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在对群体的主要特点进行概括说明之后，还要研究这些特点的细节。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不冷静、不够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常常可以在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等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不过这一个看法我只是提一下，不会在本书中对它进行论证。再说，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用处很小，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也很难让他们相信。

现在我就一步步地对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看到的不同特点进行讨论。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在对群体的基本特点进行研究时我们曾说，可以说它完全是被无意识动机所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的影响，而是脊椎神经。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十分相同。从表现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行动可以没有瑕疵，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被大脑支配的，个人是依据他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他怎么行动的。所有刺激因素对群体都有控制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断地产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被刺激因素所影响，但是他的头脑会告诉他，被冲动摆布是不值得赞扬的，所以他会约束自己不被摆布。可以用心理学语言来表述这个道理：孤立的个人具有掌握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根据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们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很爽快的、很残忍的、英勇的或软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很难对它们进行支配。刺激群体的因素非常多，群体总是被这些刺激所屈服，所以它也很容易变化。这说明了我们会看到的原因，它可以很快就从最暴力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豁达大度和英雄主义。群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也是很容易的，同样慷慨就义也是很容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流血牺牲，就是群体。若想知道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的事情是什么，不必回头看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疼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望极高的将军 ，只要他一声令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流血牺牲。

所以，群体根本不需要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被当前刺激因素所左右。他们就像被风暴飘扬不定的树叶，朝着不同方向飞舞，最后又落在地上。下面我们对革命群体进行研究时，会挑选一些他们感情易变的事例。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造成对它们的统治会难度很大，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更是这样。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持续的时间就会很短。此外，群体虽然狂乱的愿望有很多，它们却都比较短暂。群体对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群体不但冲动而且多变。和野蛮人一样，很难理解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同时也没有承认这种障碍的打算，因为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它感到自己不可抵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体来说，不可能的概念不存在了。孤立的个体是很清楚的，独自一人绝对不会去焚烧宫殿或打砸抢，哪怕受到诱惑，也能做到自我克制。当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人数赋予他的力量他就会意识到，这完全能让他产生烧杀掠夺的念头，面对这种诱惑会很快就屈服。意料之外的障碍会被粗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真的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所以可以这样说，这种激愤状态就是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人们产生一切情感的源头，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都会产生影响，正像它会对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产生影响一样。可以说所有的群体都是急躁而易怒的，但程度却是有区别的。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的差别就非常的显著。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25年前，仅仅因为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世人，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一场可怕的战争就这样被挑起来了。 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无关紧要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把人们的怒火激了起来，由此出现了政府立刻垮台的结果。就在同时，远征喀土穆的英军遭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这在英国引起的情绪却是很轻微的，甚至大臣都没有被解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些女人气，而女人气最多的是拉丁族裔的群体，凡是得到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马上随之改变。但是这样做，却和在悬崖边上散步是一样的，指不定哪天就会坠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对群体进行定义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容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也是群体感情可以向某个方向迅速转变的原因。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微不足道，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经过相互传染这个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形成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

就像处在暗示影响下的所有个人所表现的那样，进入大脑的念头变成行动的速度很快。不管这种行动是纵火抢夺，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勇往直前。一切都是由刺激因素的性质来决定的，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是由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在无意识的领地漫游，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的批判能力都消失了，除了极端轻信外不会有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想要理解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能够产生的原因是，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歪曲之后造成的后果。在大庭广众下发生的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没多久就会变得不成样子。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一系列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形象。有时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我们会有一连串的幻觉产生，只要我们想一下这个，这种状态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了。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不闻不问，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区分主观和客观。头脑中产生的景象它也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的关系微不足道。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多且杂，原因是组成群体的个人的倾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歪曲是相同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相同的。

群体中的一个人第一次歪曲真相，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出现时，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第一个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会马上就让所有人都接受。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就是这样来的。这种幻觉首先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无数人看到的现象。

若想对以上言论进行反驳，就不需要把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考虑在内。这种品质无关紧要。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开始，学识渊博的人和白痴都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观点看起来不太通。想要把人们的疑虑消除，必须对大量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哪怕写下好几本书，也可能达不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希望读者认为我的主张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要举出几个实例来论证，它们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机挑出来的。

下面这个实例是最典型的，原因是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不但有最不明事理的，也有学识渊博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说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引用过它。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飘荡，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去联系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艳阳天，值勤兵发现有一艘船只发送了遇难信号。船员们沿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了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但是最后证实这只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把遇难者营救上岸。在靠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甚至很多混乱的哀号的声音都能听到”。但是到达目标的时候，船上的人却看到他们找到的仅仅是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望而知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是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有遇难船只发遇难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当时的全体官兵接受了这种暗示。

歪曲了眼前发生的事情，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有这种情况出现，并不一定是要人数很多。一个集体的形成可以是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算他们全是学识渊博之人，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有群体的所有特点表现出来。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会消失不见。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在《心理学年鉴》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这里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奇妙的例子。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等杰出的观察家，让他们对物体进行审查并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将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演示了一下，并让他们将之记录下来。这些杰出观察家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表示，这只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惊讶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他说：“很明显，甚至很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它的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确认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用骗术来解释他们所描述的现象。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很简单，他竟然采用这些方法人们不免有些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可以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哪怕是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也是可以产生作用，它能很轻松地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这也就见怪不怪了。

同样的例子特别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到处是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证据确凿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千篇一律，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惊讶的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还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相似之处却非常的少。这和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最开始一般都是某个人非常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开始的幻觉得到确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没有任何主见，对于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他很确信，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之处以外，有时会呈现出一些特征，例如一块伤疤，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成为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把理解力征服，让一切判断力都被窒息。观察者这时看到的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不再是客体本身。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自己的母亲竟然认错了孩子的尸体，所以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可以把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找出来。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弄错了。但是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看了看他的衣服，又观察了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来了。问到他时，他回答道：“那是小费利贝。”在这条街上住的好几个人，也都说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孩子的一个同学，他是根据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来判断的。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弄错了。六周后，确认了那孩子的身份。他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遇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通常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的价值会是什么。特别是就儿童而言，他们的证词绝对不能当真。地方上常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往往是相反的，儿童一直在说谎话。虽然这种谎言很无辜，但它仍然是谎言。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拿孩子的证词来判决被告的命运，还没有用扔钱币的方式看起来更合理。

还是继续说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很多时候它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对同伴的个人幻觉的影响。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判断群体的证词的极不可靠性，它甚至能够达到叹为观止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的有数千人，但是面对那些目击者相互矛盾的证词，我们根本没办法确定指挥这场战役的到底是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数百人曾证明过的事实，现在还有人一直在犯这种严重的事实错误。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群体的证词价值是什么。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所以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但是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往往是最严重怀疑的。一件事无数个目击者都有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可能相差很大。

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是，史学著作，我们只能看成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没有什么根据的记述，并且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也掺杂在其中。写这样的东西就是在浪费时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曾经的时代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如赫拉克利特 、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等伟大人物的生平，我们有的记录有一句是真实的吗？很可能没有一句是真实的记录。不过实话实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打动群体心灵的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是神话中的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晰明白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并没有稳定性。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因为种族的缘故，他们不断地被群体的想象力所改变。《旧约全书》中杀人如魔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 爱的上帝大相径庭，活佛在中国备受推崇，但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没有什么相同的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让英雄远离我们，也不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在几年之内就发生。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看到，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在短短50年间便更改了无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是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一直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30年后，这个温和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杀人如魔的暴君，他篡夺权力并将自由毁灭，为了使自己的野心得到满足，300万人丢掉了性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有变化在发生。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学识渊博之人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可能会怀疑是不是真有过这位英雄，就和现在很多人怀疑释迦牟尼是否存在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他们就很容易问心无愧，因为对比今天的我们，他们更清楚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历史没有什么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除了神话以外。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不管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好是坏，极为简单而夸张就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做不到细致的区分，就把事情看成一个整体，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却看不到。群体情绪的夸张也会被另一个事实所强化，即不管感情是什么，一旦它表露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以非常迅速的速度得以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力量会大大增强。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它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和女人差不多，会突然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毋庸置疑的证据。厌恶的情绪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力量渺小到可以忽略，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得暴跳如雷。

群体感情的狂暴，特别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常常因责任感完全消失而使之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白痴、智力低下和妒忌心重的人，会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摆脱掉，会拥有到一种冷酷、短暂但又不可估量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会对一些恶劣的感情产生作用。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有责任心的个人因为怕受惩罚，必须约束它们。所以群体做些最恶劣的极端勾当确实很容易。

不过，这并不是说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无私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和孤立的个人相比更容易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对群体的道德进行研究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

群体因为对自己的感情进行夸大，所以能打动它只有极端的感情。希望把群体感动的演说家，必须强势无礼，诚恳有加。言过其实、铁证如山、多次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常常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一定会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明确指出，观众会希望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会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它的重要性很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这种立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没有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这也得具备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对一出戏的成功进行解释，可以说是做不到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它能否取得成功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如果想判断此事，他们就需要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歌剧，在某国掀起热潮，在另一国却可能会失败，或取得的成功只是部分的或平常的，原因是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不需要再多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对感情产生作用，对智力没有任何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如果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会降低很多。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对群体犯罪研究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只是能够让感情得以提升到极高—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知道的情感都很简单而极端；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把他看成是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对他们进行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一直都是这样。和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很早大家就知道了。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把专横的性质赋予到自己的理想和偏执上面。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不可能这样做。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如果做出很微小的反驳，可能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鄙视的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没有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可能会以死来收场。

专横和偏执，一切类型的群体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但是它在强度上是有差别的。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叹为观止的地步。实际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完全破坏了。拉丁民族的群体只看到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的人，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悖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从宗教法庭时代到来后，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从来只是千篇一律没有新的看法。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这种情感产生起来很容易，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对这种情绪进行煽动，他们可能都会马上行动。群体对强权百依百顺，却很少被仁慈的心肠打动，他们认为仁慈是懦弱无能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是顺从性格温和的主子，而是屈服于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造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蹂躏摧残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被人看不起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永远像个恺撒的英雄。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对于软弱可欺者会随时反抗，对强权却言听计从。如果强权断断续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影响，它便会表现得变化很快，时而胡作非为，时而俯首帖耳。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革命本能，那就完全没有理解它们的心理。在这件事上让我们上当的，仅仅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被无意识因素强烈地支配着，所以对于世俗的等级制很容易屈服，肯定会十分保守。对它们不闻不问，对混乱他们很快会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对一切自由进行压制时，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感同身受时，正是那些最狂妄不羁的雅各宾党人对他发出欢呼。

如果不将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考虑在内，理解历史就很难，特别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希望改头换面，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进行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一定能得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对很表面的事情有影响。其实它们和原始人一样，有着牢不可破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拜是毋庸置疑的；对一切有可能将自身生活基本状态改变的新事物，有着坚不可摧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实现的可能性就很小，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幸运的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长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将私心的冲动压抑下去，那么就可以说，由于群体易冲动，易变，所以它不可能是道德的。反之，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无私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看成是“道德”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很高的道德境界在群体中会经常出现。

对群体有过研究的少数心理学家，重心只是在他们的犯罪行为，看到这种行为经常发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非常低。

存在这种情况当然很多。但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将原始时代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继承了下来，它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生活中，孤立的个人想要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的一员时，因为知道不会受到惩罚，便不会再限制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将这种破坏性本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身上，所以就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时之所以热情与凶残，根源都是一样的。群体慢慢将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杀掉，表现出一种十分软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和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关系非常密切。

群体可以作恶多端，无法无天，但是也能表现出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多的极崇高的行为，如献身、奉献和不计名利。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口号，对组成群体的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不怕牺牲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很多。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为了自己只有片面了解的信仰、观念和三言两语，群体就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无法估计！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为了服从一道命令是很有可能的，而不是增加一点补贴家用的薪水。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就是私人利益，但这不可能是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理解不了的多次战争中，对群体有着支配作用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宁愿自己遭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使在一群罪不可恕的坏蛋中间，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仅仅因为他们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 的罪犯把他们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这些是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本来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是很容易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他们并没有拿，而其中的每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粮食。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不是一种固定的常规，但是它却是一种可以经常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是我刚才提到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看到。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对作品中的英雄具有的美德给予夸张，一般也会有这种情况，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如何低下，他们的表现通常也会是中规中矩。不加检点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比较危险的场合或攀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轻言轻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造成的伤害不会很多。

群体虽然经常不限制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常常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可以称之为是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能达到的水平，哪怕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企及。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对这些美德进行实践，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不该对群体过分苛责，说他们经常被无意识因素所影响，不动脑思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就不会成长，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NeZLcT6knVT799aLd+P5L/NP7W83eaOai7TeSn6F2B9+oB2Dnjv4NOsJYso1lt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