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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强调的是，总统的拥护者与批评者都惊诧于他的高智商分数。与批评者一样，拥护者并不期望他能在这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因此，双方都为这些测验到底测量了什么和没测量什么感到困惑。批评者认为，布什的行动欠缺理性会带来灾难后果。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导致灾难性行为的劣质思维方式能够通过标准智力测验表现出来，否则他们也不会因他的高分感到惊讶。因此，布什的批评者一定认为，智力测验能够对它们其实并没有涉及的心理能力（理性思维倾向）进行评估。
与此相反，布什的支持者虽赞同其行动，却也承认他缺乏“学业聪明”，更多是有“街头智慧”或是常识。假定他的“学业聪明”低，进一步假定智力测验只能反映出“学业聪明”，因而支持者也同样为总统的高分而感到惊讶。所以，支持者遗漏了这一事实——布什精于测试中所评估的一些特质。支持者假定这些测试所测的只是琐碎的、与现实无关的“学业聪明”（比如“谁是《哈姆雷特》的作者？”），因此他们完全料不到这些测试居然会测出对布什有利的特质。出于与批评者不一样的原因，支持者也十分困惑于这类测试到底测量了什么，没有测量什么。
人们不仅为智力测试测量了和没测量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人们对智力概念本身也存有疑问。智力一词的民间语言（日常用法）是如此混乱又自相矛盾，独具一格地融合了各种不一致的术语、带有政治意味的用法，同时又没能吸收科学所发现的人类认知能力的本质。我创造“理性障碍”一词，正是意在帮助厘清这样一种混乱的状况。
需要指明的是，说到理性障碍，我最先想到的例子其实并不是布什总统，他的案例并不是最典型的。理性障碍指的是智力水平较高，但却无法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人们会因布什的智力测验成绩而感到诧异，而在典型的理性障碍案例中，人们不会怀疑被讨论对象的智力高低。那些看起来非常聪明的人却做出非常不理智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震惊且无从解释。这才是最典型的理性障碍例子。
下一章，我将会讨论一些更具代表性的理性障碍案例，并对我们为何不该认为这是罕有之事进行解释。我们会因理性障碍案例而感到惊讶，这正说明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智力以及智力测验的评估内容究竟是什么存有疑惑，也说明我们因过于崇尚智力而低估了人类的理性。
■ 第2章
理性使我们获取更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行为、情绪以及掌控世界。它使人能够改造自我，进而从实际及象征意义上超越动物的状态。
——罗伯特·诺奇克，《合理性的本质》，1999
约翰·阿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是个聪明人。他是天普大学的数学教授，写过多本畅销书，比如《数盲》。保罗斯教授能在任何现有的智力测验中取得优异成绩，然而他却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事实上，是一连串蠢事。事件伊始，也许算不上愚蠢：2000年年初，保罗斯教授以每股47美元的价格买入世通（WorldCom）公司股票。
不管这个购买行为是好是坏，当该股票在那年末跌到每股30美元时，他还继续买入，这种做法就非常不明智了。保罗斯在《数学家妙谈股市》（A Mathematician Plays the Stock Market）一书中告诉我们，那时候长途通信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愈发明显。他承认自己“找遍有关股市利好的消息、角度和分析”，同时“回避所有不乐观的迹象”，并坦诚其“购买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
当股票于2000年10月跌至每股20美元，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该卖出而非买入（“我的大脑与嘉信网上账号的购买按钮之间，明显是出现了接触问题”）时，他的继续购买行为（“尽管心里明白，我还是买了更多”）就显得愈加非理性了。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保罗斯向妻子坦诚自己在用保证金买股票（等于用借来的钱买）。保罗斯在股票跌过一半后孤注一掷，给世通的首席执行官写邮件（说乐意为其写文案，把公司“最好一面”介绍给投资界），以求重获对事态的控制。
2001年年末，保罗斯教授甚至无法忍受超过一小时不去查看股票价格。2002年4月，他仍坚信只要在股票走低时继续买入，一旦回涨他就能挽回之前的部分损失。当股票价值5美元时他还继续购买，而股票于4月19日涨到7美元，他总算下决心卖出。可是那天恰逢周五，还没等他从北新泽西上完课回到家，就已经休市了。到下周一，股价再次跌了1/3，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场磨难，忍受着巨大损失卖出了所有股票。世通在做假账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之后，最终以9美分的股价倒闭。保罗斯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书里，对那些使他违背了所有健康投资策略（比如分散投资）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反思。他并不介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聪明人，他的行为非常愚蠢（他说，“即使到了现在，一想到股票我就会发疯”）。
与保罗斯的故事相比，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故事只能是更加离奇。丹比也非常聪明，他是《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及电影评论家，写过一本倍受好评的书——《伟大的书》（Great Books）。他在纽约有间豪华公寓，并且希望在离婚后继续拥有它，这意味着他需要从前妻手中把产权买过来。只可惜当时的价格实在难以承受。公寓当时价值140万美元，外加其他一大堆纠纷需要处理，丹比的资金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投身股票市场，希望在2000年通过炒股票赚上100万美元。这样的做法合乎情理，对吗？像是一个明智的人会做出的决策，是不是？
丹比在他的《美国蠢蛋》（American Sucker）一书中告诉我们，他于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将所有保守的投资变现（指数基金、债券和保单），改投科技基金和互联网股票。他把全部的退休金都投到一只基金，而这只基金专投那些在纳斯达克上市、波动很大的公司。记住，这全都发生在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纳斯达克指数于2000年3月达到顶峰，超过5000点——而2004年5月则跌破2000点，直至2007年5月仍低于3000点）。他做了这些事之后，回过头却说“其实我是个门外汉，对股市只知皮毛，对通信行业一窍不通……我非常清楚当下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单纯的欲望驱使，至少互联网领域确实如此……可是，最后还是希望战胜了怀疑”。2000～2001年，他持续买入拥有特定商业“模式”的公司，而不理会公司收入、销售额或利润这些指标。
开始时，丹比算是成功的。后来，曾经有些人明确提醒他卖出，甚至有些市场狂热者也劝他“抛出部分持仓”，因为这些股票涨得太过疯狂，股价远远被高估了。然而，他却选择了无视这些警告。当时，沃顿商学院的投资专家警告他，纳斯达克指数在过去5个月涨了5倍，然而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收入预测并无显著变化。他清楚地知道该警告言之有理，却又任性地忽视了这样的警告。开始的成功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丹比告诉我们，在2002年10月，面对着90万美元的损失，他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2000年的时候我疯了吗？”
大卫·丹比和约翰·阿伦·保罗斯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做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的行为。不管是语言认知能力（丹比）还是数学认知能力（保罗斯），似乎都没帮上什么忙。丹比和保罗斯生动地展示了什么叫聪明人做蠢事，而我们也都会因这种事而感到惊讶。我们诧异于医生在金融投机中输掉所有的积蓄，也为受过训练的科学家信仰神创论而感到震惊。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去墨西哥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选择经过科学检验的医疗方法。我们迷惑于有些大学历史教授否认犹太人大屠杀，也为在高中当老师的邻居想拉我们做传销而大为吃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聪明人相信荒谬之事或做出糟糕的决策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不该因此而感到惊讶。一旦我们从当代认知科学的语境中理解这句俗话，就不会因为“聪明人做蠢事”的现象而大惊小怪了。我们常会认为这是特殊的现象，这正说明了我们用来描述心理活动的日常用语存有缺陷——而心理学家谈论诸如智力等概念的混乱方式，恰恰助长了这种缺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