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

春天走了，明年依然会来；房子塌了，可以重修。知遇之恩呢？

知遇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压力和责任。虽然不是所有有过知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至少对于知恩图报的人而言，女为悦己者容，士为悦己者勇，这是必开的花、定结的果，就像伯牙之于子期，荆轲之于燕丹。

一座楼，无论是豪宅、民房、楼脆脆，还是楼歪歪，一般都会有业主。对于大楼的状况，大清国的业主们也作出过不同的反应。

光绪皇帝看到这楼实在是破的不行，再不修的话就会发生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的事件，就伙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大楼进行一系列的维修，想通过振兴经济、发展文化、裁减办公人员等措施，争取大楼的管理体制由目前的业主自我管理向议会管理转变。

有人坐不住了。好好的铁饭碗愣是让你给整没了，慈禧太后不乐意了，这地是俺家的自留地，这楼是俺老祖宗辛辛苦苦盖的，你们想修大楼俺勉强忍了，可要夺俺的管理权，嘿嘿！

维修工程红红火火地进行了百天，在慈禧太后等业主的大力阻拦下，红火变成了冷冰；光绪皇帝变成了“关”皇帝，虽然没到上个厕所都要打报告的份上，也是不能离开中南海瀛台半步；“戊戌六君子”笑是笑了，笑过以后还得横刀。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大难来时各自飞”，或早早就出走北京，或避难使馆。

大清这楼越来越脆，广东香山人士孙文眼看着这楼不仅会砸坏花花草草，还会砸坏小朋友，维修又不成，急得不行，于是振臂一呼：我志愿成立拆迁队，为了祖国的花朵，为了新中国，赶走业主，拆房收地。一时间从者如云，有钱的出钱，没钱的捐自己。

拆迁是个技术活，强拆更是个老大难。孙文既没有拆迁许可证，又没有大笔拆迁费，回迁绝无可能，还要让业主们迁到遥远的内蒙古高原，其中的难度系数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极高。

拆迁没有补偿已经够让人生气，强拆更是让业主们怒不可遏；你拆我的楼，我拆你的头。既使是温良如玉的维修派们也按捺不住自己的不快：有财大家发，有钱大家赚，你这样搞不就是断我的财路？

维修工程虽然不能继续下去，康有为依然牵挂着光绪皇帝，就如火机对香烟的渴望、热恋对齿间的唇香。人可以老，但志不可以弱。皇恩似海，无以为报，唯有保皇。为了保皇，康有为和得意弟子梁启超成立保皇会，并在日本横滨创立《新民丛报》，宣传自己的思想。

强迁大清这个楼脆脆是个老大难，前有资金短缺、无证拆迁的困难，后有康有为等人抢夺群众、控制舆论拖后腿。汪精卫知道自己伸手不提五两，武攻捍卫中山这种事自己肯定是不行，文卫倒是拿手好戏，于是积极投入到与保皇党人的争辩中。

当时，同盟会的《民报》和保皇党人创办的《新民丛报》正斗得一佛升天、一佛出世，围观的人听得是一愣一愣的，刚有暴打保皇派的冲动，转眼就有用脚给同盟会投票的激情。

争论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三个：第一，要不要拆大清这个楼脆脆？强拆会不会引起“暴乱”或者是外国的干涉？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依靠现在的业主能不能改善对大楼的管理？第三，大清的宅基地到底应该归谁？

“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汪精卫的笔杆子同样也不简单。一出场，汪精卫就写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的趋势》、《驳革命瓜分论》等十四篇文章。文章在《民报》发表以后，反应很大。

胡汉民对其中的《民族的国民》一文曾有这样的赞赏：“革命排满非仇杀报复之事，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欢迎。”

孙中山的评价很高，说：“……（此处略去一百字），余今愿以之赠革命将遭分割论者，谅精卫许之也。”

一代“名骂”吴稚晖对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工作作了工作总结：“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此处的先生指的就是孙中山，胡指的则是胡汉民。

吴稚晖贵为民国“脚踏莲花，口吐白沫，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名骂”，很有“想唱就唱得响亮，想骂就骂得爽快”的精神追求，不能放过的决不轻饶，能放过的踩上一脚。上到九五至尊、文武大臣，下到三教僧尼、商贩城管，没人能逃过吴先生的“夸奖”。这位老大常常夸皇帝是“畜生”，表扬张之洞、袁世凯为“狗头名士”，称满清皇族为“长白山中野狗”，称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痨虫，是鳄鱼。这一次破天荒地没有骂汪精卫，汪精卫的骨头想必酥得都化了。

坊间则是传言四起，说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事人清政府就有点不够厚道，既没有孙中山和胡汉民拍手称赞的欣赏，也没有梁启超折节相交的渴望，而是寻求重磅交易：精卫之头，赏金十万。

骨头酥了，最多是半身不遂。这脑袋要是给人换走了，游戏就不好玩了。汪精卫潜伏到新加坡，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往来密切，弄得南海圣人康有为很是尴尬。 fF2aJla8qinLpOof3EqHPXdQRwBI3lSgwUrMXGqfOtKoqZjZtcvFIdzoOHnw+S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