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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在诸子百家中，他本身的著作并不多，仅在其他的子书中，见到一点点有关他的思想言论。他之所以声名宏大于后世，是因为孟子批驳他的学说所造成的。告子讲的人性学说，究竟是什么呢？
告子的理论，说人性像杞柳树一样，一棵树长大成材了，将来或做成茶杯，或三夹板，或其他器具，预先并没有决定。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没有定型，后来因为人为的教育关系而有善恶是非、道德仁义之别，就如同用杞柳木已制成了餐具“桮棬”那样。现代因为石油化学工业的发达，塑料餐具美观而价廉，所以陶瓷、玻璃杯、盘、碗、盏等餐具，已渐被舍弃，成为有钱人家的摆设，木制餐具更为少见。但是几十年前的乡下，还可见到木制的酒杯、餐盘。
我们用的碗，本来都是写作“案”或“椀”，这里的“桮棬”也都是木旁，从字的构造上就表明了，古代的餐具多为木制，面盆、澡盆等等，许多器皿，都是木制的。当石油化学原料以及玻璃器皿初上市时，多是西方国家的工业成品进口来的，外国来的东西价格高昂，而被视为奢侈品，很稀奇。经过几十年来的演变，木制的手工艺品，反而身价更高了，外国人甚至买回去作“摆设”，陈列在客厅中当古董、艺术品赏玩，观念上相差很远。
告子这里说：一株杞柳，不能说是方的，也不能说是圆的，经过人工砍下来以后，再把它雕凿，才成为一个或方或圆的杯子。人性也一样，本来没有善恶的，经过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培养，人就有思想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就有了是非的观念。人之有道德仁义，也就好比是杞柳树，经过人工的雕刻而后成了杯子。
现代对于儿童的教育，有所谓性向的测验，以决定其“可塑性”。例如有的小孩喜欢在墙上乱画，有的小孩欢喜玩机械，看见手表的指针会走动，觉得稀奇，就拿小螺丝刀去拆开来玩。有些讲究性向问题的家长、老师们，就让他去拆，认为这孩子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
可是，假如我是这孩子的家长，则不一定让他去拆，最多是破旧不堪的废弃物，才让他去拆。因为小孩子天生有一种破坏性，人性中是具有反动成分的；尤其小孩好动，看见稀奇的东西，非打烂来看看不可。不过也有人生来想当领袖的，也有人生来想当和尚或神父的，这就是性向问题。所以教育孩子，要从其可塑性方面去培养。有时候父母看到子女是不可造就的，就要赶快给予他职业教育，使他将来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能够有饭吃；对于造就不了的，如果一定要他有很高深的学问，出人头地，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成功，各有各的道理，不一定要书读得多，这就如中国的谚语：“行行出状元”，也就是现代的理论，要注意性向问题，与告子所说的差不多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讲“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引用《论语》上所记载孔子的话，至于“人之初，性本善”，并非孔子所说，是宋儒加上去的，后来打倒孔家店时，都归到孔子头上去了，孔子很是冤枉。在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也是主张“性相近，习相远”的。
同样，儒家另外有一个人荀子，也是学孔子的路线，但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善”是后天的教育改造，和告子说的，把杞柳树做成杯子的比喻差不多。例如一个婴儿刚生下来，如果饿狠了，就会伸手猛抓母亲的乳房，不管母亲不母亲，只是自己要吃，所以人性本来是如此的。假使是双胞胎，一个吃饱，一个没吃饱，饿的一个一定会去抢来吃。有一位同学生第二胎前，头胎的女儿只一岁多，似乎知道将有另一个孩子出来，分享她的母爱，所以对母亲特别拍马屁、讨好，也就是在吃醋。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来是恶的，要靠后天的教育改良去转恶成善，这是教育的重要。教育的功能，是把恶的人性改变为善的，荀子的说法，好像是与孟子唱对台戏。
第三派是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亦不恶，像树木一样，将来成为什么器皿，做什么用途，都是人为后天的塑造而成的。
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有另外一派理论，就是墨子。他对于人性的说法，后世称之为“染丝论”，他主张人性原来是纯白的，如蚕丝一样，没有任何颜色在上面，而要看环境、家庭、父母的教育、社会的背景、学校教育等等客观条件决定。如白丝一样的人性，没有颜色，染灰色就成灰色，染红色就成红色，染绿色就成绿色。这还是承认先天本来的人性，并无所谓的善恶是非，问题是在后天的教育。
这四派的主张，一直争论到现在，几千年来，成为东方文化中对于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书上的本文：
孟子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不要看了杯子，就认为杞柳树也是那样方圆的形状，因为杯子的方圆之形和中空，都是经过人工塑造的。这也就是说，人性和杞柳一样，它未来的价值与用途，事先是无法预知的，他的善恶是非，也是无法事先确定的，这是告子的理论。
孟子当然反对他的说法，因此讲：依你这样说，你把杞柳树砍下来做酒杯，是顺着杞柳树本身纹理性能来做吗？还是改变了柳树原来的纹理做成的呢？
要注意这两句话，杞柳树的纹理，是直线长的，一个杯子的中间，硬是用凿刀把它挖空的，这是“戕贼”杞柳之性了；那么人生下来的善良心理，是用人工刻木头的方法，改变了他的本性而塑造出来的吗？你这种思想太可怕、太厉害了，会害了天下的人，会率领天下的人，残害人性的善良面。换言之，这等于近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思潮，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乱了一百多年。
现在过安定生活的青年，对于这种话，也许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大问题，年纪大的人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因为历史的演变，时代的推动，并不是经济的发达、钞票的力量、武器的威力，这些只是思想运用的工具而已，而迁动时代变易的根本，是人类的思想。看起来思想是抽象的、无形的，但思想的正与反，只要偏差一点，就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祸福。
孔子当年做鲁国的司寇时，一上台就杀掉少正卯，就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问题影响力太严重了。西方文化在过去对于人性哲学方面的讨论，太少也太浅了，可以说他们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厚根基，没有“内明”之学，所以才会产生各时各国各种纷纭的思想。
我们先了解了这一段，就可以讨论了。当然我们的讨论不能偏私，不能说孟子和告子谁对谁错，我们是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作研究。
我们先研究孟子自己的话，在《离娄》下篇中，孟子曾经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以现代语言说出来，就是世界上一般人谈人性的问题，多半说人性的本然而已。他原文的“故”字，很难用现代的任何言辞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很多意思。时隔两三千年，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故”字作什么用，表达什么意思，与现代我们对这个“故”字的用法，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差别很大。
例如古代的“毒”字，同时有治疗的意思，而现代治疗是治疗，毒是毒，没有人以“毒”字来表达治疗的意思了。而且文字与语言是密切关联的，而语言又因区域不同而有异，所以研究文字，还要研究语言。例如“没有”这一口语，闽南人的口语为“莫”，客家人则说成“毛”，温州一带则和英文的“No”很相近，讲作“喏”；江西人则如北京人将“不用”说成“甭”一样，把“没有”两个字，拼成一个音说出来，而且创了一个新字。这些不同的语言，都表达“没有”这一意义，怎能说是谁对谁不对呢？所以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件很烦琐也很难的事。
这里孟子说“故而已矣”，这个“故”字相当于“本然”一词的意思，全句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人谈人性，只是谈人性的本然而已矣。换言之，人性为什么是这样，本来是这样而已。至于“本然”是什么？后面发动那个“本然”的又是什么？没有进一层的讨论。孟子说：世界上的人讨论人性，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利用现成的资料讨论而已。但都是以有利于自己的说法为根本，其实就是想当然地讨论这个（本然）的人性。例如搞宗教学说的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就加以引用；对于不利的，那就不引用了。
现在我们“借用婆婆的帕子向婆婆拜年”，引用孟子自己的话，来看他与告子的辩论，那么孟老先生批评人家的话，也是“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了。告子讲杞柳与茶杯，孟老夫子也讲杞柳与茶杯，告子的话是对或是不对，暂且不说，而孟子这种说法，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告子以人性比杞柳，仁义比茶杯，仁义等于说是人为的，就像把杞柳人为制成茶杯一样。孟子批评告子的说法，问告子以杞柳制茶杯，是照杞柳木的纹理去做成的呢？还是不顾纹理，硬用人工去雕凿而成的呢？如果是硬雕凿而成的，那你告子的这种主张，是天下的祸害。孟子先用一顶大帽子，把告子的话压下去，盖住了。不过，如果讲论辩的逻辑，孟子这个譬喻是不大合适的。
至于告子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不善不恶，都是可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