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自己”起的题目——事情是这样子:《收获》杂志明年改版(真抱歉,我从未读过《收获》),编辑说是要开辟作家或艺术家谈论“自己”的专栏,在电话里几番情词恳切向我要稿子,终于推托不过,我说,非要写,出个题目,发几句问吧,于是电传传过来,给了这题目。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
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今岁我回国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谓远来的和尚,归国的游子,即便仍是黄脸一张,“读者”总不免过来瞧一眼——采访,座谈,约稿,热乎乎地,都是抬举,都该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阵,陪过一阵,总会四散的吧,然而难办的是临了还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么办呢,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我终于屈服,就范,随了几回“俗”。新近接受ELLE杂志(即叫作《世界服装之苑》)的采访,就给要去几张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编辑说是要给读者“亲切感”。事先征求女儿的意思,不料她就高兴叫道:YES!同学们可以在ELLE上看见我!——她倒预先知道谁是她的“读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国去,怕是比法文原版还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没什么。谁手边没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发表流布,譬如在ELLE连篇累牍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间忽然撞见“我自己”,我登时变成身份不明的“读者”——昨天,11月号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国影星“甜宝贝儿”布兰妮,侧身斜睨着,一对丰乳在滑亮的铜版纸上几乎跌出来。打开,翻下去,心惊肉跳,闯了祸似的:“我自己!”
在“我”与“自己”的画作之间,感触怎样呢?9月,我的个展在北京展过,10月即开始了从湖北发端的巡回。在武昌那个空阔陌生的展厅,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画从货柜里一件件取出:有点亲腻,有点烦。二十年来年年办展,自己的画,自己早已看熟、看厌,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茫然的惊异,外人不易觉察,我心里是知道的,此刻无妨说出来:那其实出于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仍算是轻微的热度吧。
但这都是后台的“内心活动”,纸面上的“文字处理”。人在现场,“我”与“自己”往往还是不知如何坦然相处,犹如当年初出道。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于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于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放学了,一群小孩子,欢天喜地连打带闹,这时最怕爹娘冷不防窜出来,连名带姓叫回家。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吗?好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每在大画家的回顾展厅里徘徊不去,我常会想起那位罗马总督手指耶稣说的话:“瞧——这——个——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谓“艺术史”么?没有这单个单个的“人”,艺术史是什么?
在作品上签署姓名的传统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传始于乔多。乔多的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元末吧?中国艺术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远得多了。但我们可知道兵马俑的作者是谁?敦煌的作者又是谁?
“艺术家”一词是翻译过来的。在敦煌与兵马俑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艺术”一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纪德(抑或是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签名只是签名。如今满世界的油画行货张张都签名,在中国,许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体,飘逸,粗看以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几十张。真的,在行货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我长久迷惘于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
小时候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拽到办公室,桌子一拍:讲!此刻,我若犯事败露扣在局子里,我将被迫“说说我自己”,正式的说法,即“坦白交代”——我愿坦白,我自认很坦白,只怕我说出的话,编辑、读者不要听。
编辑在电传里问:什么因素、什么时刻使你萌生了、确认了要当一名“艺术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至今我羡慕能够留起络腮胡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
编辑又问:面对现在艺术学院最年轻的艺术学生,如果他不知道您,会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几次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学生”递给我的字条会这样的提问:“请谈谈您的初恋,还有中年的欲望。”底下加个小括弧,歪歪斜斜写着:“一定要回答呀!”我“会如何”呢?我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讲话。至于中年的欲望,请诸位等到中年再问吧。
编辑还问:听说两次您的流泪,一次是在伦勃朗画前,一次是在学生面前。
胡说!我从未在“伦勃朗”或“学生”面前流过泪。在别的时刻或场合,我确曾纵容过自己的眼泪,有时,那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绝不招供详细,直到我愿意将之转化为别的叙述方式。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年轻的达利初访毕加索:“先生,我今晨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应声答道:“你做得对!”
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霉的,但他在给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
这算是“隐私”还是“心灵”?20世纪初,据说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盲流画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将脑袋伸出阁楼天窗对着大街吼叫着: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看来我不配是个艺术家,不因谦虚,或因我是中国人。少年时,我在穷山沟里好像曾经躲进被窝偷偷默念过“我是天才”之类谵语,因是过期太久的陈年“隐私”,可以“发表”,聊供读者笑一笑。当代中国艺术家总算敢于公开求声名,放狂话,遑急旷达,旷达而遑急,似也渐与西方人连同一气。我就不止一次在国中关于艺术的文字中读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话:
“每人出名五分钟。”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编辑的电传还说:即使现在,也有人不断在对《西藏组画》做解读。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关于那些画,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学生说得最痛快。他生长在拉萨,与我老交情,看到后来一拨拨画家跑去画西藏,他脱口而出:打倒陈丹青!
上个礼拜我遇见了陈丹青,真的!还是在湖北,讲座过后,同学们又挤过来要签名。忽然人丛里钻出一位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属羊,与我闺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来这姑娘与我同名又同姓——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几位,同名同姓,现前面见,却是第一回——我们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个男子,与我同龄,我就可以模仿安迪·沃霍聪明而善良的恶作剧,聘请这位陈丹青为我抛头露面开讲座。不是吗?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我俩终于并排站站好:这回是我要求与“陈丹青”合个影。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
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2000年11月1日
在中国,院墙里的绘画,僵滞已久;官办的画展,煞有介事;社会上的“当代艺术”倒是活力充沛花样多,而其中可以称作“绘画”者,日见稀少了。至于世界上的绘画,情形怎样呢?在美术界的纷纷“研讨”与“论文”中,另存一个由我们枉自假想的“世界”在:有说是绘画回归了,有道是绘画死亡了,究竟怎样呢——我热爱绘画,一如既往,却是没有兴致相随众人谈绘画,只为在画圈边上混,又在学院教画画,回国后免不了时常给人叫过去,逢场作戏,议论如下。
问得好!好问题!但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在一块挖了小洞的鹅蛋形调色板上,排列油腻的七彩,将左手大拇指插进洞眼端稳了,右手捏紧油画笔,调开颜料,向一块绷平的白布点戳涂抹——不知道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画起油画来?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忽然踮起脚尖跳芭蕾,揸开十指弹钢琴,正襟危坐聆听交响乐?……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人手一只“傻瓜”照相机,中国人开了成千上万家电影院,家家户户搁着至少一台电视机,在电视机边上,很可能还放着各种各样的录音机、功放器、喇叭、碟盘、录像机、VCD……为什么?
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我看见中国男子世世代代将头发蓄长,盘起,卷拢,可是在民国的老照片老电影里,中国男子的头发统统在齐耳处剪短,向两边分开梳,并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女子也不像古版绣像画里那样乌发高耸,而是任其披散,或烫起发卷?为什么她们毫不在意露出胳膊、小腿,甚至一部分大腿,并脚蹬高跟鞋?很久以前——多久?五十或七十年前——中国女子就流行用三角形内裤勒紧腰腿,扣拢胸罩,还穿上紧贴皮肉的透明丝袜:林黛玉或王昭君也穿着同样的内衣吗?据我所知,欧洲到19世纪才发明现代样式的女用内衣,于是中国女子跟进,穿上,为什么?对了,如今许多中国的都市新娘流行披“婚纱”,袒露胸肩,显然希望所有人欣赏自己的乳沟与光脊梁,她们一定会坚持与新郎官到照相馆合拍收费昂贵的西式结婚照,在照片上,打着领结的丈夫们经常会做出这样的姿势:一条腿曲跪着,捧着新娘的手,凑过脸去,做出无限忠诚的模样,正像一位西方的绅士:为什么?难道他们疯了吗?
咖啡、香槟、啤酒、威士忌、葡萄酒、可口可乐……为什么中国人将这些杂色的饮料灌进喉咙?为什么中国人也用刀叉撮拢生菜,用叉尖戳取牛肉?为什么中国的少男少女喜欢吃巧克力奶油冰激淋,一边吃一边在街上走,有的还将头发染成红色或金黄色?为什么中国的幼儿强拉父母带他们走进麦当劳肯德基吃炸薯条汉堡包,而且在门口与肯德基老爷爷的高大塑料模型拍照合影?
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摩天大楼里办公,住进叫作“洋房”、“公寓”的石质或水泥房子里?为什么把这些公寓称作“罗马花园”或“巴黎风情”?为什么要在公寓外的草坪上竖起仿制的西方裸女的雕塑?为什么所有住进公寓的中国人都要在客厅里放一圈沙发,将腰背屁股深深陷进去?为什么花很多钱装置马桶、盥洗台、空调、澡缸与喷洒热水的龙头,并按说明书指引在澡缸热水中放置生发泡沫的皂液,像电影里的美国佬一样全身泡进去,只露出脑袋,然后咧嘴欢笑?
起于何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骑着自行车充塞街头?为什么今日中国白领最得意的事是给自己买回小轿车,以致北京二环三环路上的日常风景与主要情节,是堵车或抢道?(对了,警察!为什么中国的警察与军人全都穿着西式制服?前年,当国庆节北京警察更换黑色美式警服时,我亲眼看见一位孩子脸小警察被这身新警服累得坐倒在马路边上。)当然,中国人早已乘坐“空中客车”出差或旅行,早已拥有自己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巡洋舰、炮艇、鱼雷艇,早已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氢弹,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与卫星早已在太空巡弋了几万万公里,我还看见中国制造的飞弹导弹,又大又长,由配备几十上百只超级橡皮车轮的巨型军车托护着,在天安门广场缓缓移动,给观礼台上密密麻麻的贵宾看……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我们为什么放弃了剑、戟、棍、棒、长矛、利箭、弓弩、刀斧、匕首,以及古代武将一身亮闪闪的盔甲和护心镜?
清人所绘射箭图(局部)
还有,还有,还有——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玩起乒乓球、台球、篮球、足球、水球、高尔夫球?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游泳、跳水、拳击、举重、滑冰、冲浪?为什么中国运动员苦着脸高频率扭动胯骨在划定的跑道上竞走、狂奔?为什么好端端的小伙子小姑娘在双杠单杠或吊环上将他们的身体拼命折叠抛掷,在千钧 一发之际忽然翻滚落地,双腿立定,赶紧挺胸翘臀平举双臂,向全场迅速做出若无其事、洋洋得意、惊魂甫定、万般侥幸的表情?为什么所有中国人无师自通,叉开两指做出“V”字形状代表胜利?又是为了什么,中国人在踢进或被人踢进一球之后,立刻会有数千万倍中国人在大街上狂叫疯笑,或在电视机前捶胸顿足,甚至砸烂电视机?
我还没说完——为什么我们使用电脑、上网、发“伊妹儿”?此刻,电脑显示贵刊规定的字数快要到了,可是越来越多的“为什么”接踵而来:为什么我们道别时要说“拜拜”?为什么几乎所有招牌或文本都要标明拼音字母?为什么一个学生的外语考试还差几分就被校方断然拒绝?为什么中国所有大学生政治考试的试题是背诵那位德国籍犹太人马克思先生的伟大言论?为什么阴阳四时通行公元年份?为什么中国的度量系统通用欧美标准?为什么国家出版法明文规定中国境内出版物一般不许印制中文繁体字?……
没有答案。没人问一句“为什么”。现在,忽然像是被人一把摁倒,我必须回答“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一个令人多么寒碜尴尬的问题啊!两年前,有位京城的国画理论家就隔着桌子正言厉色逼视我,质问过这句话(当然,他也穿一身西装),我好比受一记当头棒喝,哑口无言:是啊,我是中国人,我虚掷三十多年的性命画油画——我猜,恐怕没有哪位水墨画家会遇到同样的质问吧——但此刻我愿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
我不知道!
2002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