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一把欧美名牌的钥匙，怎能开得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当年，深谙中国文史的小说家高阳，拿了这话来“敬质在美国的叶嘉莹女士”，因为她用了西方现代文评解释中国古典诗词 。我在这本书里要做的事，恐怕也会惹来类似的讥评。但是我觉得，换一个比喻的说法也许能更好地描述我的工作：我想拿西方诗学的试纸，来检测一下中国古典诗的化学成分。

有时候，用另一种眼光或角度来重新省视我们古人的作为，真的可以别有会心。比如，所谓魏晋风度，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嵇康喜欢夏天在柳树下边打铁；阮籍的侄儿阮咸以大瓮与群猪共饮；刘伶乘着鹿车，提着酒，让人扛着锹跟在后面，说：“死便埋我！”王子猷雪夜访戴，好不容易望见了戴家却不进门，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种种出位的举动，不排除作秀的成分，用《世说新语·任诞》对于阮浑的说法，就是“亦欲作达”。如果我们说，这是历史上最早也最成功的一批“行为艺术家”（action artist），想必能够刷新大家对这些名士风流的认识吧？又比如，中国的书法艺术，特别是狂草，从旧有的路子继续研究其笔墨语言当然有必要，但是，如果联系西方现代抽象艺术（abstract art）来探讨其本质特征，也会令我们耳目一新。熊秉明的著作《张旭与狂草》，就是这样得到如下结论的：

通过对张旭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艺术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的”精神：追求自动和即兴创作，喜爱残缺与未完成，追求制作的速度，探讨非理性，还有一些与此有关的特征，譬如形象的抽象性，取消科学的透视学，重视点与线，等等。

用西方作为参照物对中国古典遗产加以考察，并非因为“古已有之”型的民族自大狂再度发作。传统的活力来自不断的再解释，这是一种拂拭与擦亮的行为，它将使疏离的传统与当代重新发生关系，从而激发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义。对于中国古典诗这一辉煌的传统来说，立足于现代诗学而加以新的解释，以寻找一个使这份宝贵的遗产在新的语境里转生的契机，更有着迫切的需要。西川说：

自中国新诗发轫至今，传统对于新诗写作的意义一直处于悬空状态。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对新诗写作是一个坐标，那么，没能使之放射出它本可以放射出的光芒，其责任既在诗人，也在学者。我注意到目前已经有少数学者正在努力使中国传统思想获得现代阐释，但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尚无人意识到使之获得现代阐释和现代复述的必要性，而这项工作在其他国家却始终在进行着。

现代诗人并非一概悬置了古典传统，现代学者也并非全然没有对古典传统加以重释与复述，但是这段话仍然具有十足的警醒意义，因为绝大部分诗人并不曾有意地或有效地去汲取传统的营养，学者们对传统的刷新与激活工作也做得不那么尽如人意。

本书正是试图以西方现代诗学的观点来透视中国古典诗，仿佛借另一个方向打过来的光，来烛照我们熟悉的传统诗词，以期发现其中隐含的一些因素、一组联系和一个序列。不过，问题是我选择的角度叫做“现代性”。 tnc4t+MN/hske6gtGfkxUe/93183tnLdsPFIaCE78MT4PLkKU7KEzyQypLuRLh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