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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世子在宋国见过孟子后，去楚国了，等于出国访问，待了多久？是半年啊，或者一年啊？不知道。出国访问回来，问题就来了，这一段谈话是两人又见面了。孟子一看，滕世子出国访问以后，他的颜色、表情、行为不大对啊。唉，看你这个样子，大概出国走了一趟回来，看到外面都是富国强兵嘛，楚国也逞强得很，你对我所讲人性本善，应由道德领导政治的话，好像有所怀疑。
由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面带惶惑之色的英俊小伙子——滕世子，他怀疑，他彷徨，他求上进而又畏惧，自觉不堪胜任，但又不能安于现实，更不肯自甘堕落。
孟老师眼光犀利得像电光，他直截了当地便针砭到滕世子的内心深处。
世子并没有讲话，但孟子一眼就看出来，就像后世禅宗祖师的教育法。所以孟子直截了当地说“夫道，一而已矣”。世子，你还怀疑什么呢？道，就是这个，更没有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政治，这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一贯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讲法、学说，都是偏见。其实，天下的大道，是不二法门。孟子讲出一番理由，叫滕世子坚定信念，相信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精神，不要变。
换言之，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其内圣——内在修养达于圣境的成就，也全在于这个心啊！你心里已经感觉到“今是而昨非”，那么，自己此心已转化了，只要你能拿出大勇气、大智慧，肯直接承当下来，立即可以转凡成圣了。
这一节书，使我们想起了孔子曾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此时此景，也正是孟子对滕世子说的“夫道，一而已矣”，是同一模式，同样的情景，只是不知滕文公当时的体会程度而已。不过，看他后来毅然决然地尊奉孟子之教，实行“三年之丧”的孝行，似乎他领受得很深。至于说他还没有做到如孟子所期望的，成就周文王一样之业，那也是限于时势，姑且归之于天命可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个观点来看，那么，孟子一生得意的弟子中，滕文公应该算是其中的第一人了。
同时在这里，也使我们想起晚唐时代，禅宗的一段故事。当时有一位夹山大师，去向船子和尚参学问道。船子传了心地法门给他，叫他立即回去好好修持求证。夹山在辞别临行之时，还再三回头，似乎还有不敢自肯安心之处。这时船子和尚站在他自己的船上，便高声叫着夹山说：喂，你以为我另外还有特别的秘密没告诉你吗？他说了这句话，自己便将小船弄翻，连人带船，翻到河水中去了。他只有以这样一记最后的杀手锏，来坚定夹山信得自心即佛的道理。当然，这是出世法，是禅宗的教授法。孟子对滕文公的教授法，是入世法，是现身现世圣贤的教授法。可是，他们的用意，都是为了再三说明别无二法的真理，这两种方式确有异曲同工的妙趣。
接着，孟子为了成就滕世子，也因为他行将担当国家的重任，孟子用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加强他入世负荷重任的信念。孟子同时引证三位古人的名言和事实，引用过去历史的经验和三个要点，来告诉滕世子。
“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首先引用过去齐国的名人成覸，对齐景公说的话。齐景公是滕文公的长辈，他的宰相是晏子，有这么一个好宰相，齐景公在历史上还比较有名，是一个还可以的领袖。成覸的意思是说，要做就做好的领袖，做文王、武王一样，不错！他们是大丈夫男子汉，可是我们也是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怕呢？不要怀疑自己，拿出精神来做。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孔子的学生颜渊也曾经说过，一个立志做学问道德的人，假使出来做事的话，怕什么？舜也是种田，出身很落魄，最后做了一代的圣王，难道舜他是什么天生特别的人吗？舜是一个人，我颜渊也是一个人，彼此同样是人，他能做到难道我不能做到吗？应该也能像舜一样。一个人道德修养，要有这个气派。
“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说过，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起家，建立了周朝，是统一中国七八百年的治平天下。文王的一切，足为我们所师法，我绝对相信周公的名言，他绝不会欺骗我的。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说，你不要怀疑，拿出勇气来，担当国家的大事。现在，你出国看了，哎哟！我那个地方只有县那么一点大，怎么能治得好，跟楚国比，或者跟齐国比呢？你不要怕，滕国的幅员虽然很小，地形不整齐，但是也还有五十里地，与周文王起家的时候，也差不多吧！重要的是要能截长补短，虽然是小国，如果你以大无畏的精神，实行内圣外王之道，政治做得好，也可以使它变成一个至善的国度，也可以给人家做榜样。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是否有勇气，肯不肯下决心、下狠心去改变。
孟子说，古书上讲，譬如一个人生病，要想身体恢复健康去吃药，药吃对了，人会发晕。《书经》上记载（《商书·说命篇》），也说过类似这种情形的话。等于医生治病一样，对于一个百病丛生、临死垂危的绝症，要想把它挽救回来，只有胆大心细，投下特效的药剂才行。不过，强烈的特效药剂，吃下去吃对的话，开始反而更显得头昏脑胀，甚之有更坏的反应。发晕以后，等药性完全吸收了，精神就来了。但是如果投下去的药剂分量不够，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不好也不坏，那等于白吃，是毫无效果的。这点你要特别考虑清楚，我们治理国家同医生看病一样，你将来就位，政治上要下狠心、下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这正是孟子自作“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批注，可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孟子对于当时还是世子的滕文公，首先教导了他修心养性的内养之学，并培养他身为人君，有君子之度的内圣风格。不过，他用了机锋的教授法，单刀直入。同时在后面一段话，尽其所能地启发他自有的灵智和决心，要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时的局面艰难重重，实在很不容易。如果我们明了战国初期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环境，你就会对滕文公和滕国，寄予无限的同情；也才可能知道孟子的这个特别门生——滕文公，实在了不起。果然他的一生，并没有辜负孟子的教育之恩，也没有辜负他自己后来为君之德。
这要怎样研究才可知道呢？很简单，熟读《孟子》，反复研究，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便知道了。这一段是记载滕文公在世子时期与孟子的问答。他的父亲定公过世以后，他继位主持国政，面临问题，又向孟子提出具体的请示。这一段便要回转来查阅《梁惠王》下章末段中的记载，然后将前后两段贯串起来研究，便可了然于胸了。
非常遗憾的，从宋儒以后，硬生生地把这些要点，始终局限于孟子论“性善”学说的范围，致使孟子的内则成圣、外则成王的大机大用，统统扼杀于坐谈性命微言之中，岂不是和“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一样吗？但是，我们这样研究，当然也绝对不可背离原文而凭空假设，否则，也就是“离经一字，允为魔说”了。例如朱熹集注说：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见于此，而详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识而旁通之，则七篇之中，无非此理。其所以扩前圣之未发，而有功于圣人之门。程子之言信矣。
我们如果也依照朱熹的这种见地来说，那就是“如局限此义于性善之域，似有齐通衢于仄径之嫌，矫枉过正，殊足憾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把孟子这段话只局限于“性善”之说，岂不是把大路缩小改为羊肠小道了吗？
说到孟子在本节中后半截教导滕世子文公的大机大用，很明显的，有四则：
第一则，他提出了历史的佐证，历史的经验，引用成覸对齐景公的问答。这一则没头没尾的话，很妙。成覸说，他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怕他什么来哉！这个“他”，指谁啊？如果是指历史的圣人，如尧舜、文武，那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只有景仰才对。既然提出了彼此都是一个大丈夫，又何必怕他。那么，这所怕的，当然不是历史上的圣人，一定是当时互相对立，势均力敌，或强过于齐景公之人吧！因此可知齐景公善用晏子，能够在春秋末期称霸一时，也确是经过一段艰苦辛酸的奋斗而来的。妙就妙在这里，在当时的滕国，处于战国紊乱之间，在岌岌可危中求生存，所以孟子首先引用了成覸这些话，以勉励滕世子——文公，不是没有深意的。至少，内抱圣贤之志，外修王霸之业，纵使不能图王，也可望于称霸，只在你自己的努力而已。
第二则，孟子引用颜渊讲大舜的话来勉励他。历史的名言故事多的是，要讲先王先圣，上有唐尧，下有大禹，都不讲，为什么单单用颜渊讲大舜的话来对滕世子讲？由于大舜的大孝吗？滕文公并非不孝。而且他的父亲滕定公，虽非大圣大贤，在历史上也并无甚令人非议之处。那么，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大舜能躬耕于畎亩，来自田间，起于艰苦之中。所以必须要有颜渊安贫乐道之志以自处，有大舜起于艰辛之德以自勉，才能使滕之小国，坚强艰危地矗立于战国局势的狂风骇浪之中。
第三则，孟子引用了周公说周文王可以师法的故事。后来滕文公继位以后，也一再请教小国如何自处的问题。孟子的答复始终不离这个原则，要他师法文王。这一段可参阅《梁惠王》下章的几则对话。孟子环顾当时的世局，再三告诫滕文公，实在顶不住时，避地远徙，脱离现实的世局，图建千秋万世以后子孙大业的大计，这是一条路线。若不然，只能有为有守，尽忠职责，死守父母之邦，保存一分天地正气的气节，也是一条路子。
第四则，他告诫滕世子的，是继位以后如何力图改革、富国强政的原则，参读本章后面一节，便可一目了然了。
所以我说这一节所记述的，是孟子教导滕世子文公入世的大机大用。这样去看，也许不会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