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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说南宋理学名儒朱熹，在他的章句《中庸》之先，特别提出程伊川解释《中庸》书题的定义，那就大有不同于汉、唐诸儒的解释了。如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朱熹所引用的程伊川对于《中庸》书题的解释：
第一，所有用字用句的内涵，一望而知，都是采用《易经·文言》、《系传》的义理。如“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乃至“玩索而有得焉”等结语都是，在此姑且不加讨论。
第二，程子特别提出子思是把孔门《中庸》的心法，唯独传给孟子，不知是根据什么而来，如用一句古文来说，殊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第三，就是开始解释《中庸》两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问题着实不少。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根本问题。程伊川也是讲究群经之首《易经》学问的健者。《易经》包含有“理、象、数、通、变”五大种类。《易》学的理，也就是绝对的哲学和科学的总纲，而且更是数理逻辑的总和。一、不偏就是中吗？二、天下人事和物理，真有一个中吗？
其实，只要有了一个人为假定的不偏之中，这个中心点的本身，已经是有固定的边际，有了边际，早就是偏了。由此引申类推，有一个中，便已是偏，哪里有一个不偏之谓中呢？如有，那也只是人为意识思想分别的假定之中。譬如一个人站在中心，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从北望南，此人已在北面之南。由南望北，此人已在南面之北。左右东西，都是一样道理。所谓中心，只是临时方便，假设为中。由此类推，做人做事，哪里确定有一个不偏之中呢？所以“不偏之谓中”，这等于说：“徒有虚言，都无实义”而已。
其次，“不易之谓庸”。不易，就是绝对没有变易的意思。人世间哪里有一个绝对不变不易的事实存在呢？因此而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实在都在玩弄文字上的文学游戏，望之成理，探之无物，也是“徒有虚言，都无实义”。因此，朱熹也觉得大有不洽之处，又在《中庸》书题的下面，自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岂不是与程子的说法，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吗？总之，宋儒理学的本来面目，便是如此；从表面看来，气象非凡，如果一经逻辑的推理，就往往自相矛盾了。其原因，就是他们因袭佛道两家及禅宗的说法而来，但又自己不深究“因明”逻辑的辨证，就不知不觉变成“自语相违”了。
事实上，程伊川对《中庸》书题解释的见解，是从哪里来呢？那是因为佛学经论中，有一本印度传来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它和《百论》、《十二门论》三本佛学专著，在中国的初唐时代，自立一个学派，合称为“三论宗”的重典，风行一时，流传极广。
《中论》的主旨，是批驳后世佛学门徒，偏重于空，或偏重于有的学理，以空非真空，有非实有，启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毕竟空与胜义有的辨析。故于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原则上，建立一个“因明”义理的“中观”。所以佛学中便有《中论》八不之说，所谓“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不中而中的论理。在程氏兄弟（明道与伊川）的当时，都自号称出入佛老多年，他当然也知道《中论》这类佛学的名言。但为了自别于佛道，推开佛学的《中论》，特别标榜吾儒亦早有中庸之道，可以胜过“中观”。所以便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名句出现了。而他却不知佛学的《中论》，是从“因明”逻辑的严谨性而立论。如果随便说一句不偏不易，抬上“因明”逻辑的考台，那绝对通不过的。至于隋唐之际，文中子王通也著有一本《中说》的书，但宋儒们素来薄视王通，绝对不会拿文中子来做对手的，所以我们也不必牵涉到《中说》上去。
其实他如引用《论语》所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便和《中庸》末后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相同，这才是真正的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