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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张璟
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而“大重儒者”，北宋开始文教大昌。
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之金石学》）而欧阳修就是北宋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是主导古文运动的北宋文坛盟主，在散文、诗、词、文学理论、文艺批评，乃至经史、书法、金石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考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元年（1034）入朝为馆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而被贬，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欧阳修参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今属江苏）、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后相继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知青州（今属山东）、蔡州（今河南汝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欧阳修历仕三朝，备位两府，直到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相位将近十年，不可谓不达；屯邅困踬，窜斥流离，仕宦四十年，屡蹈政治风波，亦可谓坎坷。面对“夷狄叛矣”、“盗贼起矣”、“水旱作矣”、“民力困矣”、“财用乏矣”（《准诏言事上书》）的各种渐渐暴露并趋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弊病，北宋正直的士大夫们都意图有所革新。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是欧阳修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欧阳修诗、词、文各体兼备，俱极其工，在不同创作领域里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革新实绩。然而对于他在词这一领域的开拓之功，历代评家重视不够，其词对后世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欧阳修的词据《全宋词》统计现存242首，数量颇丰，其词上承花间，下启两宋，在词史发展进程中是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欧阳修，既是道德文章的一代宗师，又是一饮千钟的颓然醉翁；既是不避众怒慷慨陈辞的忠直之臣，又是吟风弄月放浪形骸的六一居士。他曾自称：“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述怀》）、“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斑斑林间鸠寄内》），表现出直道而行、果敢刚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儒者风范，时人奉为楷模。他也在早年即以素行不检自称“达老”，时时有“颠狂无所阂，落魄去羁牵”（《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的行为与“念昔丘壑趣，岂知朝市情”（《感兴》）的感怀，体现出功成身退、逍遥林泉的思想。从洛阳自许“达老”，夷陵自称“迁客”，到滁州的自号“醉翁”，再至晚年的“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双重文化性格与思想历程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其词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欧阳修早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诗酒放达，词作如《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扇”、“尊前拟把归期说”、“洛阳正值芳菲节”，《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等都是这段生活的写照。其早年词作不脱花间习气，以婉丽为主。有豪放之风的代表作《朝中措》等都是在庆历五年（1045）贬谪滁州以后所作。欧阳修积极参与的庆历新政失败后，上书辩诬。谏官钱明逸罗织所谓“张甥案”加以弹劾。庆历五年欧阳修于是经历了第二次贬谪，来到了滁洲。仕途坎坷、友朋零落、理想破灭、年老体衰诸因素消磨了欧阳修的早年意气，忧谗畏讥、顺应自然的思想也日益明显，年仅四十便自号为翁的做法正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这时，欧阳修的词作中出现了“十年歧路”，“薄宦老天涯”（《临江仙》），“旧游如梦”（《夜行船》），“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浣溪沙》）等仕途感慨。比如他的《临江仙》：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江花。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作者贬知滁州时，遇到了当年同中进士的朋友去外地赴任，回忆过去曾为洛阳花下客的风流，今则被贬外任，倍感沧桑。
再如《圣无忧》：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作者在景祐三年（1036）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峡州夷陵令；庆历五年（1045），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又被贬知滁州，前后正好十年。与朋友重逢之际，也是满怀感慨。
欧阳修皇祐元年（1049）知颍时，十顷碧琉璃的西湖风光就已促使他的思想在进退出处的天平上向致仕退隐一方剧烈倾斜。回京后，新政人物早已零散殆尽，重振革新的希望已破灭，欧阳修仍摆脱不了危机四伏、暗箭频射的朝廷斗争。在这种处境下产生的作品中，欧阳修几乎篇篇不厌其烦地提到归颍之愿。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遭御史蒋之奇等以所谓“长媳案”诬蔑，这场政治风波犹如催化剂，使其逃离是非纷争、保全终身名节的心意益决。在转走亳、青、蔡等州的过程中，欧阳修累章告老，作品中归隐主题不断被重复强化，几乎到了一饭不忘颍的地步。他晚年在颍州所作十三首《采桑子》，前有《西湖念语》，即表现了他此时的生活和思想：“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其中一首《采桑子》云：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这真是无一点尘俗气的境界。
欧阳修晚年虽受佛道顺应大化圆融通达的影响较重，却最终没有归心于消除时空、生死、物我等一切界限的空幻世界。他虽然用“白发戴花君莫笑”（《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樽前语笑同”（《采桑子》“十年一别流光速”）、“便须豪饮敌青春，莫对新花羞白发”（《玉楼春》“两翁相遇逢佳节”）来进行自我宽慰，但大量的还是伤春叹老词及洛阳忆旧词，一如其著名的《秋声赋》所反映的，他对时空流变和事物差别性、不完美性的认识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和强烈。其归隐意识中同时也掺入了年光已逝而儒家之志未酬的忧患与愤懑。
欧阳修以文章馀事作为小词，已自觉不自觉间将士大夫的情趣与感慨寄寓其间，将词的功能重点由“娱宾合乐”逐渐转化到“遣兴抒怀”。空间境界和情感境界的变化使其词呈现出别种美学面貌。欧阳修词在三百多年宋词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其“承上”主要指出自南唐词风，未脱花间影响，体现其“启下”美学革新精神的，则在于其纪游词的豪放疏隽和风俗词的通俗明畅。
欧阳修词常在不觉间有豪放处，如著名的《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在这里，一个身居官位指点江山的文臣与洋洋洒洒一醉方休的名士作为创作主体，一改偎红倚翠、私情缠绵的传统词人形象。欧阳修将忧患凋零的仕途之感一泻无馀地慨叹而出，写景抒情，毫无假借。但欧阳修词中这样的豪爽雄直之气只是偶尔发之，其美学情调更多是像《采桑子》组词所表现的偏于疏朗、清隽、放旷的一面。这组词从不同角度取景，多层次多方位全面展示西湖之美。将春深雨过、群芳过后、清明上巳、荷花开后、月白风清、残霞夕照的各种西湖风光仪态一一绘来。词人或轻舟短棹、画船载酒，或闲凭栏杆、结朋并游，尽情抒发洒脱适意的情怀。试举二例，如“画船载酒西湖好”，景物清新明晰，情致深澈爽朗，无所掩饰。又如“群芳过后西湖好”一词，取细雨双燕、落花飞絮、笙歌散尽的静境，刘永济评曰：“此词虽意在暮春景物，而作者胸怀恬适之趣，同时表达出之。”欧阳修也用其他词牌写过纪游写景词，如《渔家傲》（一派潺湲流碧涨）、《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蝶恋花》（尝爱西湖春色早）、《玉楼春》（风迟日媚烟光好）、《玉楼春》（西湖南北烟波阔）、《浪淘沙》（今日北池游）等。这些词中豪气虽少，但却用清新峻洁的语言抒发疏朗放旷的情怀，不铺排辞藻，不用典使事，词的意境遂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朴素鲜明。
欧阳修词之所以形成这一种审美格调，一是与其个性中的豪放因素相关。他每每自称“豪横当年气如虹”、“余生本是少年气，磋磨牙角争雄豪”，即使到了晚年，也不失“便须豪饮敌青春，莫对新花羞白发”（《玉楼春》“两翁相遇逢佳节”）的豪情。这种个性特征在其写景词中常借醉酒的意象来表达：“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扶，红袖莫来扶”（《圣无忧》“世路风波险”）、“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实难期，尊前莫惜醉如泥”（《浣溪纱》“十载相逢酒一卮”）。当酒文化精神和山水审美意识结合后产生的作品，无论是陶渊明的把酒东篱式、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式还是李白的对酒青天式，都自然形成清隽疏放的创作基调。二是与其采用慨叹身世、抒发抱负的手法有关。如《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开始一句即破空而来，对春天直呼出声，末亦直抒“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的感慨。这种直写胸怀以明意达理的手法正是欧写景词的创新处，已开苏轼诗人之词的先路。清沈雄《柳塘词话》就曾以敏锐的艺术眼光指出了苏轼《虞美人》“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与六一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句同一意致。
词在从民间文学转向文人案头文学的过程中，又逐渐走进唐末五代香艳婉约的格套。欧阳修学习民间文学而创造的一批俗节令词，再现了词通俗明畅的情调。这种和柳永一样以俗入词的大胆尝试，无疑是其诗文革新精神在词作上的反映。
欧阳修有两组咏十二月节物的《渔家傲》。此词牌原属讲唱文学的鼓子词，常作为定格联章轮番连唱，语言质朴流畅，在北宋民间为人们喜闻乐见。欧阳修用此民间曲牌写每月的应时节物景色和民间习俗，如写五月“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寥寥几笔，境界顿出。这组词极为当时人推重，王安石曾数问人求之，对后人也颇有影响。联章咏叹西湖的《采桑子》，“因翻旧阕之声，翻以新声之调”，也是宋代鼓子词流传下来的一种。欧阳修还用《渔家傲》写了六首、用《蝶恋花》写了两首采莲词，将六朝乐府、唐人绝句中常见的采莲题材用词体来发挥，勾勒出一幅幅水乡村娃采莲场面，富有浓郁的水乡风味和生活气息。如“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荷叶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阴底，昨夜萧萧疏雨坠”等，保留着民歌清新可喜的本色风格。
欧阳修还大量采用民间口语，如“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春》）、“有时三点两点雨霁”（《越溪春》）、“春艳艳，江上晚山三四点，柳丝如翦花如染”（《归自谣》）、“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阔山高人不见”（《浪淘沙》）。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评：“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如在目前，便是不隔。”这种不隔，即指语言的朴素浅白，即物直指，如随口脱出。与那些雕红刻翠、缀玉铺金之词风迥异，倒是颇近于南朝乐府。总之，欧阳修以风俗节令和口语入词，使之具有民间艺术的通俗明畅情调，给词坛引来了新鲜的气息。
近代冯煦在《嵩庵论词》中说：“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说明了欧阳修词的创作与他的诗文革新主张有相通之处，也说明了在后人对欧阳修词的审美接受中，主要有“疏隽”、“深婉”两方面的美学影响。
如果词史上确实存在以苏轼为开山的豪放词派，那么欧阳修在豪放词风形成过程中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北宋末期徐度《却扫编》云：“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人。”欧阳修是苏轼由衷钦仰的文学前辈，苏轼参加贡举时，特蒙欧公知赏，擢拔高第。苏轼“受教于门下十有六年”，对欧阳修词应有很深的印象，此在苏词中也屡屡提及。如苏轼过平山堂作《西江月》，有“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句；知颍州时次欧公西湖韵作《木兰花令》，有“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句，其中既有对欧公人格的追慕又有对其词风的认同与赞美。欧、苏二人都有在遭受仕途挫折后善处穷通之际的修养，同样的达观心态表现在词中便是同样的疏隽格调。但二人性格又有着明显的异质因素，在欧阳修而言，更多的是一分遣玩之意兴；在苏轼而言，其所表现者，更多的乃为一种超旷之襟怀。如欧《朝中措》云“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苏《西江月》则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欧《木兰花令》云“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苏次韵作则云“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苏轼以透辟的观照、理性的解脱出入于词的创作，遂能将欧阳修词中豪放的美学萌芽大加发扬，自觉地另开一派令人耳目一新的豪放词风。
至于深婉，冯煦云：“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认为欧阳修词上承冯延巳词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称赞欧《玉楼春》词，说“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诚为的论。表面上是要大胆自称情痴而不假借于风月外物，要把每一朵洛阳牡丹都尽情看过才肯放走春天，故作豪放姿态，但内中却始终盘郁一段悲欢离合、盛衰无常的人世悲感不能释怀，故而沉着，且长歌狂态远胜于裂眦之悲。这是一种强烈要挣脱开去却不由自主更加深陷其中的相反相成的精神状态。刘熙载《艺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亦是看到了欧阳修词的这个特点。欧《蝶恋花》词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三个“深”字的叠用烘托出浓郁的暮春相思寂寥之情。结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词又见于冯延巳《阳春集》中《鹊踏枝》），人有情而花无情，无限幽怨尽在其中，王国维引之为“有我之境”的典型例句。李清照读后也说：“予酷爱之！”并以“庭院深深”为开端，一连作词数阙。这首词之所以能被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在《词选》中解释成为庆历革新失败后欧阳修为韩琦、范仲淹的斥逐而作，句句有比兴寄托之意，也是基于词本身所具有的“深婉”特点。否则，意明而言畅，一览无馀，何从附会？前面已经说过，欧阳修是将比兴怨刺作为诗的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对于这些深婉之作的欣赏，应如黄苏在《蓼园词评》中评欧《浣溪纱》（雨过残红湿未飞）所说的那样：“思妇怀人，孤臣恋主，同此情怀，不必泥也。熟玩自饶神韵。”
细察《采桑子》组词，在表面上似乎洋溢着“兰桡画舸悠悠去，疑是神仙”的欢乐调子，但在十顷西湖的明月清风下笼罩着的其实是浓郁的英雄迟暮的悲凉情怀。如其十：“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其十一：“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其十二：“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樽前语笑同”。最后一首带总结性质的词犹能见其心态：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流年、流光、鬓华、白首、樽前、聚散，这些意象的组合传达的是忧患的无法排解却又强要排解在“语笑”、“欢娱”、“月白风清”、“金觥”、“旧曲”中的努力。联想到欧阳修的政治遭遇，特别是庆历五年的“张甥案”和治平四年的“长媳案”强加其身的罪名给他造成的心灵痛苦是难以名状的，正如《亳州乞致仕第一札子》中的表白：“既不能报国，又不善谋身。怨嫉谤谗，喧腾众口，风波陷阱，仅脱馀生，忧患既多，形神俱瘁。”在这种心境中每每作于歌舞酒宴的词，我们不难发现在豪放的背后由深微的隐曲、往复的悲慨所造成的“深婉”词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次将欧、秦相比并而谈。在托名而作的《人间词甲稿序》中云：“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其实是极高地评价了欧阳修词的成就。清周济也曾指出“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沉着在和平中见”（《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是对欧阳修词风格特征的恰当把握。
欧阳修词整体上还是基本保持着五代词风，只不过带上特有的时代气息和个人的气质秉性，体现出雅俗并存的特点。其词的雅与俗，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词史上是一值得研究的典型个案。
先看其词中雅的一面。就时代气息而言，五代干戈后的天下一统、文化和城市生活的高度繁荣以及士大夫文人的优厚待遇，在北宋中期士人的心理上反映的是一种治世气象，所以欧阳修词和与其并称的晏殊的宰相之词一样，在词的创作仍然未脱歌筵舞宴的环境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贵升平”的时代气息。北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说晏、欧等人“以其馀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就个人的气质秉性而言，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说：“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事事合体故也。……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欧阳修作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其“温纯雅正”的气质秉性也将反映到词的创作上来。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共同促成了六一词的美学面貌中“雅”的一面。如代表作《踏莎行》（候馆梅残）等词表现出的和婉温雅，与他诗文的主体风格是一致的。
但欧词的俚俗侧艳之作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是评家不能回避的现象。这些词作中有的流于鄙亵，然人物生动或俗中有雅者居多。如《南乡子》（好个人人），写男女幽会中少女娇痴情状，用笔大胆直率，却并无色情成分。又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以新婚少妇之问语入词，前段写态，后段描情，宛然如见。这些词用人物情态语言的白描手法取代了发肤装饰的刻板摹写，显得发中有止，露中有含，香而不腻，艳而不淫。王国维称“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谓永叔词“虽作艳语，终有品格”（《人间词话》）。欧阳修作艳词，除了与五代馀习的影响和词主要交付歌女来佐欢劝酒的功用有关，从时代气息和个人秉性来看也都有根可源。宋代最高统治集团缺乏进取精神，热衷歌儿舞女，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意识的勃兴，是造成俗词美学趣味的时代原因。就个人因素而言，欧阳修也有其情感丰富甚至纵情声色的一面。其情感的深挚、缠绵，从他给朋友、妻子、父母写的祭文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这种用情特点甚至成为其记、史等正统文体中具有阴柔美的“六一风神”的构成因素，更何况在以抒情见长的词中了。欧阳修的风流秉性在当时已多有传言。其艳词是其本人婉娈情思的半公开的宣泄方式，也是符合当时词坛风气的现象。
南宋雅士纷纷为欧阳修艳词辩诬，称其为一代儒宗，一代文章冠冕，词章幼眇，温纯雅正，温柔宽厚，温润秀洁，风流闲雅，风流自命，风流蕴藉，这些评语均可看出词体雅化并渗透诗教观念的痕迹。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将欧词艳曲判定为小人所作“谬为公词”，所以“悉删除”。他极为推重欧阳修，宋刻欧阳修词集《欧阳文忠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两种共二百三十馀首，曾氏选录了八十三首，是欧词全部的三分之一。到了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对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寐也。“章台”、“游冶”，小人之经。“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此词被解释成为庆历革新失败后欧阳修为韩琦、范仲淹的斥逐而作。欧阳修《蝶恋花》词应该是符合张惠言对词作“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的要求。其对词体既有意义深隐而含蓄不露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又是浸润着主文谲谏、讽喻美刺、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
欧阳修词作同时留有的花间遗风、雅俗并存的现象，以及涵蕴的疏隽、深婉等多层次的审美要素，为后人的接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欧阳修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择要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及对欧阳修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欧阳修词的阅读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