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复古的第一种语境是礼仪。到现在为止，所有考古发现的“古风”商周青铜礼器都出于墓葬。墓葬中的铜礼器很可能首先是为了宗庙祭祀而制作的，我们还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驱使商周贵族将这些器具与其他随葬品一同与逝者下葬。根据林巳奈夫的假设，这是因为死者的灵魂在地下世界中仍需要崇拜他们的祖先，为了完成这些想象性的活动，随葬铜器把礼仪用具（ritual paraphernalia）的功能永恒化了。 [16] 根据这个逻辑，墓葬中的仿古铜器有可能是为了祭祀远古的先祖。
虽然这个假设仍需要更直接的证明，大量考古发现确定从西周晚期开始，特别是在东周时期，大量仿古性器物是专为葬礼特制的“明器”。正像罗泰在《再造往昔》中的文章所证明，这些专用于陪葬的“明器”——包括表现古代器物风格特征的微型礼器，用不同材质相对忠实地复制的某种特殊青铜礼器，以及对源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礼器的充满想象性的重制——常常模仿或影射早已过时的器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这些被考古学家称为“古式”的器皿常在墓葬中与“今式”器皿并置以突出其仿古特征。例如天马——曲村晋侯墓群中的62号墓、93号墓都各自有一套常规礼器和一套微型的仿古风格礼器。 [17] 湖北境内的包山2号楚墓（公元前4世纪晚期）葬有一套“古式”鼎和一套“今式”鼎。 [18] 其他墓葬中还发现常规的铜器与模仿古铜器的陶器组成对应的一套。 [19] 虽然这些例子似乎并不遵循固定的模式，但它们都显示出相似的意图——用相异的器形及装饰在墓葬中标识出“过去”与“现在”两种不同的时间性。
复古性礼器的第二个语境是收藏。作为唯一在发掘前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葬，安阳妇好墓的发现使学者得以将中国的古董收藏史推至公元前13世纪。这个墓葬所出土的755件玉饰不仅包括当时的玉器，还有来源不一的史前玉器藏品。 [20] 罗森更进一步指出，此墓中出土的另外一些物件虽制作于商晚期，其形式则效仿2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型。 [21] 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早在商晚期，古物收藏已为新艺术品的创作提供了参照与灵感。 [22] 这一传统在此后的周代也一直延续下去。 [23] 古董玉器在许多西周、东周的墓葬中被发现，有时装在特别的匣中与当代的器物区分开来。公元前7世纪黄国的一座墓葬的发掘更进一步证实了某些仿古风格玉器直接模仿其所有者的古玉藏品制成。此墓墓主黄君孟夫妇无疑深好玉器，随二人陪葬的精美玉器共计185件。 [24] 这批玉器中包括若干件史前、商及西周时代的玉器。值得注意的是，黄君孟墓室中的两件当代玉珥 （图1–3b） ，正是以埋葬于夫人墓室的一件新石器晚期玉雕人头为原型设计的 （图1–3a） 。
图1-3 河南潢川黄国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两组雕刻玉器。（a）公元前2000年；（b）公元前700年。
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中，礼仪和收藏一直是创作和使用仿古器物的重要语境。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宋徽宗再造古代祭器和乐器的尝试，以求重建三代礼仪。《再造往昔》中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论文表明这一举动和当时寻觅和收藏古物的风尚密不可分。在葬礼中，周代以降制作和使用复古形态“明器”的方式从没有过时，被后代的帝王贵族们不断仿效。1983年在河北省磁县湾漳发掘了一个大墓，可能属于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其中出土了一组具有东周风格的陶明器，包括20个鼎，33个钟，21个磬 （图1–4） 。 [25] 翻检史籍，我们发现高洋在夺得帝位后，在政治宣传中常以古代贤王为自己的榜样。他倡导学习礼仪经典，并在太学中设立“石经”。驾崩前他遗诏告诫臣子，其丧事应该依照西汉文帝的榜样，“凶事一依俭约”。 [26]
图1-4 河北磁县湾漳墓出土的北齐陶明器。
当金石学在宋朝正式出现以后，古物研究不仅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为丧葬制造仿古器物的尝试。我们有两方面的证据支持这个观察。首先，仿古性器物的数量在南宋士大夫墓中不断增加。随着司马光（1019—1086）和朱熹（1130—1200）对薄葬的倡导，11世纪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墓大多规模较小，以特殊选择的较少物品随葬。墓主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墓志铭及随葬品显示——而在这些随葬品中就有仿古的钟、鼎和瓶。 [27] 证明金石学和复古器物之关系的第二个证据是，宋代之后的一个重要墓葬中出土了依据古器物研究而非实际古物制作的仿古明器。这是位于河南洛阳的元代学者赛因赤答忽（死于1365）的墓，出土了58件黑色仿古明器 （图1–5） 。 [28] 台湾学者许雅惠通过仔细的比较，确认了这些明器的设计源自朱熹于1194年编汇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 [29]
图1-5 河南洛阳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黑陶明器。
另一方面，金石学对艺术生产不断加深的影响也预示了仿古器物开始超越礼仪的限制，而越来越成为文人品味的表现并最终变成大众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转变在宋代已经开始发生：四川遂宁的一个大型窖藏里发现了一千多件瓷器，可能属于当地一个贸易进口中介。陈云倩（Yun-Chiahn Chen Sena）注意到这些瓷器的两个重要特点：首先，特定古代青铜礼器被用作为设计商业产品的流行模本；另外，这些仿古器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履行新的功能，如鼎、鬲、簋被改造为香炉，插花的盛器模仿古代玉琮的造型。这些转变表明仿古器物有了新的环境，包括文人的书斋和其他室内空间。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