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见齐宣王、梁惠王,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们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有关学说方面未录)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我们读了这段历史资料,便可以看到与孟子同一时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样去见过齐宣王、梁惠王。甚至还到过燕、赵两国,受到燕昭王无比的崇敬。他当时的声望之高,所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款待,那种威风,那种排场,假如从重视现实虚荣的社会眼光来看,驺衍当时的威风架子实在摆足了。哪里像梁惠王对待孟子那样,毫不客气地称呼一声:“叟!不远千里而来。”满不在乎的味道。至于齐宣王,对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欢迎。
可是驺衍呢?“重于齐”,他在齐国极受尊重,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也连带地受他影响,都受到齐王的敬重、优待。
驺衍到了魏国(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于现代,一个国家的领袖,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他一样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国宾的大礼接待驺衍,所谓“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就是当时现场实况的记录。
驺衍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比礼宾司的大礼官还要恭顺。到了行馆以后,请驺先生坐下,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个座位打扫清洁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艺术上,司马迁只用了四个字,便描述得淋漓尽致,他只用“侧行撇席”就够了。由此看来,今古文学写作的技巧艺术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现在从白话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学们,便要特别细心地去读,去研究,不可以马马虎虎。
驺衍到了燕国,那更神气了。当时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拥彗先驱”,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表示作他学生一样地为他开道。接到了王宫以后,“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请求作他的学生,愿意和驺先生门下那些弟子同样地受业。因此特别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宫来供养他,常常亲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来听课,和一般学生对待驺老师同样的恭敬。
我们读了司马迁这几句书,可以看到他用简短的文字,就把战国时期享有盛名的学者之光荣事迹,扎扎实实地记述下来,而且特别只附带写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里,这岂不是一种极高明的编导手法?拿当时极受尊敬的驺衍,和备受冷落的孟子作强烈的对比,给大家看。这是历史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抑或闹剧?或者是现实荣华和千古盛名的对照呢?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启发了。
我们在座的,以及社会上各方面,许多人都在感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重现实。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活在世间,就要生存;渐渐地,慢慢地,不知不觉就会重视现实。感叹别人重视现实的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上,老实说,有时又何尝超越现实?何尝不重视现实呢?只是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却有极少数的人,他始终漠视现实,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为千秋万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称他为“圣人”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们来说,司马迁在《孟子》这篇传记里,已经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里评述驺衍说: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在全文里,他说驺衍先用阴阳玄妙的学术谈天说地,讲宇宙人生与物理世界因果交错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听的人个个为他倾倒。其实驺衍这套学术,就是中国上古理论物理科学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学的哲学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轻视。
不过,以司马先生的观点看来,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样,深深感慨人类文化的危机,尤其当时国际间政治道德的衰落,社会风气的奢侈糜烂,他为了要有所贡献,希望改变时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欢迎、接受的学术出来,玩弄一下。其实,他的本意,还是归乎人伦道义,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那些谈阴阳、说玄妙的学术,只是建立声望的方法而已,所谓“始其滥耳”。
当时那些王公大人们,一开始接触到驺先生的学术思想,惊奇得不得了,都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驺衍真正要他们以人伦道德来作基础的时候,他们便又做不到了。
这种现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的求仙求道、求长生不老的历史故事,以及当代一般学各种宗教神秘学人们的作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于今尤烈”。
再从轻松一点的角度来讲,也正如清人赵翼的感慨,一个人若是要求文学艺术的成就,往往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论诗》中说:“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