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前5000年——前4000年

中国大事记

黄河及长江流域原始居民已开始使用弓箭。

父系氏族

作为中国传说时代的代表人物黄帝，人们在他身上集中了古人的各种优点、诸多创造，赞颂他带领中华文明从野蛮向文明发展，从而将他奉为人文始祖。黄帝可能实有其人，是父系氏族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位部落联盟长。他通过战争，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联合，并做了许多好事，因而在古人的口传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父系氏族时中华大地的风貌。

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

大约四五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逐渐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农业的发展为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

父系氏族的萌芽

中原的仰韶文化和江南的河姆渡文化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技术已经进展到耒耜耕种的阶段。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骨耜，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了大批石锄、石镰。这些工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的发展为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由于有了饲料，也有可能发展起来。不过，从西安半坡所发现的饲养猪的骨骼看，绝大多数都是在幼小时候被宰杀的，这可能是因为饲料尚不丰富，无力长期饲养的缘故。可见当时饲养家畜的经济价值还不大。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猪、鸡、狗的骨骼，由此可见，当时家畜的饲养有所发展。

前1万年

世界大事记

西亚约旦河及巴勒斯坦地区出现耶利哥文明。

父系氏族的确立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全盛时期后，社会生产力日渐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生产工具发展的结果导致，或由锄耕农业过渡到犁耕农业，或从动物驯养过渡到畜牧业。而先前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妇女，其所负担的家务劳动逐渐与其他生产活动分离开来，成为无足轻重的私人事务，从而男子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变化。于是，依靠新取得的社会经济地位，男子逐渐把妻子和子女全部留在自己家中，实现妻从夫居、子女从父居的制度。世系也由跟随母系计算变成了按父系计算，对偶婚逐步变成一对夫妇长久结合的一夫一妻制，女子嫁到男方，财产也由父亲传给子女。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令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

父系氏族制度的存在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父系氏族由若干家庭公社构成，一个氏族或若干近亲家族聚居在一个村落或几个相邻的村落之内，父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包括同一祖先的三四代的后裔。他们的土地和主要生产工具为集体所有、集体生产并且共同消费。

父系氏族公社的初期，氏族内的生产领导和管理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家族长通过选举产生，一般是由年事最长的男子来担任生产的组织者，而其他家庭年长者组成长老议事会共同决定氏族的内外事务。各氏族的氏族长又组成部落会议，其中有些部落以长支的氏族长为部落酋长。每个部落有一定的土地范围。父系氏族社会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家长的作用和权力就越来越大，家长个人便企图成为家庭公社经济乃至公社财产及成员的全权支配者。家庭公社的成员除了妻子、儿女之外，还包括非自由人。有的家长不仅对非自由人，甚至对妻子、儿女都有生杀之权。在古代许多民族中，父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就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约前5000年——前3000年

中国大事记

仰韶文化产生，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典型文明之一。

父系氏族的风貌

在中原大地众多的氏族中，一类以游牧为生，一类依靠农业种植，开始了定居生活。驰骋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带着大批的牛羊逐水草而居，从沿途的氏族部落中抢来女人做老婆。这种生活方式，给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单独相处的机会。男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女人不是刚下完雨的树林，不会自然而然地长出蘑菇，她们其实只是土地，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播种者。

“父亲”诞生了，这个新鲜出炉的词汇燃烧着男人们的心：要做父亲，要有一个可以确信为自己的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牛羊都传给他！

游牧民族的男人们虽然从其他民族或是部落那里抢了妻子，却将“父亲”这一概念向外传播，得到了身处农业母系氏族众多男性的艳羡。此时剩余产品已经产生，农业部落中凭借战争或是巫术上的才能获得特权的男性，开始要求在氏族中有专一的配偶，以得到可以确信为自己的骨肉。

继而所有的男人都向往起来，他们要求一男一女之间保持一段排他性的性关系，以便确认自己的孩子。当然，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男女双方有任何一方改变了主意，双方便会立即分手——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在从群婚模式的母系社会向专偶模式的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过渡形式被称为对偶婚。

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们结束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男人们对于孩子的情感也变得强烈起来，一方面是对权力的喜爱，一方面是希望在自己死后生命能因孩子得以延续。一个人造就他的后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重塑自身，孩子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自己生命的延长。他的宏伟抱负不会在坟墓中腐朽，而是能够由于后代们的事业得以扩展和实现。

而此时的生殖崇拜也已经有所转变。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习，是原始先民追求幸福、希望兴旺发达的一种表示。原始人由于不懂得人类生殖的原因，见到从妇女腹中能生出一个新的生命，总认为其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每当有妇女分娩时，氏族都要举行隆重的祝祷仪式，并要孕妇到野外去分娩，认为这样可以使土地肥沃。

如果妇女因分娩而死，那么就要对死者举行英雄的葬礼。当人们发现了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后，生殖崇拜也改变了方向。从原来崇拜女性丰硕的双乳，转而崇拜石笋、蝉、蜥蜴、龟等。汉字“祖”字的写法，便揭示了男性生殖器崇拜这一现象：“祖”字右边的“且”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左边的“示”字，在古代指神祇。可见这个“祖”字，就是以男根祭神的意思。

前1万年——前2300年

世界大事记

日本处于绳纹时代。

父系氏族文化遗存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是十分丰富的，地下考古材料，如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等，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基本上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基本面貌。

大汶口文化

父系氏族时期的考古发掘，在中国黄河下游地区，以大汶口文化最具代表性。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

大汶口文化具有许多之前文化不具有的特征。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渔猎。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碳化粟，在其他地区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一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这时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可以证明当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了。

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彩陶数量不多。高柄杯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三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型都略有变化。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主要器型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鬶、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纹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从陶器在不同时期的形态演化，我们可以窥见大汶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斑。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雕、穿孔玉器，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约前4800年——前4300年

中国大事记

陕西出现半坡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在我国的原始社会人类遗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这里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他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一两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的一个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三串七十七件石质饰品，还有大量玉器、象牙制品和陶器，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处于父系社会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有十分显著的贫富分化现象了，而晚期墓葬出现了夫妻合葬，说明当时社会婚姻习俗已经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转变了。

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后继为山东龙山文化。该文化居民的种族，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东夷族。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个类型。现将后一种划分的3个类型简要介绍一下。大汶口类型包括山东中南部的泰安、济宁等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等遗址。该类型的特点，表现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镂孔编织纹高柄豆、背壶、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带耳杯等较有代表性。墓葬以头向东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所有大汶口墓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大墩子类型因最初发现于江苏北部的邳县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有邳县刘林、新沂花厅、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壶、带把三足罐、簋形器、钵、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头向东或东北的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的墓中的死者双眼处还放有石环。三里河类型因发现于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潍坊地区和日照等县。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日照东海峪、安丘景芝镇、诸城呈子等遗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单耳长颈壶、双耳长颈壶、细长瓶、大口折肩尊、单耳杯、高柄杯、折腹钵等具有代表性，背壶、豆、筒形杯较少。葬式以头向西和西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在呈子遗址中还有较多的合葬墓，并有重叠葬。有的死者手臂处放有石钺、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还含有玉琀。用猪下颌骨随葬比较普遍。

约前5000年——前4000年

世界大事记

欧洲出现线纹陶文化，又称“多瑙河文化”。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财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

约前4000年——前3000年

中国大事记

内蒙古东北部及辽宁西部出现红山文化，该文化的玉器很有代表性。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当时的人们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有的白陶还有图案花纹。

大汶口遗址早、中、晚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对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制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早期应属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阶段，晚期墓葬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有很大差异，并且出现夫妻合葬墓，应属于父系社会末期。有些遗迹刻有规则符号，被认为是文字，再加上有些墓葬出现“人殉”现象，由此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经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了。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家畜，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

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在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起源。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的。

约前4800年——前3500年

世界大事记

西亚两河流域产生欧贝德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良渚文化

浙江余姚良渚镇一带，发现过一些黑皮陶器和磨光石器，后被定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距今约5400——4000年。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艺趋于专业化，特别是玉器制造加工业异常发达。而大型玉质礼器的出现，也为礼制化的中国古代社会揭开了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符文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轮制为主。泥质灰胎黑皮陶和夹细砂的灰褐色陶最为普遍。良渚人已经掌握了快轮拉坯、慢轮修坯的技术，因此生产出来的陶器器型规整，器壁又匀又薄。器表一般是素面的，只有少数带花纹装饰的陶器。器型丰富多彩，极具艺术想象力。

良渚文化的石器通体精磨，而且普遍使用了管钻穿孔技术。主要器类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等。石锛中无段石锛的数量多是良渚文化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还有两种形体特异的石器很有特色，第一种是呈V字形的石器，有些专家推断是犁一类的破土工具；另一种呈三角形，有穿孔，有人推断是在水田里进行耕耘的农具。

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多是用于祭祀的礼制化玉器，神秘而精美，如玉璧、玉琮、玉钺，以及玉璜、玉管、玉珠等小件装饰品。其中被誉为“玉琮王”的玉琮个体高达18——23厘米，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上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很多玉器上多以阴刻线勾勒出云雷纹、鸟纹、蝉纹、鹰纹，以及神人合一的奇诡形象，工艺大都极精细。

约前4000年——前2000年

中国大事记

大汶口文化出现。

无论哪种纹饰，应该都寄托着古人的愿望和希冀，可见良渚人信仰着比较发达的原始宗教。从玉器表面留下的加工痕迹判断，良渚时期的玉工可能已经掌握了铊具等加工工具。良渚文化制玉业的发展，与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的竹木编织技术也相当成熟，很多东西在同期其他文化中根本没有。在钱山漾出土的竹编器类有篓、筐、席、簸箕、篷盖、门扉、箅等，编织纹样富有变化，显示了制作匠人的高超技艺。此外，在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木制品，如盆、杵和桨。在卞家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同期文化未见的漆木器。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骨器、象牙制品。唯一遗憾的是，在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址里，都发现了金属遗迹，而良渚众多的遗址中，却没有一点金属的影子。

良渚文化的居址一般选择靠近河流湖泊的平地上，墓地大都处于离居址不远的土丘或小山上。与其他同期文化一样，其聚落群也有中心性聚落和一般性聚落之分。在钱山漾遗址发现3座居址。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在浙江余姚西部的良渚、安溪、长命、北湖等地境内。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经鉴定发现，良渚文化的水稻主要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

良渚墓葬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随葬品也有很大差别。在有些墓葬的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了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说明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

约前3500年——前3100年

世界大事记

埃及早期城邦“诺姆”出现。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

浙江省考古所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与颐和园面积差不多的拥有城墙的古城，被称为良渚古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这一时期占卜等巫术活动较为盛行，代表器物则是磨光黑陶。人们利用快轮制陶，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且表面光亮如漆，堪称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时期，所以也叫“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晋南和陕西渭水流域，文化的地域性差别显著。这意味着各地区的龙山文化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比如，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来源是大汶口文化；河南的龙山文化有一支是来源于仰韶文化；同时有遗址证明龙山文化早于殷的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

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进一步的发展，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生产工具种类增多，石器都磨得相当精致。骨器、蚌器的制法大都经过打、磨、修三个步骤，其用途与石器同。

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在农具方面开始出现双齿木耒。其他农具，如磨型的半月形石刀和镰，都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未见的，显示了龙山时期磨制工艺的使用更加广泛，磨制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制孔工艺来说，龙山时期出现了有孔石镰、蚌镰，而且种类比仰韶时期明显增多了。仰韶时期的石刀是单孔，龙山时期则变为双孔，使农具与皮革或绳子更好地结合使用，有利于劳动生产，反映了龙山时期的生产力比仰韶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约前3200年——前2100年

中国大事记

良渚文化产生。

龙山文化的制陶业也很繁荣，器型多种多样，实用性加强，这是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表现。山东龙山文化以陶器群为显著特征。当时的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除突出地存在具有代表性的少量白陶外，成就最高的是磨光发亮的黑陶，其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器壁仅厚0.5毫米，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其工艺水平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此外也有白衣红陶。陶器在当时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这类精致的陶器绝非日常用具，而是在社会上产生阶级分化后为适应某种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

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大汶口文化晚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形态以原始农业为主，主要是粟类旱地作物；兼营家畜饲养及渔猎，并经营各种原始手工业。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等，羊的饲养比起大汶口文化尤其有明显的发展，考古中还发现了石镞、骨镞、蚌镞、陶镞、骨鱼镖和陶网坠等渔猎工具。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龙山文化中畜牧业也相应地频繁起来。龙山镇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兽骨，经鉴定有狗、马、猪、獐、鹿、麋、羊、牛等九种。据推测，畜牧业这时大概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初步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

龙山文化的制玉工艺已经很发达，考古中发现了扁平穿孔玉铲、阴刻兽面纹玉锛、三牙璧及鸟形、鸟头形等等精美的玉器，在工艺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说明玉质礼器的生产已专业化。

约前3372年

世界大事记

玛雅文明开始产生。

在山东龙山文化中，遗址通常分布在丘陵地带地势高亢的河旁台地上。考古学者们在城子崖遗址的周围发现了版筑夯土围墙，应是重要聚居地的防御性设施。而当时人的住房有长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和夯土台基地面式，室内还有灶坑。在龙山文化的各个遗址当中，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窖穴，呈现为规整的圆形或椭圆形。在氏族公共墓地中已经发掘的墓葬约有三百多座。有的墓葬中，有棺有椁，随葬品有精美的陶器。

私有制、阶级的出现

在父系氏族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一些人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并利用已占有的劳动财富奴役他人，于是，贫富现象出现，私有财产开始萌芽。贫富悬殊的变化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氏族社会开始走向瓦解，阶级社会开始出现。

贫富分化

当原始社会处于初期和中期的时候，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必须通过集体协力的艰苦劳动才能取得仅仅够维持最基本生活水平的生活资料，没有什么剩余。当时没有私有财产，更没有私有观念，人们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家在一起过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

后来，在长期劳动生产和其他实践当中，人们不断改进工具、革新技术，提高劳动技能，生产力在缓慢地进步。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范围内，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家畜饲养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在北部、西部的广大草原地区上，则兴起了游牧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并不断扩大，最后发生了交换。原始社会后期，金属工具出现，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时，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原先由很多人参与的共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畜群开始分散给各个家庭去养，土地也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作，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逐渐代替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共同劳动。一个人生产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身最低生活需要之外，还出现了剩余产品，这是产生私有制的物质基础，也是占有他人劳动产品、进行经济剥削的条件。

约从前5000年起

中国大事记

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逐渐形成，并开始在黄河流域活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从个人占有财产开始，人们先占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进而占有奴隶和房屋，而土地的私有的出现则是较晚的事情了。有了私有制，贫富两极的分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从父系氏族时期的遗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大汶口遗址中，有的墓葬中随葬品极少，甚至连一件也没有，可以推测墓主是个很贫穷的人。而在有的墓葬中，陪葬品则极为丰富，比如其中一个墓的随葬品包括14个猪头，还有一个墓中有三串头饰，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钗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大批精美的陶器也包含其中，仅陶瓶就达38件之多。这些随葬品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说明墓主人拥有较多的剩余产品作为私有财产，这些墓葬的情况突出反映了当时已经日益悬殊的贫富分化。在父系氏族时期的遗址中，江苏四户镇出土了带箭的人腿骨，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了白色的石护臂，就是其在私有财产增多、贫富分化之后发生战争的有力证据。

可以说，贫富分化的出现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原始社会末期交换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出现，而结果就是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分化最终导致了氏族成员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和财产私有取代了原始共产主义之后，原始社会也就随之解体了。

奴隶制和阶级

当个体劳动日益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之后，生产资料也就相应在逐渐转归个体家庭私有。一些氏族部落首领和少数家长，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供自己享用，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始在对内分配产品、对外进行交换的过程中把一些集体的财产窃据为己有，这样，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就出现了。由于原始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当后来土地逐渐变成私有财产后，私有制就在社会上正式确立起来了。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当私有制确立以后，阶级就产生了。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是形成不同阶级的基础。

约前3100年

世界大事记

古代埃及上埃及统治者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初步形成统一国家，埃及早王朝时期开始。

私有制和贫富分化之后引发占有和战争，随着战俘的增多，财产大量集中于一人之手，氏族首领变成了奴隶主，氏族成员则变成了平民，而战俘就成为了奴隶。奴隶主对奴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以随意奴役、买卖甚至杀害他们。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奴隶的后代也世代为奴。

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父系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已产生贫富分化的现象。为了争夺财产，氏族部落之间彼此掠夺，战争中获胜的一方获得的俘虏就转变成了奴隶，也有部分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发展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时候，奴隶的名目已经非常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叫“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叫作“牧竖”或者“隶圉”，而奴隶主的家内奴则男子叫“臣”、女子叫“妾”。他们的劳动负担非常沉重，被奴隶主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大多数奴隶主是由父系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交换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部落首领夺取了大量财富，并且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作为统治者，他们不仅掌握着财富，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保持自己由图腾崇拜而来的姓氏，并对“亡其姓氏”的奴隶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除了奴隶主和奴隶，社会中还有一个中间阶级就是平民。大多数平民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形成的，这部分人虽然还保有人身自由，但同样要受到各级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国家形成之后平民大多居住在都邑之内，被称为“国人”。

约前2300年——前1900年

中国大事记

龙山文化在华北地区产生，属于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陶器很有代表性。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讲，奴隶制产生于能产生剩余产品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法的拥有和控制制度。奴隶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早期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异族战俘。可以说，奴隶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劳动者能生产出超过他本人所需的剩余财富时才能有效地使用奴隶，所以奴隶制的出现常限于一个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里，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我国，夏朝是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到公元前476年止，我国奴隶社会延续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父系氏族的文化艺术

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只有单个的符号，没有成文。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器不仅成为了文字的载体，也成为了先古文化遗迹中最显著的标志。父系氏族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创造了辉煌的黑陶艺术。此外，玉骨器的制造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父系氏族的文化

一般认为，文字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仓颉造字的传说。《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从考古证据来看，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西安半坡》一书认为：“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意义。”

目前，在龙山文化（前25 ——前20世纪）和良渚文化（前33 ——前22世纪）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刻划简单的文字，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称为陶文。这一时期的陶文尚未被辨认出来，很可能是一种消逝了的文字。但从中可以证明，陶器是已知最早的人工制作的文字载体。郭沫若提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孓遗。”

父系氏族的艺术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快轮，用快轮塑造的陶坯具有器形规则、厚薄均匀的特点，不仅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在艺术形式上也大为进步。父系氏族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冶铜业、丝织业等新兴的手工业部门。这个时期进步最为明显的就是陶器制造，出现了轮制技术，创造了辉煌的黑陶艺术。玉骨器的制造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约前3000年

世界大事记

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陶窖的结构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窑室扩大，可以烧制大型的或一次烧成数量较多的陶器；还掌握了在高温下严密封窑的技术，使陶坯的铁素能够充分还原，这样一来，烧制出来的陶器可以呈现灰色或黑色，质地坚硬紧密。这种高超的制陶技术使得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形成了独特的“黑、薄、光、纽、挺”的艺术风格。同时，黑陶艺术的巨大成就还与原始的尚黑观念、审美与实用结合的能动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了代表性的黑陶以外，父系氏族时期的玉石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譬如玉神人新石器，是一个用青玉琢成的圆雕立体人像，它面部造型奇特，拱手直立、威严森然，是龙山文化时期被崇拜的神人形象，在工艺上古拙简练、玉质晶莹，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说是当时艺术的代表。无论是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还是陕西龙山文化，都发现了很多玉器，山东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中的璇玑和玉质生产工具颇具特色，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玉锛上的饕餮纹，被认为是商代铜器饕餮纹的祖型。 tIeRMIqT68XqChIVnJNYsPgSXHVcyWLwvpBqdES5xgWNBqE8lF1Xn/UQky83z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