernism），这是二十世纪文艺的一个重要概念。现代主义文艺的诞生和发展，是二十世纪的事，有其二十世纪的时代因素。唐诗是七世纪至十世纪的产物，与现代主义文艺根本“异代不同时”，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如果把现代主义当作某些文艺的特质，而非某个时代的产物，则唐诗与现代主义文艺，非无某些契合之处。 vUw6BGnKf5TJRJU7p3H3LZB+s1s23iEcqOnpZJNRLy3aF94gh65DqGG9m12H+z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