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南师怀瑾先生寓于香港时，撰写这本《话说中庸》。也像写《原本大学微言》一样，先生每日深夜写千余字，次日再由宏忍师打字，其间往复修改三数次之多，才告完稿。

这本书稿，本拟继《原本大学微言》之后即行出版，但是阴错阳差的人事变迁，以及内外其他因素，这本书稿却未能及时出版，一拖就是十几年至今。

二〇〇八年，先生交代嘱咐，先将蔡策先生记录的《孟子》所余各篇，编辑整理出版，然后再行出版有关《中庸》的这本书。

奈何《孟子》最后三篇尚未及出版，先生却意外地悄然离世而去。

面对这本书稿考虑再三再四，决定将原书稿保持一字不变，另将整理后的全部书稿作为附录印出。所作的整理，只有调整长句变短，段落拆解分开，以及简化字句，另多加小标题等，希望国学涉入较浅的读者，易于了解。例如：

原稿：但这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使野有遗贤的过错。

编改：但野有遗贤，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的错。

原稿：那是自己平常对家庭父母亲属之间，并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便没有得到朋友社会之间的赞许和称誉。

编改：由于自己对父母亲属，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得不到朋友社会的赞许和信任。

原稿：“诚”，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它赋予在每一个人生身之后的后天人性之中，人们却需要借重学养的修行，才能重新返还而合于原先本有具足的自性。

编改：“诚”，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人出生后的后天人性，却需要借重学养修行，才能返合于本有具足的自性。

先生的原稿，是以讲课的方式撰写的，不像一般论文那样严肃，目的是使读者易于了解。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斟酌考虑甚多，难以圆满，也因自身学养能力不足之故，只能勉力而为。

另外，经过两年多的资料搜集整理，先生的简单年谱已初步完成，特附录于书后。

协助工作的，除宏忍师、牟炼外，彭敬始终参与修订工作，十分辛劳，忙碌了一两年，这本书终于可与读者见面了。

刘雨虹　记
二〇一五年元月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个名称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它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所以弄得国家民族百年来吃尽了苦头。但你如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是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是一本书，它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当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开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间，比西方文化希腊上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他是曾经亲自受到孔子的教养，但他却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资料，子思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高兴，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sGxFfE1ghBrzei+fTqzt2yhHwZHuEIXwLiynddCWXV7OvRHhytGmIDoN+/KIwhJ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