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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内革命和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并且将自己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法国大革命却没有一个确切的领地；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作用已经将所有旧的国界都从地图上抹掉了。我们看到它使人们接近或者分离，而不管他们的法律、传统、性格、语言是什么，有时，它将同胞变成敌人，将兄弟变成陌生人；或者不如说，它超越了所有特定的国籍，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共同祖国，所有国家的人都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即使你翻遍所有历史记录，也再找不到一场政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相同的特点：只能在某些宗教革命之中才能找到它的同类。因此，如果希望用类比的方法来帮助理解它，就应该将法国大革命与那些宗教革命相比较。

席勒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一书中正确地指出，16世纪的伟大宗教改革发挥作用，使那些原本完全不熟悉的各国人民突然变得接近，并且通过新的好感，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确实，我们看到，当法国人与另一些法国人战斗的时候，英国人赶来帮助他们；出生于波罗的海另一头的人们深入到德国的中心地带，去保护那里的他们之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德国人。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有了内战的色彩；在所有的内战中，都有外国人的身影出现。每个国家旧的利益都被人忘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利益；领土问题也被原则问题所取代。所有的外交规则都搅合在一起，混乱不堪，使当时的政治家们大感惊讶又痛苦无比。这正是1789年以后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带有宗教革命的面貌进行的政治革命。来看看它到底哪些具体而个性化的特点与宗教革命相似：不仅仅是它与宗教革命一样传播广泛，而且，它还与宗教革命一样，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到了其所到之处。这是一场激发了人们发展新教徒的热忱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国家完成了革命，并且还以同样的热情将它传扬到了国外；想想看，这是多么新奇的景象啊！在法国大革命展示在全世界之前的所有未知事物之中，这绝对是最新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要停于此处；而应该更进一步地去思考，探讨造成这种类似结果的是否也是并不那么明显的类似的原因。

宗教的惯常特点就是考虑人本身，而不停留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可能在人们的共同本性中加入的特性。宗教的主要目的是校正人类与上帝之间的整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权利与义务，它是独立于社会形式之外的。宗教所指示的行为规范更多地与父亲、儿子、主人、仆从、邻里有关，而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的人的关系则次之。这样，宗教的基础就存在于人类天性本身之中，所以它可以被所有人同样地接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实施。因此，宗教革命常常拥有如此广阔的舞台，极少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某一国人民的国土之上，甚至也不会局限于一个种族的土地上。如果更加近距离地考察这个主题，人们就会发现，宗教越具备我刚刚指出的这个抽象而且普遍的特点，便越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而不用考虑法律、气候和人民的不同之处。

古代的那些异教，因为全都或多或少地与各个民族的政体或者社会状况有关，并且在其教义之中保留着国家、而且常常是城市的某种面貌，所以一般都被局限于其领土范围之内，我们很少看到有走出国门的。异教有时候会产生不宽容政策和宗教迫害；但是，其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布道热忱。所以，在我们西方，基督教出现之前，从来没有过大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轻松地跨越了之前曾经阻止了异教脚步的所有障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征服了人类的大部分民族。基督教的胜利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加摆脱了一个民族、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社会状况、一个时期、一个种族可能特有的一切，我认为这样说并不是对这个神圣的宗教缺乏敬意。

法国大革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革命，是准确地按照与宗教革命相同的形式进行的，只不过后者是为了另一个世界；它以一种抽象的方法考察公民，在所有具体的社会之外，与宗教从一般性上考察人，将其独立于国家和时代之外是一样的。它并不是仅仅研究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是什么，而且研究从政治上来讲人类的一般义务与权利是什么。

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总是这样追溯到那些不那么特殊，也就是说事实上更加自然的社会状况与政府状况，所以它才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并且同时变得到处都可以被模仿。

因为法国大革命似乎更加趋向于人类的新生，而不是单纯的法国的变革，所以它燃起了一股在此之前连最狂暴的政治革命都不曾产生过的激情。它激发了人们布道的热忱，并且产生了一场宣传运动。因此，最终，它才能够染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那个时代的人都无比惊慌；或者不如说它本身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种不完美的宗教，确实是这样，没有上帝，没有礼拜，也没有另一种生活，但是，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让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遍布它的士兵、使徒和受难者。

然而，不应该认为大革命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是绝对没有过先例的，也不应该认为它产生的所有思想都是全新的。在整个历史进程之中，甚至是在中世纪，都有一些煽动者，为了改变特殊的习俗而援引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为了与自己国家的政体对抗而利用人类的天赋权利。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在18世纪燃遍了整个欧洲的火炬，在15世纪的时候很容易地就被熄灭了。

为了使这些说法产生出革命这一结果，在人们的地位、习俗和风尚中确实必须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人们的思想已经准备好了让这些说法深入进去。

有一些时代，生活在其中人们也是如此的各个不同，以至于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适用的同一条法则，对于他们来说却像是无法理解的思想一样。还有一些时代，只需要远远地、模糊地向人们展示一下这个法则的影子，他们就会很快认出它，并且向它跑去。

最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法国大革命使用了那些我们看到它运用的方法，也不在于我们接受了它所产生的思想：伟大的新生事物在于，那么多的民族都达到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方法，很容易地接受这些准则。 ThSu9ZPN7i5tbtfW9zasdpOM0Q2b33QTrW++V0b/cPi5Ho+s70kt2ST5HrhsNE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