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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说南宋理学名儒朱熹，在他的章句《中庸》之先，特别提出程伊川解释《中庸》书题的定义，那就大有不同于汉、唐诸儒的解释了。如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朱熹所引用的程伊川对于《中庸》书题的解释：
第一，所有用字用句的内涵，一望而知，都是采用《易经·文言》、《系传》的义理。如“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乃至“玩索而有得焉”等结语都是，在此姑且不加讨论。
第二，程子特别提出子思是把孔门《中庸》的心法，唯独传给孟子，不知是根据什么而来，如用一句古文来说，殊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第三，就是开始解释《中庸》两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问题着实不少。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根本问题。程伊川也是讲究群经之首《易经》学问的健者。《易经》包含有“理、象、数、通、变”五大种类。《易》学的理，也就是绝对的哲学和科学的总纲，而且更是数理逻辑的总和。一、不偏就是中吗？二、天下人事和物理，真有一个中吗？
其实，只要有了一个人为假定的不偏之中，这个中心点的本身，已经是有固定的边际，有了边际，早就是偏了。由此引申类推，有一个中，便已是偏，哪里有一个不偏之谓中呢？如有，那也只是人为意识思想分别的假定之中。譬如一个人站在中心，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从北望南，此人已在北面之南。由南望北，此人已在南面之北。左右东西，都是一样道理。所谓中心，只是临时方便，假设为中。由此类推，做人做事，哪里确定有一个不偏之中呢？所以“不偏之谓中”，这等于说：“徒有虚言，都无实义”而已。
其次，“不易之谓庸”。不易，就是绝对没有变易的意思。人世间哪里有一个绝对不变不易的事实存在呢？因此而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实在都在玩弄文字上的文学游戏，望之成理，探之无物，也是“徒有虚言，都无实义”。因此，朱熹也觉得大有不洽之处，又在《中庸》书题的下面，自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岂不是与程子的说法，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吗？总之，宋儒理学的本来面目，便是如此；从表面看来，气象非凡，如果一经逻辑的推理，就往往自相矛盾了。其原因，就是他们因袭佛道两家及禅宗的说法而来，但又自己不深究“因明”逻辑的辨证，就不知不觉变成“自语相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