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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野南下北宁线作战之时，国民党高层仍在明争暗斗之中，蒋介石与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在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北宁线战斗打响后，卫立煌还以为是解放军将于进攻长春的同时，组织部分兵力在北宁沿线发动破路与抢秋活动。因为9月上旬，解放军还在猛烈炮击长春。
当东北野战军主力以神速扫除锦州周边据点，包围和分割北宁线守军时，卫立煌方大梦初醒：东北野战军要关门打狗！
惊慌失措之中，卫立煌向蒋介石连电告急，请求蒋介石从关内调兵援锦。
然而，此时蒋介石已顾不上东北战场，华东野战军正在攻打济南，一旦济南丢失，华东野战军将逼近徐州，进而逼近南京，后果令蒋介石不寒而栗。直到济南被攻克，蒋介石才在万分沮丧之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东北方面。
在9月24日济南被攻克的当天，蒋介石便急令卫立煌飞赴南京。在商议挽救东北战局的会议上，蒋介石力主由沈阳出兵援锦，命令卫立煌将沈阳主力组成西进兵团，经沈锦路出辽西，援助锦州；同时在葫芦岛、锦西组织“东进兵团”，如此东西对进，对锦州共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达解锦州之围的目的。
卫立煌听了没有表态，但在心里却是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东西对进，南北夹击”，这样的话蒋介石已不知说过多少次，几乎没有一次“夹击”成功，倒是往往被共军夹击歼灭。共军一向善于打援，如今几十万主力南下，沈阳主力若单独出辽西，极有被共军节节切断、分别包围、各个吃掉的危险。
因而，卫立煌主张：由关内出兵直接援锦，援锦部队与锦州部队会合，一同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如此沈阳主力部队才能西出与东进部队会师。
蒋介石自然不会采纳卫立煌的意见。卫立煌自知多说无益，对蒋介石的主张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但蒋介石清楚卫立煌并不赞成他的主张，担心他的作战方针得不到落实，特地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立煌一同回沈阳，以监督卫立煌执行调兵援锦的作战方案。
9月26日，顾祝同与卫立煌同机飞沈。作为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东北战局了如指掌，深知共军此次攻势非同一般。但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又不得不与总裁“分忧”，只得硬着头皮前往东北督战。
飞机飞过锦州上空时，一位参谋向顾祝同报告：
“锦州指挥所范主任请总长面授指挥机宜，要不要降落？”
顾祝同正在闭目养神，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脑子里一刻都没有离开东北战局。他睁开眼睛，对参谋扬扬手说：
“直飞沈阳。”
顾祝同怎么能在锦州降落呢？他深知锦州已成虎口，一旦共军炮击机场，他将有去无回！但看上去，顾祝同处乱不惊，淡定，释然，不露声色地对参谋说：
“请转告范主任，好好干一场，大计已决，国军主力即开始行动。”
范汉杰接到顾祝同的指示，顿时一头雾水，不知顾祝同的“大计”指的是什么。
其实顾祝同哪有什么大计，无非就是蒋介石将空投一个师到锦州。至于锦西、葫芦岛与沈阳的东西对进是否能够落实，尚是未知数。
到沈阳的第二天，卫立煌即着手组织空运第49军援锦，但刚刚将第49军的第79师（欠一个团）运抵锦州，28日，锦州机场便被东北野战军炮火控制，空运援锦计划告吹。
顾祝同焦急万分，不停地催促卫立煌与机动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出兵援锦。
其实卫立煌一回到沈阳，便立刻将蒋介石的命令告知了廖耀湘，廖耀湘也认为，蒋介石的作战方案不切实际，并提出出营口撤退的主张。
廖耀湘认为，东野进攻锦州，正好辽南空虚，应趁机将沈阳主力由辽中向南撤退，经牛庄袭取营口。营口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大辽河入海口左岸，西临渤海辽东湾，与锦州、葫芦岛隔海相望。占领营口后，即可通过海路得到补给，无须再依赖空运。同时，既可从海上直接运兵至葫芦岛，增援锦州；亦可走海路撤至关内。
出于共同的命运与利害关系的考虑，卫立煌和廖耀湘几经磋商，很快达成一致。26日晚，两人找到顾祝同，以东北负责将领研究结果的名义，正式提出卫立煌的固守沈阳和廖耀湘的西出营口两个作战方案，请顾祝同报请蒋介石选择。
顾祝同听后摇摇头，毋庸置疑地说：
“总裁的意图，既不是固守沈阳，也不是沈阳主力的安全撤退，而是东西对进，解锦州之围……”
“西出营口，正是为了解锦州之围。”廖耀湘据理力争，“到营口后，既可以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援锦州，也可北出大洼经盘山、沟帮子、北镇，进攻锦州共军侧背。”
卫立煌则信誓旦旦地说：
“若按总裁的部署，很可能锦州之围不解，同时也葬送了沈阳主力。”
顾祝同见两人态度坚决，同时也觉得不无道理，只得将两套方案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于27日下午回电，令卫立煌按原命令行动。卫立煌岂肯执行这个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与廖耀湘再次找到顾祝同，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出于对几十万大军安危的考虑，出面说服蒋介石。
但顾祝同向来惟蒋介石之命是听，对蒋介石的各项决策不会公开反对或抵制。见蒋介石对沈阳主力援锦方案初衷不改，只好主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计划，总裁态度坚决，没有商量余地。我是奉命来监督执行命令的，不能再向总统说话。”
见顾祝同如此说，卫立煌据理辩解：
“我们不是不愿执行命令，只是要求待葫芦岛部队与锦州部队会合后，再东西对进共同行动。”
“但总统命令现在行动！”顾祝同语气坚决。
“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即写军令状画押的意思）！”
卫立煌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语气中带有了明显的火药味。廖耀湘赶紧站出来排解，对顾祝同说：
“事关数十万大军的命运，总司令负此大责，有责任申述意见，恳请总长再三考虑。”为缓和气氛，廖耀湘又说，“我们回去再仔细考虑一下。”
第二天，即9月28日，顾祝同单独找廖耀湘谈话，又通过廖耀湘与卫立煌沟通，终于达成各退一步的决定，即卫、廖先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给顾祝同一个台阶，使其“完成”任务回京面报蒋介石，同时请蒋再考虑一下东北负责将领的意见。
29日，顾祝同返回南京。但事情并没有按照卫、廖的意愿发展，顾祝同报告了他在沈阳与卫、廖争执的经过，蒋介石得知卫、廖不愿执行他出辽西援锦的命令，大发雷霆。
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攻克义县，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感到沈阳再不出兵，锦州必亡无疑。
第二天，蒋介石直飞沈阳。在经过锦州上空时，蒋介石给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空投了一封亲笔信，让范汉杰按规定的暗号回答三个问题：
1、“坚决突围”；
2、“死守待援”；
3、“不能守”。
范汉杰收到信后，当即作出选择，答复蒋介石：死守待援！
范汉杰并不了解蒋介石与卫立煌等人之间的纷争，并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来临，而是极为乐观地设想：
以锦州守军吸引东北野战军主力，从沈阳和华北调集主力部队，从外围包抄东野主力，与锦州守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在锦州城下与共军展开决战。
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所以选择了“死守待援”。
范汉杰的答复令蒋介石十分感动，抵达沈阳后，下午4时即在东北“剿总”四楼召开军事会议。到会者除卫立煌、廖耀湘外，还有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参谋长赵家骧、第8兵团司令官兼53军军长周福成等师长以上军官。
会上，参谋长赵家骧向蒋介石汇报了锦州战况，强调称：
“共军炮火猛烈，大多是日本造山、野重炮，采取交通壕迫近作业战术，进展迅速，锦州局势很危险。”
蒋介石听着直皱眉头。
廖耀湘发言时称，共军攻打锦州正是要诱引我军出动长春、沈阳主力增援锦州，其目的在于打援而非攻城，一旦自长春、沈阳出兵，等于中了共军圈套，重申出营口的主张。
蒋介石耐着性子听完众将领的发言，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言辞犀利的训话，训斥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消极被动，态度坚决地表示：
“只有坚持执行东西对进的援锦计划，华北抽调兵力经塔山向锦州进攻；东北‘剿总’放弃沈阳，立即全力向锦州夹击，东北才有希望。否则，恐怕明年此时，再没有机会在这里开会了！”
蒋介石的讲话虽不容质疑和反对，但难掩其心情的懊恼与沮丧，他最后说：
“我这次来，是救大家出去的！你们过去找不到共军主力，现在他们就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大好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扬过去的作战精神，与关内军队配合，取得最终的胜利。万一失败，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说这番话，本来是想鼓舞士气，但毫不掩饰他对东北战场的悲观情绪，结果适得其反。连他本人都对战争毫无信心，将士们更是心生穷途末路之感，散会后，一个个唉声叹气，意志消沉。
随后，蒋介石在励志社单独召见廖耀湘，那是决定沈阳部队命运的一次谈话，气氛紧张，令人窒息。
蒋介石第一次表现得如此不冷静，一见面就对廖耀湘大加斥责：
“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
不等廖耀湘回答，蒋介石即以命令的口气说：
“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失误，也惟你一人是问！”
廖耀湘虽不敢当面与蒋介石顶撞，但仍委婉地据理力争。由于蒋介石早在5月份就决定在共军进攻锦州之前，将沈阳主力撤退到锦州，如今正好利用共军进攻锦州的机会，出营口安全撤退沈阳主力。因此，廖耀湘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反对沈阳主力出营口撤退。
蒋介石表示：
“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军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
但蒋介石并不了解东北解放军力量的增长速度，完全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认为葫芦岛离锦州很近，增援部队会迅速打到锦州，因此决定，沈阳主力先集中新民、彰武地区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即东西对进，夹击共军。
3日下午，蒋介石返回北平，5日从天津塘沽登上“重庆”舰，亲赴葫芦岛指挥作战。
4日，沈阳主力11个师及3个骑兵旅组成的“西进兵团”，在廖耀湘的指挥下离开沈阳，准备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然后沿北宁路西进；与此同时，从华北拼凑的9个师与葫芦岛原有的两个师组成的“东进兵团”，也准备从葫芦岛东进，蒋介石的东西对进，南北夹击态势即将实现。
就在这时，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生意见分歧。攻取义县后，按照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思想，下一步便是攻打东北战略要地——锦州，然而，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林彪对攻锦却犹豫不决。
在刚刚攻占义县时，韩先楚曾将一个被俘的团长叫到指挥部，指着墙上暂20师义县防御配备要图，问道：
“你对我军解放锦州有何看法？”
这位团长看着图上与实际丝毫不差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答道：
“义县只有几千人，弹尽援绝，你们是可以打下来，但锦州十几万人，工事坚固，沈阳和葫芦岛都可以增援，尤其葫芦岛与锦州近在咫尺，可以从海上调来大量援军，你们攻不下锦州的。”
这位团长所言，也正是林彪所担心的。经过一番思前想后，10月1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称：
“我对付锦西援敌及山海关兵力少而弱。为了牵制榆津段敌军及为了第一步在榆津段上抓住几个师，待北面大战结束后，调兵南下予以歼灭，我们建议杨、罗、耿兵团如已来不及向绥东前进协同杨成武作战时，则该兵团除留一两个旅在平张线破路外，主力可直向唐山、滦县前进击敌。”
周恩来立即代替毛泽东回复林彪：
“傅作义以五个步兵师四个骑兵旅正向绥东寻找杨成武部作战，我杨罗耿部虽不能到绥东，但不能不在平张段集全力积极行动，策应杨成武。因此，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试图调动华北兵团出击北宁线，屡屡碰壁，让林彪心中十分不快。
就在第二天，即10月2日，前线突然来报：国民党军在葫芦岛增加4个师兵力！林彪得知后摇头叹息：
“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当晚，林彪便以他和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4个“A”字特急电报。
在电报里，林彪提出了两种行动方案：
第一，若攻打锦州，其8个师守军需要相当时间才可击溃，在战斗未解决之前，敌军定会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五六个师增援锦州，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两锦间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第二，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军围困，守敌8万人士气必低落。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把握较大。
显然，林彪倾向攻打长春。
但这封电报是林彪擅自以罗荣桓、刘亚楼名义发出的，3日晨，他即与罗、刘商讨作战方案，意外地遭到罗荣桓的反对，罗荣桓说：
“中央三令五申，打锦州，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么想？怎么向中央交代？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
“不是我动摇，是敌情变了嘛！”林彪摇摇头，“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吃？”
“多加几双筷子便可，区区4个师，你就怕了？”
林彪见无法说服罗荣桓，将目光移向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
“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刘亚楼干脆地说。
林彪无奈，只好令参谋到机要室追回昨晚发出的电报，但为时已晚。
在罗荣桓提议下，林彪同意重新给中央军委发电，说明东野仍决定攻打锦州。
罗荣桓起草完电报后，交给林彪过目，林彪看到电报开头“前电作废”四个字，皱起眉头，拿起笔一挥，将四字删去，这才将电报交给秘书发出。
事实证明，罗荣桓的建议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的，毛泽东在收到林彪第一封电报后，大发雷霆，言辞犀利地给林彪连回两封电报予以反驳，直到罗荣桓起草的电报发来，毛泽东才消除了顾虑。
中共中央与东北野战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再次达成一致，其中罗荣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