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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写信：“你知道，很久以来，我一直有写一部新书的想法。我无数次想过，如果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那么，写下一些东西要比做一些事情好得多。另外，我还觉得自己比十五年前更有写书的状态。所以，我一边穿行在索伦托的群山之中，一边寻找一个合适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必须是当代的，而且能为我提供一种将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的方法。（我们加了着重号）对于我来说，这就是问题的条件。我以前常常想到帝国，在人们命名为法国大革命的这场尚未结束的戏剧中，这是特殊的一场戏。但是，看到那些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特别是一想到我似乎是在重复写那些已经非常著名的著作，我就有点儿望而却步了。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主题是以全新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看上去更容易接近。我想，不用涉及帝国的历史，而是力图展现并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及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将只是一个连续而坚固的基础，支撑我头脑中的所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还关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关于时代的特点，关于成就这个时代的那位伟人，关于他给法国大革命这场运动、国家的命运以及整个欧洲的命运所指明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写一部不长的书，可能只有一卷或者两卷，但是很有意思，并且可能很重要。我已经在这一框架内不停思考，并且兴奋地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引起我注意的不同想法。当然，目前这一切还只是我头脑中的一团浮云。你对我最初的这点想法怎么看呢？”
在托克维尔1850年12月15日写给路易·德·凯尔格尔莱伯爵的，同样寄自索伦托的信中，比前文引用的信更加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图。信中写道：“长久以来，重新尝试着创作一部巨著的念头一直充斥着我的头脑，甚至可以说困扰着我。我觉得，可能我真正的价值最主要的存在于这种思想的创作中；并且我强于思考而不是行动。如果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东西，我想，那应该是我著作的印记，而不是对我所做事情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在许多方面我都没有获得什么成果，但是，这十年赋予我的，是对人事更清明的见解和对细微之处更实用的感受，并且没有让我丢掉我的智慧早已习得的通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自己比写作《论民主》时更加善于处理政治学的重大主题。但是，选择哪个主题呢？成功与否的一多半机会就在于主题的选择，这不仅因为要选择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因为要选择一个能够引起我自己的兴趣，可以激发出我全部潜能的主题。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忍受为了得到某些利益而违背自己的精神和兴趣的人；当我不能从自己做的事情中寻求到乐趣的时候，我会觉得被最没用的人踩在了脚下。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至少那一点点安宁还可以让我观察一下自己的四周，看看其他的东西，而不是困于我深陷其中的这一小团混乱），我是说，我寻找过我可以从事的主题；但是我从来没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吸引我或者说抓住我心思的主题。然而，青春转瞬即逝，时光飞逝，年龄渐长，生命的界限越发清晰，终点在望，而能够行动的空间则越来越小。所有这些思考，我是说所有这些思想波动，在我所处的孤独之中，都自然地推动我更加严肃、更加深入地寻求一本书的思想源泉，我愿意跟你交流一下我头脑中的想法，也希望听听你的意见。我只能思考一个当代的主题。说到底，也只有我们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可以引起大众和我自己的兴趣。当代世界所呈现的场景伟大而独特，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使人们可以付出很多代价去满足历史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足以使闲适而博学的社会得到满足。但是，选择哪个当代的主题呢？最有独创性、最适合我智慧的本性与习惯的主题，是关于当代的思考与观察的总和，是一个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判断和对其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但是，当我寻找一个相似主题的关键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相遇、相联系的一点时，我并没有找到。我看到了这样一部作品的很多部分，但是并没有看到它的整体；我只有经线，却没有纬线，织不成布。我需要为我的思想找到某个部分，作为其牢固并且连续的事实基础。只有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我才能遇到它；当我致力于书写一个时代时，对它的描述使我有机会刻画我们时代的人和事物，并且让我能够把所有画面组合成一整幅画卷。只有法国大革命这部长长的戏剧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时代。我很久以前就开始有这种想法了，我想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想在我仍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即1789年—至今的这一广阔的历史时期中，挑选出帝国的十年，记录这一惊人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和灭亡的过程。我越思考这一问题，就越觉得对这个时期进行描绘是个很好的选择。就时代本身来说，它不仅伟大，并且独特，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至少我认为，对这一时代的再现都带有虚假或者庸俗的色彩。另外，它还为其之前和之后的时代投上了一束强烈的光线。这肯定是可以让人对法国大革命全剧作最好的评价，并且最能使人发表对全剧的任何观点的一幕。我的疑虑在于对主题的处理方式，而不在对主题的选择上。我最初的想法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将梯也尔先生的著作重新写作一遍；同样是书写帝国的影响，只不过避开对军事部分的描写，与此相反，梯也尔先生则用了大量篇幅，才华横溢地对这一部分进行了叙述。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又对是否采用这种处理主题的方式产生了很大的犹豫。如此想来，写作这样一部作品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同时，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是将事实组织在一起，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本事。到目前为止，我做的最成功的是评价历史，而不是讲述历史；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来说，我掌握的这种能力只适用于偶尔的叙述，并且是一种次要的方法，除非是不考虑体裁，而且还会使叙述变得累赘。最后，这样可能让人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其实只是在走梯也尔先生的老路。大众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尝试而感谢你；当两位作家选择了同一个主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让人觉得后者的作品没什么可读的。这些就是我的疑虑；我向你讲明是为了听听你的意见。”
“除了这第一种考虑主题的方式之外，我的头脑中还有另外这样一种方式：不去创作一部长篇巨著，而只是写一部很短的书，可能只有一卷。准确地说，我将不去记录帝国的历史，而只是写下我对这一段历史的全部思考与判断。也许我会指明事实，还要追随事实的线索，但是我主要的精力将不放在讲述史实上。最重要的是，我要让大家了解那些主要的事件，并看到由此产生的各种原因，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在法国大革命所创建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它使用了哪些手段；创建帝国的那个人有什么样的真实本性；是什么使他获得成功，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倾覆；他对世界命运，尤其是法国命运的短期与长远影响。我觉得，这就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的素材之所在。但是，困难也是巨大的。其中最给我带来困扰的困难就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的融合。（我们加了着重号）我还没有想到如何将两者融合起来。（然而，两者的融合又是必须的，因为可以说前者是画布，后者是色彩，必须同时具备这两样东西才能创作出画作）我害怕一个会损害到另一个，也害怕自己因为缺乏必要的强大能力，而不能够很好地选择可以支撑思想的事实；对事实的讲述要足够多，以便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被叙述的趣味性引导着，从一种思考过渡到另一种思考，又不能过多地叙述事实，以便使作品的特点一直非常明确。这类作品中不能复制的典范之作就是孟德斯鸠论述罗马人崛起和衰落的书籍。可以这样说，纵观罗马历史，我们可以不断地感受到其兴衰变化；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这段历史中，需要作者解释才能够理解的部分还是有很多。但是，孟德斯鸠的作品与那些超越所有著作的伟大典范之作不同，他在自己的书中发现了一种简单化的东西，这在我所谈论的这本书中是没有的。”
他致力于一个非常广阔、非常遥远的时期，所以只能叙述那些间隔很远、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于这些事件，也只能说说其中非常普遍的东西。如果他被局限于一个十年的空间之内，并且只能在无数具体而精确的事实中探索路径，那么，他所遇到的困难肯定会大得多。
“我试图通过前文所述使你完全明白我的思想状态。我刚刚给你讲述的这些想法困扰着我；但是，我现在仍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或者说只有一些光亮，使我只能看到这一主题的伟大之处，而不能了解它所处的那广阔空间中的情况。我很希望你可以帮助我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将伟大的思想自由带入一个类似的主题，并在其中毫无压力与保留地评述人物与事物。因为，说到人物，即便他们曾经生活于我们的时代，我也可以肯定记录他们的时候自己能够无爱也无恨；至于人们称为宪法、法律、王朝、阶级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也不会谈论其价值，而只是谈论它们在我眼中存在的样子，这样一来，它们与其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我不受传统影响，也没有党派，如果排除自由与人类的尊严，我没有任何利益；对于这些，我非常肯定；对这种工作来说，这种类型的倾向于天性也是有用的，因为，当涉及的不仅仅是评价人类事务，而是要参与其中时，这种倾向与天性常常是有害的……”
没有人比作者本人更能够清晰地确定《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写作目的与写作方法。也许，我们有必要着重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两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困扰的困难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的融合。”实际上，正是这种“融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特点。在托克维尔之前或之后写作而成的所有大革命的历史，都烙上了其产生年代的烙印；但托克维尔的作品却会永远保持鲜活和新颖，因为这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无论是维科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还是布克哈特的《普遍历史思考》，都没有过时，虽然我们的历史或者社会学方法都变得更加专业化了。毫无疑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被列入这些经典著作之列。
1865年6月，在经过了五年的深入研究之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了。几乎是同时，这部作品的英文译本就出现在了英国，是托克维尔的朋友亨利·里夫翻译的，他之前曾经翻译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他的表姐达夫·戈登夫人在翻译过程中给予了他很多帮助。“她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完美。”里夫在给托克维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1856年4月27日的这同一封信中，里夫对他的朋友说道：“我越是深入到已经收到的你这本书中的几章，就越是被深深地触动并感到高兴。就像一件可以打动所有人的艺术作品一样，我在其中找到了希腊雕塑的痕迹与真谛。”里夫是托克维尔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他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托克维尔所有作品中的分量，与《论法的精神》在孟德斯鸠所有著作中的地位相提并论。（1856年5月20日里夫给托克维尔的信）
从1856年到1859年—托克维尔逝世的前一年—这部著作在法国印刷了四版；1856年印刷两版；1857年印刷一版，最后一版印刷于1859年，也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一版的基础，但其实在1858年12月就已经面世了。这就是第四版；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于1860年出版，也称为第四版。被误称为第七版的一个新版本于1866年由居斯塔夫·德·博蒙出版，他编辑的托克维尔作品全集中，这是作为第四卷出现的。我已经找到了1866年版本以后出版的各个版本：1878年版，1887年版，1900年版，1902年版，1906年版，1911年版，1919年版，1921年版，1928年版，1934年版。这本书在法国一共出版了十六个版本，共计25000册。
在英国，里夫的版本于1873年出版了第二版，其中增加了七章，是从托克维尔作品全集（博蒙编辑的版本）的第三卷中摘选的；里夫版本的第三版是1888年面世的。1904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法文版，其中有G.W.黑德勒姆写的一篇导言和一些注释；这个版本分别于1916年，1921年，1923年，1925年，1933年和1949年进行了重印。另外，巴兹尔·布莱克维尔书局曾经于1933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一个新的英译本，是在M.W.帕特森的关心下完成的，可惜的是，这个新版本中没有托克维尔为其作品所加的重要注释；这个版本曾经分别于1947年和1949年重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十三个版本。这本书已经成为了英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并不难解释。从20世纪之初开始，牛津大学的管理层就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定为了教材，是历史和社会学学生的基础教材。在美国，托克维尔的著作同样于1856年出版，书名为：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由约翰·邦纳翻译的；出版人是哈勃兄弟出版社。在阿诺德·波斯考维茨的关心下，本书的德文版也于1856年出版，书名为Das alte Staatswesen und die Revolution（《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人是莱比锡赫尔曼·门德尔松出版社。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写一本书，记录《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思想在同时代的读者中的渗透。我们只指明一些线索性的东西。夏尔·德·雷米扎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他朋友著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回顾一下他第一部作品的基本观点。他将这个观点应用于欧洲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作为论述美国一书的结束语，他用了如下语言做了结论：‘那些认为自己重新找到了亨利四世或者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的人，我觉得他们简直是瞎了。至于我，自从我确认了数个欧洲国家已经达到的状态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发展趋势时，我就相信，过不了多久，在这些欧洲国家中，除了民主自由
或者独裁者的专制，再也不会有其他制度的位置。’他很久之前就已经总结出了这种思想观点，所以长久以来，他都是用这种思想来分析研究事物中的强弱双方，浓缩普遍性，划出其应用界限或者验证其精确性；都是，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影响，向他显示了其当代世界主导的现实，是在不久的将来现时社会危险或者希望，伟大或者渺小的主宰。在他的最新著作的前言中，他用生动并且触动人心的形式，总结了当民主的原则开始主宰社会时那些社会的特点。这幅画卷是一只坚定而确信的手描绘的，没有任何夸张，也没有忽略任何东西，知道如何将画面的准确性与色彩的真实性结合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画家用自己的才华保留住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改变体系、方式或者想法。无论是二十年的经历和经验，还是四年为了作品而做出的研究与思考，都没有改变他的信念。感谢他，仍然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所思所想。”作为上面这些话的补充，我们还可以拿托克维尔的另一位朋友让-雅克·昂佩尔的话来作为例证：“今天，德·托克维尔先生，在经历过议会的工作并且体验过权利的感觉之后，用经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并给予了他的原则以具有自己特点的权威性，他利用目前的形势带来的空闲时间来深入地思考比美国的民主更加广阔的事物，即法国大革命。他希望解释这个伟大的事件，因为他思想的需要正是从事物之中寻找到事物形成的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历史发现法国大革命是如何从旧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试图进行一项前人从未着手的事业，即重新发现并且重建法国旧社会的真实状态。这是一部始于源头的真正博学的著作，以数个省的手写档案为基础：放在卷末的那些注释旁征博引，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项工作，他独自完成，当然是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在这位有勇气从事此项工作并将它继续下去的人的思想中，这只是达到对法国大革命做历史解读、理解大革命并且使大众理解大革命的方法罢了。”
从昂佩尔非常详细的叙述中，我们只需记住以下几句话：“从德·托克维尔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无比震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那些我们看做是大革命的结果的东西，或者人们所谓的大革命的成果，都是业已存在于旧制度之中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监督、行政风气、与市民相对的行政人员保障、职位的成倍增长与热爱职务，甚至征兵、巴黎的优势地位、财产的极度分化，所有这些都是在1789年之前就存在的。从那时开始，就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地方生活；贵族也只保留下了头衔和特权，他们再也不能对自己周围的事物产生任何影响，一切都要由枢密院、总督或者代理总督决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参议院、省长和副省长。一个城镇翻盖本堂神甫的住宅或者修建钟楼，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这种情况此前从未出现过。如果领主再也不能做什么，除非在那些保存了三级会议的省份—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可不多—市政府也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在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章非常精彩的附录，专门讲述了这个问题。自从路易十四将市政府放入了营业所中，也就是说将它们全部卖掉后，所有地方的真正城市代表制就已经消失了：大革命的完成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赚钱，德·托克维尔先生说的很对，这真是值得历史的鄙视啊。中世纪的英雄市镇已经转去了美国，变成了美国的镇区，在行政上有独立性，也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在法国却没有行政，也没有管理。行政人员可以任意行事，而为了使他们成为更加合适的专制工具，国家小心地保护他们，以对抗被他们所损害的人的权利。在读到这些叙述的时候，人们就会思考，大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但是，其他章节很好地解释了大革命为什么爆发，又是如何变成了这个样子的……”
关于托克维尔作品的风格，优秀的比较文学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我不太有勇气在如此严肃的一部作品中去评价它的纯文学优点；然而，我不能不说，这位作家的风格仍旧是很突出的。这种风格更加广阔，同时也更加柔和。在他的作品中，严谨而又不排斥细腻，并且，除了高深的思考，读者还能够看到惟妙惟肖的趣闻轶事或者将愤怒化为讽刺的尖锐观点。内心的火焰在这些如此新颖、如此智慧的理性篇章中贯彻始终，一个慷慨的灵魂保有的激情使这些篇章永远鲜活生动；我们在其中听到了一种声音，诚实而没有幻景，诚恳而没有暴力，这声音让人群为作者感到光荣，并且同时引起了人们的好感与崇拜的情绪。”（J.-J.昂佩尔，同前文所引书）
甚至在这个时期的私人信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托克维尔作品的反响。因此，居威利埃—福勒里在写给奥玛尔公爵的信中写道：“您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了吗？我认为，这部作品意义深远，作者无比博学，而且其中一些部分具备真正的才华（孟德斯鸠式的才华）；不过，作品的结论有些过于宽泛了，这本书像是在指控对法国大革命缺少真正的同情，虽然全书都充斥着对专制体制最满含深意的憎恶。虽然如此，从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甚至是独立于作者观点之外的结论，是法国大革命是由最合理的原因引发的，是上层阶级的性情使大革命不可避免，人民的性情则使之不可抵抗，而后者使大革命具有的愤怒与理性旗鼓相当。至于我，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错误在于……”奥玛尔公爵在回信中写道：“……我希望跟您探讨一下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这本书，我刚刚把它读完。我怀着最大的兴趣读了这本书，也对它最为重视，虽然我不能赞同作者的所有观点，也不认为他在书中的所有观点都是新颖的。下面就是我总结的这本书留给我的印象：
“德·托克维尔先生很好地证明了法国大革命是必须的，它的爆发完全合理，虽然有些凶暴，但唯有它才可以摧毁流弊，解放人民，就如作者所言，解放农民。他原谅了大革命曾经产生的一个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很多专制体制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在大革命之前就存在的；他原谅大革命曾经摧毁了可以阻止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体制的制衡力量：这些力量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但是，他也控诉大革命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创造一种平衡力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至少这种平衡力量在旧的君主制中的地位仍然是明确的。他控诉大革命重新启用了旧制度的全部政府机器，而且建立起了这样一种状态，即在六十年后，我们第二次被驱赶到专制制度之下，上帝知道这次要多长时间，这个专制体制比旧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平等，但是肯定也更加全面。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这使它有一点令人失望，没有使好的东西充分地展露出来，也没有给坏的东西开出一张药方。向人民讲出真实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应该用一种沮丧的语气来讲述；尤其是不应该做出一副样子，告诉一个伟大的民族，它不配拥有自由：这会使那些压迫者、奴隶和自私的人感到特别高兴。
“综上所述，这是一本好书，我非常欣赏这本书，也觉得它值得人们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好的评价。因为，就像您说的那样，人们在书中可以感觉到专制制度的确非常恐怖，而这就是敌人之所在。旧制度灭亡了，而且永远不会再重来；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不会有人重新建立起专制暴政或者无政府状态：这些正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唯一合法的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总有一天，自由会将僭越者驱逐出去。”（《奥玛尔公爵与居威利埃—福勒里通信集》，四卷本，巴黎，1910—1914，第二卷，第333页及其后数页）
因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所以我们应该简单说一说它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我们之前提到过亨利·里夫；他既是当时最重要的英国杂志《爱丁堡评论》的总编，又是《泰晤士报》的主笔，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之下，他对这本书的热情见解便有了很重的分量。《泰晤士报》就像如今一样，是可以给大众舆论定下基调的大报，亨利·里夫的朋友G.W.格雷格在上面发表了两篇评论性文章。让我们引用几行这两篇文章中的话：“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冒险做出某个预言实在需要非常谨慎。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荣耀将会不断增长，后人将会把他同时代人的评价发扬光大……”之后，格雷格还写了一篇对这部作品的长篇分析文章；这篇文章总有一天会入选关于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研究文集之中。在这篇深入研究文章快结尾的部分，格雷格写道：“我们相信已经向我们的读者指出了，德·托克维尔先生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一部几乎充满了大家不了解的事件的书，而这些事件往往引导出一些历史观点，这些历史观点确实可谓是发现，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发现。然而，这本书只是他向我们承诺写出的作品的一部分，这部作品将记录他全部研究的成果，因为，如果我们理解得正确的话，目前这一卷本和他之前写作的关于美国的各卷本都只是同一项工作的分散的几个部分—他一生的文学工作—为的是从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对社会的前景作出评价。”
托克维尔的朋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英国财政大臣和杰出的学者，感谢他给自己寄来了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且在1856年7月30日写给他的信中说：“这是一本我读过的书中唯一使我的思想感到满足的书，因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特点给出了一种完全真实且合理的观点
……”对于托克维尔的作品在英国受到欢迎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给出很多，不过我们先止于此。
现在，我们来看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后来的几代人产生影响的一些证据。（达尼埃尔·阿莱维在他引人注意的小书《法国大革命150周年史学史概略》，巴黎，1939，第24页中写道：“然而，应该提到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是托克维尔的著作……1856年托克维尔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部作品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以后会谈到这本书。”不过，我想谈的正是这种影响）
在我们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提供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第389页）中，我们已经指出，制定了1875年宪法的那一代人的政治教育深受托克维尔、布罗伊和普雷沃—帕拉多尔著作的影响。正如很多参考资料所展示的那样，布罗伊公爵的作品《法国政府之我见》
一书，巴黎，1870年，重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营造的气氛。
托克维尔对泰纳的影响十分深远。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引用来自托克维尔的作品。（例如，可参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泰纳著，第三版，巴黎，1876年，第99页）这里，泰纳写道：“因为，完全不是大革命，而是君主制在法国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泰纳在这里为他的文章加了下面这个注释：
“德·托克维尔，第二卷。这个最重要的真理是托克维尔用他超过常人的洞察力确立起来的。”另外，还可参看《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准备笔记摘要，作品附录：《H. 泰纳，他的生平与通信》，第三卷，巴黎，1905年，书中包含对托克维尔作品的注释（参看第300页和第319页）对托克维尔的作品对泰纳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件事是很值得做的。维克托·吉罗的深入著作《论泰纳，他的作品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一个大概框架。吉罗写道：“……为了严格而准确地分清楚哪些是他（泰纳）从托克维尔的作品中所吸收的信息、大量的指示、全局与细节的观点，也许需要很长的篇幅。托克维尔……曾经正是希望处理泰纳所框定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只完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第一个部分；至于后续，也有可能像第一部分那么出色的，但是我们却只有一些‘笔记’，一些片段，一些刚刚有个框架的章节，而那些迅速而有力的草案却被死亡突然打断了。（参看《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部分，此部分是与目前卷本紧密相连的）泰纳利用了这些零散的材料，在全新的和更加广阔的基础之上，重建这栋尚未完成的大厦；对于严肃的线条和原始建筑物稍显赤裸的庄严，他用自己风格的丰富壮丽取而代之；但是，在其中，他仍然保留了好几个重要的部分，连总体的计划也保留了下来。《起源》一书的主要思想也是托克维尔作品的重要思想，即了解到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之中；我几乎敢说，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他的这位透彻而大胆的前辈。”正如我前文所说的那样，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不同也许可以解释为是由他们的知识构成不同造成的。托克维尔接触社会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过实践经验和对行政史与法律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则主要是受到文学、哲学和艺术的教育。这里，我也许可以插入能够反映泰纳政治哲学的一段话，一段截取自他的通信中的话（前文所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第263页及其后数页）：“我确实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有一个理想，”1862年10月泰纳写道，“但是我知道，这个理想在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拥有一种思辨的生活，而完全没有实践。自由新教，比如德国施莱尔马赫时期的或者类似于今天英国的自由新教；地方或者城市自由，比如今天在比利时、荷兰和英国那样，都达到了一种中央代表制。但是，新教是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背的，而地方政治生活则与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相违背。只能尽量淡化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让人们有发言权，减少天主教和反天主教之间的暴力行为，勉强维持住大家的情绪。应该将力量引导到其他地方：引向纯科学，引向美的风格，引向艺术的某些部分，引向优雅的工业，引向舒适而美丽的社交社会，引向无私且普遍的伟大想法，引向一般福利的增加。”（参看《泰纳，他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永著，巴黎，1932年；F.C. 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也可参看A.奥拉尔著《泰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巴黎，1907年；奥古斯丁·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收录于《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年。还可参看海因里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收录于《小历史论文》，斯图加特，1880年，第229页及其后数页）西贝尔自己就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的作者，他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起源》一书的第一卷，也同样向其读者推荐了托克维尔的这部“著名书籍”。（参看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十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出版他的作品。
正如我们所知，泰纳的《起源》一书灵感来自于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将其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进行比较发现，后者更多的是一部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作品。托克维尔着眼于西方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而泰纳则将他的主题设定于法国社会的变革这一视角之下。
1861年，菲斯泰尔·德·库朗热的《古代城市》一书出版。这部作品带有《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深深的烙印。C.朱利安在其宝贵的教材《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文选》（第一版，巴黎，1896年；我们引用的根据是第七版重校本，巴黎，1913年）中写道：“作为历史影响，有人猜测菲斯泰尔·德·库朗热首先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政府形式研究），还可能受到了米舍莱的影响，而受到的托克维尔的影响最大（宗教感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菲斯泰尔的才华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没什么令人震惊的：在《古代城市》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叙述方式，同样的归纳步骤，还有同样地把一本书归纳为两三个指导性思想的愿望。”（第91页及其后数页）后文中还有几页，朱利安重新回到了这个主题：“然而，托克维尔在《古代城市》一书中的作用仍然比米舍莱更加明显。《导言》的题目本身：《论研究古人的最古老信仰对于了解其政治制度的必要性》，看上去就是复制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开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展示了1789年以后的新法国中，有多少以前的政治制度、习惯和思想状态仍然存在，新法国简直无意识地就成为了君主制法国的普遍受遗赠人。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在他的书中阐述了传统与宗教习俗具有长期的持久性；而这种延续性的法则在《古代城市》：‘对于人来说，过去永远不会完全消亡。人们可能将过去忘记，但是却会永远将其保留在自己的身体之中。因为，不管它在每一个时期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所有之前时代的产物和总结。如果它深入到了他的灵魂之中，根据每一个时代给它留下的痕迹，也可以重新找到并且区分出这些不同的时代。’”关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参看瑞士历史学家E.菲特的主要作品，《新编史学史》，慕尼黑和柏林，1911年，第560页及其后数页；E.尚皮翁，《菲斯泰尔·德·库朗热的政治与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图纳尔—奥蒙，《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巴黎，1931年，第59页及其后数页。
另外，在朱利安的上述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关于托克维尔著作重要性的一段非常简短而漂亮的评价，一段我们读过会有所收获的评价：“托克维尔的作品和《古代城市》一样，是19世纪所产生的最具有独特性而且写得最好的历史著作……”（参看前文所引用书籍第84页及其后数页）朱利安将托克维尔列入了哲学历史学家之列；也许我们今天要叫他社会学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写的《封建社会》一书很可能是当代社会学历史的典型范例。
阿尔贝·索雷尔的伟大作品《欧洲与法国大革命》（八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样明显地带有托克维尔永远活跃的影响。欧仁·德希塔尔在其作品《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与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其中着重指出了这本书对阿尔贝·索雷尔的影响。我们引用如下：“是否还需要提到，在其杰出著作《欧洲与法国大革命》中，阿尔贝·索雷尔先生曾经出色地将托克维尔的方法与思想扩展到了革命的对外政策上，并且证明，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大革命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即便是最独特的结果—不是来自于历史，不能由先前的旧制度政策所解释。’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证明了托克维尔这段话所指出的真理：‘谁要是只研究和观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勒普莱肯定在读过了托克维尔的著作之后丰富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在《从对欧洲各民族的观察推断的法国社会变革》（巴黎，1874年，第三卷）一书中，有一段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特别有特点的批语；勒普莱写道：“路易十五残酷的不宽容保留了一些人道的形式，并且仅仅希望摧毁新教基督徒。雅各宾派1793年实施的不宽容政策则希望完全摧毁所有宗教。”这段话是以下面的一个注释为支撑的：“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部作品中将这个真理公之于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作品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书名并且给出了一个结论的话，会是一部杰作。”我们并不认为勒普莱对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评价是公正的；他的神学思想和道德家精神要理解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参看J.-B.迪罗塞尔，《法国社会天主教的开始，1822-1870》，巴黎，1951年，第672页及其后数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众多著名读者中，我们要提到的是乔治·索雷尔和让·饶勒斯；《进步的幻景》（第一版，巴黎，1908年）一书中非常频繁地援引托克维尔著作中的话，而《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历史》（A.马蒂厄审定版，第一至八卷，巴黎，1922-1924）一书中同样出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痕迹。
我们还可以引用杰出的法国法律史学家A.艾斯曼的作品，他在《法国比较宪法要素》（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书中显示出了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敏锐理解。
另外，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伟大的法国文学史家。我们只引证其中的几位。圣-伯夫在《星期一漫谈》（第三版，15卷本，巴黎，年份不详，第96页及其后数页）中清楚地展示出，他从来也没有理解过托克维尔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论美国的民主》出版时，他曾经多么热情地在《星期一漫谈第一卷》中表示欢迎，那么，我们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他这位法兰西学院的伟大同事应该是冲撞过他……（参看J.-P.迈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巴黎，1948年，第156页及其后数页）但是，即便说了这些恶意的评论，圣-伯夫也永远是杰出的。与圣-伯夫形成对比的是伯蒂·德·儒勒维勒，他在自己的著作《法国文学史》（巴黎，年份不详，第51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学习，于1835年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这是自《论法的精神》以后人们写出的社会哲学著作中最扎实的作品；二十年之后（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特而新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取得轰动性成功后不久出版，在法国，至少是在思想界，开始改变我们可以称之为大革命神话的东西。大革命不再被看做是一场不可预料的飓风（英雄的或者魔鬼的），人们承认这是很多的遥远而深入的原因造成的结果。泰纳将会完成这种对舆论的校正；但是，托克维尔是开始这种校正的人。”—费尔迪南·布伦迪尔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本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以笔记的形式给出了自己对托克维尔作品的观点：“……这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介绍历史的方式方面也是这样。—托克维尔看得非常清楚：1.大革命通过所有的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相连；2.大革命应该将其‘宗教’特点归因于它的诸多原因的深刻性；3.鉴于这个原因，要从中取消其作用，不能依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作品的方法（布伦迪尔在前文已经谈到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不用再做什么，就可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学家随意的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给历史我们所能给的作为一门科学的一切特点。”（前文所引用书籍，第441页）居斯塔夫·朗松在其经典作品《法国文学史》（巴黎，1912年）一书中同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对托克维尔作品的巧妙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以一种历史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托克维尔就像奥尔良派历史学家一样，从大革命中看得了结果，一场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终结，这场运动同样是以祖国为根源开始的，而不是像对于正统派与民主派那样，认为大革命几乎永远是与过去的突然断开，是奇迹般的突然的爆炸，有些人诅咒它，另一些人祝福它，所有人都认为1789年和1793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者圣路易的法国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但是，奥尔良派让他们的历史观点服务于一个党派的利益：托克维尔严格保持历史学家风格，更是一位哲学家，则满足于建立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习俗发展的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倾向于平等和中央集权；封建权利与绝对君主制的最后的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脚，因为它们是最后的障碍了。他解释了文学和无宗教信仰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的感情凌驾于自由的热情之上。托克维尔如此总结了封建和君主制度的摧毁，也打算证明新法国是如何从旧法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这差不多就是泰纳在其《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中已经实现了的广阔画卷。但是，托克维尔没有得到时间去完成他的作品。”（前文所引用书籍，第1019页及其后数页）法国文学史的历史学家们就这样将托克维尔著作的结果传递给了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能够从中获益。
现在，我们要结束《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法国的影响略图了，最后，我们希望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本重要的小书，就是杰出的政治历史学家保尔·雅内的《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巴黎，1875年）一书。雅内很出色地看到了1852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观上是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以下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中读到的：“1852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哲学中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一种深刻的失望情绪，一种对这个国家其时依然珍贵的原则的难以置信的背离，至少大家是这样以为的，一种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倾向，一种新形式下的专制主义产生了，它正是在本应该永远消除世界上的专制暴政的思想的诱惑下出现的，与此同时，一种拓展了一些的科学，一种对我们的状况与邻国人民状况的比较，一种令人悲伤的信念—经验过多地对它进行了验证—很多民族的人民，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危机和灾难，通过事情的发展，慢慢地达到了那种我们曾经梦想过的政治自由，我们曾经缺乏这种自由，甚至在一些伟大的社会自由的观点下，我们早已达到并且超越了它，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伟大民族同时在其整个国土上实现了这个自由平等的伟大计划时，我们则已经开始牺牲一半，只要更晚些再抛弃另一半：所有这些观点，所有这些思考、经验和比较，都使大家某种程度上对一直保持的革命信仰产生了怀疑……由此产生了一种法国大革命新理论的全新方向。人们开始感到震惊，革命对个人自由很少给予尊重，对权利充满崇拜，盲目信奉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力；人们思考，革命在现代社会建立了社会地位的平等，难保它不会像以前的罗马帝国一样，为新形式的专制暴政铺平道路。托克维尔很有名气，思维也很敏锐，他比任何一位政论家都更加受到这种思想的震动，并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产生了这种思想。第一个，在他非常独特的作品《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在和平、温和、立宪制的时期，他就指出现代各民族面临着‘暴君专制’的危险，这奇怪的预言当时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事件或者任何明显预兆可以证明。更晚些时候，他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被事件所验证，他在自己的杰出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带着最稀有的洞察力，再次论述了这种思想并将其加以发展……”我们不能完整地引用雅内的透彻分析，以下只是其总结：“这样，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辩护，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对革命进行批判，但是，他跟一般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所做的不同。他通过证明革命并不像守旧者说的那样创新、所以也并没有那么荒诞来为革命辩护。革命尽力在纯理性、在权利与人道的抽象思想上建立起一种社会秩序；但是，即便如此，革命也仅仅是实现了之前的所有时期已经准备的东西。所以，革命同时处于真正的历史中，也处于真正的哲学中。相反，托克维尔努力唤醒我们对革命的一种可能结果的忧虑，即一种新专制主义的建立，民主或者军事独裁的专制制度，抹杀个人，漠视权利，整个地方生活都被中央吞并，之后消灭各个部分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维尔可能（希望如此）夸大了这种弊病的作用，但是，它在整个我们的历史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幼苗，并且毫无疑问，已经被革命繁衍和恶化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这就是我们从德·托克维尔先生的书中总结出的结论……”（参看前文所引用书籍，第119页及其后数页）
恰恰是革命的这些潜在趋势—在民主的进程中抹杀个人、平均化，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险—深刻地影响了瑞士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作品。虽然他有沉思美学的思想，但在所有我们提到过的思想家之中，他仍然可能是最接近托克维尔的一个。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但是，正如您所说，有人希望教育大众参加集会；如果没有至少一百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开始哭泣的日子就要到了。”自从沃纳·凯吉为《普遍历史思考》出版了准备研究资料（《历史残稿》，斯图加特，1942年），我们就知道了布克哈特对托克维尔思想的吸收曾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的阶段，正处于这两位思想家相遇的那一点。我们已经提到过菲特，他在前文引用的著作中用了贴切的几页篇幅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历史科学的发展中的地位（前文所引用书籍，第557页及其后数页）。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佩尔托在洛桑教书，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脑可以说读过了所有书籍，当然也没有忘记研究托克维尔的著作。
在意大利，贝内代托·克罗齐的作品同样见证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光辉。
我们在《论美国的民主》（参看《托克维尔全集》，迈耶审定版，第一卷，第二册，第393页）一书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已经指出，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威廉·狄尔泰发现了托克维尔对当代的重要性（《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收录于《狄尔泰全集》，第八卷，柏林，1927年，第104页及其后数页）。以下就是他就《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写的内容：“在另外一本书中，托克维尔第一次深入到了18世纪的法国和大革命的整个政治秩序之中。这种政治科学也允许政治应用。他对亚里士多德论点的延伸表现得特别丰富，尤其是对于各国完善的宪法应该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正确比例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对这种平衡的否定将会把权利变成特权，得到的结果就是国家的分解。这些分析在实践中一种重要的应用就是意识到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危险和个人自由与地方政府的优点。这样，他从历史本身提炼出了丰富的普遍性和一种对过去现实的全新分析，这种新分析会产生一种对目前现实的更加深入的理解。”德国历史学家阿德尔贝特·瓦尔在其对大革命之前法国历史的重要研究中，自觉地以托克维尔为榜样，他将后者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参看瓦尔著《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历史。一个尝试》，两卷本，图宾根，1905年，以及同一位作者的作品《对法国大革命之前历史的研究》，图宾根，1901年）
在英国，里夫、格雷格、康沃尔·刘易斯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人都吸收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思想，并且，也正是通过他们，这部作品的独特性才得以给之后的一代人展示出来。在其著作《宪法研究导论》（第一版，1885年；我们引用的部分依据第八版，伦敦，1915年）一书的一个重要篇章中，戴西将《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本书结合了起来，以阐明他关于行政法的主要论点。他引用了这些作品中的第一部：“在法兰西共和国八年，出现了一部宪法，其中第75条是这样规定的：‘除部长以外的政府官员因职责有关的行为，除非依据行政法院的决定，否则不能被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在普通法庭前举行。’共和国八年的宪法通过了，但是不包括这一条，它被保留在了宪法后面，现在仍然有人每天根据国民的合法要求去反对它。我曾经经常尝试让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能够理解这第75条的意思，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太难做到了。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在法国，行政法院是一个位于王国中央的大法庭；这里有一种专制制度，提前将所有申诉人都移交到它的前面。
“但是，当我努力想让他们明白，行政法院根本就不是像字面意思那样，是一个司法机构，而是一个行政机构，其成员隶属于国王，这种隶属决定了，当国王给他的一个仆人—我们叫他省长—下达命令去实施一桩罪恶时，可以给他的另一个仆人—我们叫他国务卿—下达命令，去阻止人们处罚前者；当我向他们展示，那些被君主的命令所损害的公民去向君主本人请求得到公正的恩准时，他们拒绝去相信这样荒谬的事情，而且还指责我说谎并且无知。在旧的君主制度下，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最高法院向实施了犯罪的公务人员发出逮捕令。有时王权会进行干预，取消诉讼。专制暴政此时已经毫不遮掩，人们只能服从，向暴力低头。所以，我们已经倒退到了我们的父辈曾经所处的那种程度；因为我们在公正的幌子下，以法律的名义放任只有暴力强加到他们身上的东西。”（参看《托克维尔全集》，迈耶审定版，第一卷，第一册，第105页及其后数页；同样可参看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第892页及其后数页）在这一条引用之后，戴西继续写道：“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这个经典篇章发表于1835年；作者那时候30岁，却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荣誉，这种荣誉被他的朋友们与孟德斯鸠所取得的荣誉相提并论。当他在自己生命快走到尽头，出版他最强大、最成熟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他对行政法的评价肯定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戴西重新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语言：“确实，旧制度非常错误地保留在行政领域的司法权，已经被我们从中驱逐了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政府却不断地将自己引人到司法的天然领域之中，而我们则任其发展：其实，在前一个方面权力的混乱与后一方面权力的混乱同样危险，甚至后者危害更甚；因为，司法权在行政部门的干预只是对案件有损害，政府对司法权的干预则使人堕落，并且可能使人们变得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奴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的版本，第125页及其后数页）戴西又加上了下面这一段评论：这些“话是一位非凡的天才人物所讲的，他很深入地了解法国历史，并且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国也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在很多年之中都是议员，并且至少担任过一任的部长级职务。与麦考莱了解英国的公共生活完全一样，他也了解自己国家的公共生活。或许托克维尔的语言显出了一些表达夸张的特点，这有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的趋势造成的，而正是这两者促使他刻苦研究现代民主的弱点与旧君主制的缺陷之间的相似性与关系。”（戴西，前文所引用书籍，第351页及其后数页）
戴西在牛津大学的优秀同事，英国行政与司法史方面的伟大历史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爵士已经把《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方法和成果传给了他所有的学生。在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托克维尔的作品对这一科学的发展施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我们也不会吃惊于英国历史学家F.W.梅特兰关于法律史的经典著作中带有托克维尔研究的深刻烙印。（参看P.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理学概述》，牛津，1920年，第一卷，第152页及其后数页；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1926年，法译本，1951年；F.W.梅特兰，《爱德华一世以后的英国法律史》[与F.波洛克合著]，牛津，1895年；同一位作者的作品《英国宪法史》，剑桥，1908年）我们前文早就提到了同样受到托克维尔影响的阿克顿爵士。（参看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第391页）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讲稿》（伦敦，1910年）一书中，阿克顿在关于大革命的专题著作的附录中写道：“19世纪中叶前夕，当西贝尔的前几卷作品开始面世时，托克维尔进行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经在法国开始了。即便不能说是发现，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证明了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次断裂、一场颠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而且部分上是折磨旧君主制的那些趋势的发展……在所有作家之中，他最令人满意，在发现缺陷方面也最为严格。”（前文所引用书籍，第356页及其后数页）
在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仅仅受到了最近这一代人的珍视。年轻的民族发现历史科学的时间相当晚。像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所展示的那样，在政治社会学中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一种成熟的文明的结果。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开始在暮色中飞翔了，黑格尔如此说道。一位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厄尔甘为其著作《从文艺复兴到滑铁卢的欧洲》（纽约，1939年）增加了一个参考书目，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约翰·邦纳翻译（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提出了对革命原因最深入的分析。”就让我们用这段话来结束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影响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