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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锭桥前传
“遇见”这两个字很简单，不简单的是你遇见的人和事。遇见可能是一段痛入骨髓的缠绵，或者是一场生离死别的恩怨，又或者仅仅是一声问天无语的叹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你。
荆轲遇见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太子丹。名扬也好，流芳也罢，抵不过那一瞬间的灿烂，生为这一遇，死为这一刺。
在遇到太子丹之前，荆轲每天和高渐离喝酒吃肉、击拍醉歌。而在遇到孙中山之前，汪精卫只做两件事：演讲，收钱。演讲是为南洋的华侨而讲的，钱是替孙中山收的。
同盟会和保皇党一番舌战之后，清政府觉得不安定分子越来越多，于是怂恿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先生您好，本店已经打烊，欢迎您下次光临！孙先生一是修养好，二是也没有消费者协会可以投诉，既然人家拒载，咱就越过困难，到越南去。
越南是个好地方，抬脚就到了中国境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干涉你做什么。孙中山在河内的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提出“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意思就是在南洋就地集资，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
清末以来，南洋一直是孙中山革命的后勤部和动力源。无论是精神方面的支持，还是物质方面的供应，华侨们都很给力，孙中山对此很感激地称赞他们为“革命之母”。既然决定要起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中山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到南洋集资。
如鱼得水！鱼儿得水是怎么样的感觉？庄子说鱼儿是快乐的。庄子和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的时候，看到鱼儿在水里游，庄子就说：“多快乐的鱼啊！游得这么悠闲自在。”惠子和他虽然是好朋友，可是不服：“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理直气壮地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是快乐的？”
鱼儿得水是快乐的，但这一次得水的鱼儿则有些不同。铁脚汪精卫走遍南洋各地，四处找人聊革命的事儿，聊得南洋华侨一把鼻涕一把泪，捐钱捐物，以身相许，同盟会里平添新成立的分会一百处。
华侨领袖张永福对汪精卫的演讲有过如下的评论：精卫还没开讲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等到开讲，先是听见大珠小珠落玉盘，随后就是如雷掌声。许多人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信念。
当汪精卫演讲正high的时候，孙中山遇到了个人威信的低潮。
屡败屡战，如果不是战神，至少也得是曾国藩。可惜，大多数的人既不是战神，也不是曾国藩。
败！败！败！败！1907年，1908年，同盟会起义很多次，结果只是“爱一场，伤一场”，徐锡麟、葛谦、谭馥先后牺牲，鉴湖女侠秋瑾也是轩亭口溅血，秋风秋雨愁煞人。同盟会会员的心情一时跌入冰点。
秋风秋雨愁煞人是秋瑾的绝叹，“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是孙中山的困境。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和章炳麟首先发难，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做私用，这种做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汪精卫与蒋介石
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其余的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陶成章和章炳麟因此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并且提议让黄兴当总理。但是黄兴拒绝了让自己当总理的提议，并作了种种调解，但没有任何作用。
同盟会内部闹得人仰马翻，保皇党人也来添乱。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唆使别人在国内当炮灰、送死搞暴力革命，自己在家当“宅男”也就算了，这一宅还宅在海外，实在是让人心寒。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不点名地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远距离革命家”作风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谣言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谣言的杀伤力，党内党外出现了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大量人士，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信念动摇，信心绝望！
稻草！给我一根稻草！溺水的人手不停地向空中寻找。稻草虽小，却给人以无穷的支撑。革命信心的稻草又在哪里呢？
赌命！用自己的命换大清朝重臣的命。在汪精卫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艰辛不必说，危险不必讲，权臣们，准备好你们的命，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