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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提要】
《里仁》篇共二十六章，论述的内容很广，涉及仁、孝、道、义、利以及事君交友的原则。
本章集中论述了“仁”的学说，从多方面阐释“仁”。孔子希望人人都能成为有仁德的人，只要主观努力，都能够成为仁人。他认为喜好仁德的人品德无比高尚，在任何艰苦险恶的环境中都能坚守信仰，一刻也离不开仁，就是在一顿饭工夫中也离不开，即使在颠沛流离中也不变心。他们对待富贵与贫贱，一身正气，绝不走歪门邪道。不仁的人则相反，身处贫困，久约必滥；身处安乐，久乐生淫。仁人爱人，但不是没有原则，他们爱憎分明，对不义的人是憎恶的，决不与之同流合污。孔子认为喜好仁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贯穿仁学的中心思想便是“忠”与“恕”。关于“道”，孔子认为“道”便是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早晨获得真理，就是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有志于道的人，却计较衣食，就不值得与之讨论道的学问。其中论“孝”也比较集中。孝乃仁学的根基，侍奉双亲应任劳任怨，要把父母的年纪放在心上，喜与忧兼具。对于“义”与“利”，应以义为先，义是待人处事的准绳。作为人不能总是按私利行事，这必然招致众怨。志士仁人珍重义，必要时舍生取义。孔子有句著名的格言，即“见贤思齐”。见到好人好事，一心想着向他们学习；见到不好的人或事，能自觉反省，检查自己是否这样。孔子提倡言行一致，不讲大话，少说多做，对做不到的事不说，说了便一定兑现。事君交友，忠诚信实，适可而止。
4.1子曰：“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
，焉得知
？”
孔子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互为邻里，才是美好的。选择住处，如果不是有仁德的人居住的地方，怎能算得上明智呢？”
孔子强调选择居住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跟有仁德的人为邻里，朝夕相处，对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尤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好的居住环境乃是明智之举。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便是典型范例。
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
。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够长久地处在穷困的生活中，也不能够长久地处在安乐的环境中。有仁德的人，实行仁德便安心；明智的人，在实行仁德上获利。”
本章反映了古代儒家的道德观。作为仁者可以长处约，也可以长处乐。《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大丈夫应该有坚定的操守，在任何情况下不丧失崇高的气节。不仁者则相反，因为他们心术不正，穷困一久，便起歹心，胡作非为；又因为他们不守本分，安乐一久，忘乎所以，心生邪念，为非作歹。最终都没有好结果。以史为鉴，到任何时候，不论处于何种境遇，都要守住道德防线，真正做到久约不滥，久乐不淫。
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
。”
孔子说：“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正确地喜爱什么人，憎恶什么人。”
孔子提出有仁德的人喜爱好人，憎恶坏人，表明志士仁人具有鲜明的爱憎、明确的是非。由此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不是爱一切人，喜爱的是好人， 憎恶的是坏人，具有可贵的价值取向。
4.4子曰：“苟志于仁矣
，无恶也
。”
孔子说：“假如立定志向实行仁德了，便不会有坏处。”
一个人立志实行仁德，就不会做损害他人的坏事。因为他有志气，有抱负，走正路，实践仁德，对己对人对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珍爱自己的荣誉，就要树立正确的思想，培养高尚的情操，一生做好事，不做损害他人的事。
4.5子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
孔子说：“富和贵，这是人们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手段得到它，君子决不享用。贫和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它，君子决不逃避。君子离开了仁德，从哪里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工夫离开过仁德，即使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也一定在仁德上，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在仁德上。”
作为思想家的孔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提出了正确的富贵观。强调对富与贵必须用正当手段获取，不搞歪门邪道。不是正道得来的，决不享用。对贫与贱也必须用正当手段摆脱它，否则决不逃避，真正做到不苟取，不苟去。孔子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一时一刻不能离开仁德，艰难危急之时不离开，颠沛流离之时也与仁同在。
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
，恶不仁者
。好仁者，无以尚之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
，我未之见也
。”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喜好仁德的人〔在人品上〕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厌恶不仁德的人，他行仁德，只是不让那种不仁德的东西加到自己身上。有没有能够一旦把他的力量用在仁德的人呢？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会有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对待“仁”的态度，孔子提到两种人： 一种人喜好仁德，有感情，积极行仁，认真实践，这是最优秀的；另一种人是厌恶不仁德的人，只是不使不仁德的东西加到自己身上，消极地拒绝不仁。孔子认为不论哪种人，只要主观上努力行仁，没有力量不够的，即“我欲仁，斯仁至矣”。
4.7子曰：“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
。观过
，斯知仁矣
。”
孔子说：“人们的错误，各自由不同类型的人所犯的。仔细考察某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孔子重视知人，知人方能善任。本章孔子提出知人的一条重要方法，即仔细考察某人所犯错误的性质，便可了解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换言之，什么类型的人就会犯有与之相应的错误。通过考察人的过错来认识人，所谓“观过，斯知人矣”。在这方面，古今有着共同的规律。
4.8子曰：“朝闻道
，夕死可矣
。”
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
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心甘情愿，没有遗憾。从中可以看出他向往真理，渴求真理，热爱真理甚于生命！
4.9子曰：“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
。”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却以穿破衣吃粗饭为耻辱，这种人不值得跟他议论、谋划。”
作为立志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安贫乐道的思想品格，因为这是成就宏伟事业的需要。能否经得起艰苦生活的考验，乃是真假志士的试金石。为真理而奋斗无尚光荣，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艰苦为荣的献身精神。如果贪图享受，意志消沉，以吃穿不如人为耻辱，就不是有志之士，便担负不起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4.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与比
。”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既不能盲目顺从，也不能盲目否定，怎么合适就怎么干。”
孔子强调处事要有灵活性，通权达变，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做法，诚如《微子》篇所说：“无可无不可。”要依据客观形势而定。但无论怎么变，必须以义为准绳。义者，宜也。紧紧靠近义，做到合适而恰当。
4.11子曰：“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
，小人怀惠
。”
孔子说：“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田土；君子思念法度，小人关心实惠。”
本章“君子”与“小人”的身份是明确的，从他们所怀念的内容便可看出。“君子”是在位者，“小人”则是下层百姓，是劳动者，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孔子将“君子”与“小人”对比，褒贬分明，表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容讳言的。我们认为小人怀念田土是自然的、正当的，田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况且无小人无以养君子。又说他们只关心小恩小惠，他们身处被剥削地位，他们期盼能像郑国开明的子产那样给他们点实惠，真是可怜之至！有人竟然将“惠”改成“秽”，任意诬害“小人”，缺乏应有的郑重和科学的态度。
4.12子曰：“放于利而行
，多怨
。”
孔子说：“依据个人利益而行事，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一个人在社会上行事，与他人交往，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就势必招致很多的怨恨。因为一心追求私利，常与公利、与他人产生矛盾，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贪利越多，矛盾越深，到头来不仅损害他人，也损害了自己。
4.13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对待礼仪呢？”
春秋晚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臣弑君、子弑父时有发生，诸侯间兵戎相见。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孔子提出礼让治国的主张。“礼”指礼节仪式，“让”是“礼”的内容，“礼让”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如果没有谦让的内容，徒具礼仪形式，便失去意义。当时的社会现实，礼让是行不通的。
4.14子曰：“不患无位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也
。”
孔子说：“不忧虑没有职位，只忧虑没有立足社会的本领；不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只追求能被别人了解的真才实学。”
孔子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不要忧虑自己没有职位，而要着眼于能立足社会的实际本领；二是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关键在于求得别人了解自己的本事。孔子认为不在修身、向学上下工夫，奢望得到官位、盼出名声是不可能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把名位看得很淡，强调务实，强调要有真才实学。
4.15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学说有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其中。”曾子说：“是。”孔子出去以后，学生们问曾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学说，不过忠和恕两个字罢了。”
孔子谈及贯穿仁学的中心思想，即忠道与恕道。忠恕之道在仁学中体现两个方面，主要是讲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所谓“忠”，是指实心实意为别人着想，尽心尽力为别人办事。用孔子的话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自己在社会上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自己做事顺遂，也要让别人顺遂。“忠”是尽心尽力做事，没有后代“忠君”的意思。所谓“恕”，是指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对别人宽厚体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说自己不想让坏的东西加到自己身上，也不要把这类东西加到别人身上。忠恕之道乃中华文化的精华。
4.16子曰：“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
孔子说：“君子晓得的是义，小人晓得的是利。”
本章孔子提出“义”与“利”的命题。作为有道德的人，在利益面前，必以义为先。义者何也？义者宜也，以公正合宜作为道德准则，即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合义的利决不抉取。视义为神圣，重义甚于生命，必要时可舍生取义。可见孔子并非反对利，而是反对见利忘义，为私利而损害公益。后期儒学，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并非孔子的义利观。
4.17子曰：“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
孔子说：“看见贤德的人，便应该想到向他看齐；看见不贤德的人，便应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他一样的毛病〕。
这是孔子提出进德修业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具体的，可操作的。激励我们自觉主动地向贤者看齐，热心向贤者学习长处，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反之，见到不贤者，首先省察自己有无同类毛病，如果有，不护短，即时改正。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定会使自己成为品德优秀的贤者。
4.18子曰：“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
。”
孔子说：“侍奉父母，〔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委婉地劝说他们。看见父母的心意不听从规劝，仍然恭敬而不违抗，照常为他们操劳而不怨恨。”
孔子提出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父母是长辈，他们辛劳一生，抚育子女，实属不易。做儿女的，对待父母的一些过失，应委婉地加以规劝。即使未被采纳，也要谅解等待，不可急躁冒犯。仍应恭敬不违，侍奉如常，不能心怀怨恨。
4.19子曰：“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要到远方游历。如果到远方游历，也必须要有一定去处。”
古代信息阻隔，交通不便，父母年迈，且有晨昏请安之俗，提倡子女应在父母身边尽孝，所以说“不远游”。远游，儿女牵挂父母，父母也为游子分忧。
今天，信息畅通，交通便捷，儿女在外创业，父母一般可以释怀，与古代大不相同；但是儿女仍要想念父母，常通信息，逢年过节，常回家探亲。孝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应不断发扬光大。
4.20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已见《学而》篇。
4.21子曰：“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
。”
孔子说：“父母的年岁，不能不时时挂在心上。一方面因为〔父母高寿〕而欢喜，一方面又因为〔父母衰老〕而忧惧。”
作为儿女应关注父母年岁。当双亲年事已高之时，会产生两种心情： 从积极方面说，父母高寿，做儿女的满心欢喜；从消极方面说，父母衰老，接近谢世，心情又十分忧惧。在双亲有生之年，倍加关心侍奉。
4.22子曰：“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
。”
孔子说：“古时候言语不轻易说出口，就是因为怕身体力行赶不上而羞耻。”
本章表达一种可贵的思想作风，就是我们的祖先十分珍重言行一致。他们说到做到，不说大话，不讲空话，他们认为说了不做的思想作风是可耻的。假如做不到，就别说，说了在行动上要兑现，不兑现是耻辱。
4.23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
孔子说：“用礼约束自己而犯过失的情况是很少的。”
孔子强调严于律己的作风，用礼来约束自己，不违纪犯规，不违礼放纵，这样做是很少有过失的。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但严于律己的思想作风到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4.24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
孔子说：“君子在言语上要谨慎迟钝，在做事上要勤快敏捷。”
孔子提出的“讷言敏行”很有教益。“讷于言”从字面看是言语迟钝，表达不畅，但这里指的是说话谨慎，不夸夸其谈。“敏于行”是指做事尽心竭力，勤快敏捷。言语具有两面性： 它可以使人加强团结，鼓舞斗志，促进工作；也可以惹是生非，危害社会。所以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总之，言语要谨慎，要养成少说多做的优良作风。
4.25子曰：“德不孤
，必有邻
。”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相伴。”
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因为社会上有众多与他志同道合的人。这些正派的有德者乃是社会主体，他们支持美善，反对邪恶，成为社会主流。正如《集解》上说：“方以类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邻，是以不孤。”
4.26子游曰：“事君数
，斯辱矣
；朋友数，斯疏矣
。”
子游说：“事奉君主过于烦琐，就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烦琐，就会反被疏远。”
子游提出事君交友的基本原则。事君交友都不能过于烦琐。一方面，事君要忠诚，交友要诚信；另一方面，还要保持一定距离，疏密适当，否则效果相反，导致被侮辱，被疏远，实践中要把握好“度”。以古为鉴，与人交往，不可过密过频，适度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