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之一）

那天午后寻到贝多芬的家，下雨了。老公寓门洞空无一人，天井亮着。他的寓所是在四楼，石梯旋转而上，二楼、三楼，楼道昏暗，朝向天井的排窗透入雨湿的光，家家门户清寂，关闭着，小门廊摆满户主栽培的植物。上到四楼，门首小牌写明下午开放时间是两点，我来早了，贝多芬不在家。

细读告示牌，这小小纪念馆划归维也纳市立博物馆系统。博物馆入口有厅堂，有座椅，走动坐等都无妨；这里是住家的公寓，此刻才过一点钟，我像是私闯民宅的人，端着照相机，悄然踌躇，天井雨声响亮。仰看天井上端十九世纪的屋顶和烟囱，贝多芬天天出入，想必瞧一眼吧：第四、第五、第七、第八交响乐，还有他那部艰难的歌剧《菲德里奥》，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回身下楼，又顺着幽暗的楼梯转，三楼、二楼、一楼。雨势仍不见小，立在门洞向外看，那一瞬，忽然，我活生生回到四十年前的上海了——也是午后，也下雨，也是十九世纪的欧式老公寓，门洞空寂，楼道昏暗，我上楼寻访哪位好朋友，朋友不在家。

人一辈子记得自己生长的街市。念及外省尤其异国的名城，怎么办呢，只得胡乱想象。我们当初看不见欧美的照片，除了翻译小说：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引我浮想联翩，然而眼前虚空，徒然折返译本的汉字；柯罗描绘的罗马夕阳，莫奈笔下的伦敦浓雾，总算给我“看见”了；毕沙罗的巴黎市景画得最是真切：屋顶布满小烟囱，鹅卵石路面跑着敞篷马车，还有同一大街的阴晴与晨昏……八十年代在纽约初看费里尼、特吕弗与戈达尔，终于我跃入银幕，走在巴黎罗马大街上，跟踪主角出门、拐弯、过马路、穿窄巷，猝然被捕，或竟万般侥幸地逃逸了。

美妙的片刻。后来去到真的巴黎和罗马，没有一处合于早先的妄想。那年初访意大利，回程飞机上蓦然伤感：啊，来过了，那个借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而苦心想象的文艺复兴国，从此迸散，真的意大利无情覆盖我的可怜的想象，但那想象是我自己的呀。

域外名城的汉译，总是美文：米兰、华沙、慕尼黑、亚威农、布达佩斯、斯德哥尔摩……凡未经描述的城市，准确地说，凡是描述而未被我亲眼一见的地方，便是想象的盲域。偶尔在书页中撞见了，不过几个汉字，毫无缘由地排列着，又好看，又耐听，譬如：

维——也——纳。

我没读过奥地利作家的小说，也不记得看过关于维也纳的电影。维也纳？想象一片空白。或多或少，我于欧洲诸国的知识仅止绘画。七十年代末在上海初见维也纳分离画派的克里姆特，琐屑矫饰，不欢喜；埃贡·席勒的神经质的女体素描，则佩服而厌恶。很多年后起念造访维也纳，只因得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挂着荷兰人弗美尔几件绝美的精制、尼德兰人勃鲁盖尔的半数重头作品，还有西班牙人委拉斯开兹盛年描绘的小公主肖像。

维也纳。唯一引我想象维也纳的人，是约翰·施特劳斯：《皇帝圆舞曲》、《蓝色多瑙河》，旋转、旋转、旋转，音律渐强……“文革”初年在上海屋檐下一遍遍偷听，老式唱片也那么亮闪闪地旋转着，嘶嘶作响，内心视象混杂电影中旧俄宫廷的舞蹈场面，开始毫无根据而历历在目地想象维也纳——为什么是施特劳斯，而不是十九世纪麇集维也纳的其他音乐家？

“在欧洲，可能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几个世纪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因此繁荣昌盛。那种国家的自豪感最强烈地体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茨威格生于一八八一年，他这样描述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普通维也纳市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国会辩论或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据他说，路人不会仰望漫步街头的豪绅或总理，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位女售货员或者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

且看这份家庭记忆：

有一天，我家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说：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极度的悲伤使人莫名其妙，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没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

与茨威格一样，贡布里希的家庭也是维也纳犹太中产阶级，生于一九〇九年。他的弄音乐的母亲与弗洛伊德和马勒相熟，姐姐则是勋伯格圈子里的常客。二十世纪初维也纳人如何看重艺术教养呢，他说：

我不能否认这里有某种附庸风雅的成分。但如果不介入这种文化气氛，不介入音乐、文学和艺术，人家会看不起他，社会不会接受他。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乃是一种过失。

人与城市的落难总会引我留意：贡布里希幼年目击维也纳历经一次大战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之后长期经济衰敝。学校中有教师饿死。祖父破产了。面包牛奶实行配给，家人不得不奔走黑市。他与姐姐曾被分别寄养的家庭户主是棺材匠与地方警察。

茨威格的童年记忆似乎仍在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流亡也始于这座城；贡布里希日后毕业的维也纳大学依然如昔，街对过就是我所到访的贝多芬故居。多半欧洲的都城皆历经两次战争的大毁劫，无论遭遇战火，或被中国称作“历史机遇”的更新，每座欧洲的城邦都不愿背弃自己的记忆。茨威格写道：当首演《费加罗婚礼》的城堡剧院面临拆毁，“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是参加葬礼”；当伯森道尔夫音乐厅也将拆毁时，最后的演出闭幕了，观众鼓掌，哭泣，全场灯光关闭后，没人离开座位。“当我们是大学生时，曾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像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都市的灵魂。除了地名，我们的都市在乎灵魂？！林徽因、梁思成，早经归于历史的轻尘。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二十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十八十九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十七、十六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十五世纪十四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十三至十二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十八十九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斯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科波拉女儿执导的《玛丽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丽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做《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就刑时踩到刽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回到绘画与音乐，十九十八世纪的意思是说，意大利雄视全欧的文艺盛世，过去很久了。新兴的画展、演出及赞助系统在法奥首都次第茁育，画家们纷纷涌向巴黎，音乐家投奔维也纳；当初年少无知，我悬想的古典音乐家全是古代人，及至读了一点书，这才知道贝多芬中年的那个维也纳，经已步入资本主义时期，离得我们很近了：他们是欧洲历史崭新的人。贝多芬旧居便是当年的新大楼，想想看，这样的现代公寓，两百年前可就在维也纳到处起造了，其中住着“上升时代”的音乐家，只是电车、电梯还没来得及发明，难为贝多芬那代人每天在楼道和马车里上上下下。

除了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与德累斯顿州立艺术博物馆，论十五到十七世纪油画收藏的密度与分量，今次领教，可能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馆藏为最丰厚。文艺复兴的绘画大宗是湿壁画与蛋彩画，及至十六世纪的委罗内塞、丁托列托和提香，这才成功所谓“油画”。其时，欧洲绘画亮起另一道璀璨光华，即巴洛克时代的煌煌巨制，而绘画的大规模流离，从兹发端——镶嵌画、湿壁画，十九仍在教堂墙面上辉煌着，挪不走，遑论藏购，成于架上的单件油画，数百年间可就几经易主，星散列邦了。环视欧陆各大美术馆珍藏，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有掠夺的，有礼送的，自也多有买卖。维也纳的藏品则是来路堂皇的宫廷收揽，有谱有序，择取精当。一厅一厅看过去，看过来：最是大气而懂得藏画的人，还在帝王之家。

除了文艺复兴晚期与巴洛克早期的经典——丁托列托那件《沐浴的苏珊娜》，卡拉瓦乔《玫瑰经圣母》，鲁本斯《维纳斯的盛宴》——据说王朝格外留心描绘日常生活与人物内心的绘画。于是勃鲁盖尔村民宴饮的系列大画，伦勃朗盛年深沉朴厚的自画像，弗美尔宁静的画室写照，还有文艺复兴晚期天才利皮一幅精致小画中的世俗群像（啊，还有他太过俊美的自画像），都给我在美术馆各个角落终于找到，或者，蓦然撞见了。我总不会事先查阅说明书，不确记哪幅画属于哪家的馆藏。这才妙啊：那迎面的艳遇，你在这里！我竟如少年时那样，心里悄然一怕，不由得走开，弄到神志稍定，这才踱回来，站定细看。

然而看也何益。当我凝视弗美尔《画室》左侧那道帏幔的凝重与润泽，仍像初学子，恨不得脑袋钻进画布去；来维也纳的上一个月，夏天，我在北京画室就着画册，悉心临摹那件被疑为委拉斯开兹描绘的蓝装宫娥，那印刷的蓝色蓝得不正，我知道，此番期待亲睹，却在西班牙专厅遍寻不见，问了，原来被暂时出借，真懊丧。那件色彩浓郁的小皇储肖像，笔路惊人地熨帖而松爽，前襟白纱的质地与反复刻画，印刷品哪里印得出。自己画画，自己知道，那停在表层的一笔一笔，流利松爽，是要此前老老实实画多少遍，这才等来完篇之际的挥洒，手势轻盈，笔触也轻盈……本雅明所谓前机器复制时代艺术的“独一无二”，是指你得进入那间房间，才能亲睹那幅画，我如今飞越欧亚，等同穿过复制时代的逾百年，寻那房间，寻那面墙，连同环抱那块画布的老镜框。

去年九月抵达维也纳，翌日我就钻进美术馆，茫然痴呆，只为看画。之后再去两次，回向角角落落寻到昨日看熟的那幅面，毫无心得，单为了这样的站一站，是的，我愿去到一个国家，一座城——维也纳。音乐之都。但我并未专心专意为了音乐来到维也纳。音乐被锁在哪间房间么？温柔的一念是早就有的，我知道，他们的坟墓就在这座城。我宁静地想（并不热切）：倘若时间够，改天去墓地，至少，到一到他们住过的地方。

说出来吧：如今每到欧洲一城，我探头张望的其实不是美术馆，而是古董店。非分之想，简直小小的罪孽：三五年来，画室与书房竟已摆开几份小件，分别来自佛罗伦萨、巴黎、布鲁塞尔、巴塞罗那……主要是，木雕，我每说起，语无伦次。圣彼得、圣芭芭拉、圣母、耶稣，涂着十六或十八世纪的油彩，彩迹斑驳，凝成润洁的表面，酷肖真的肌肤，宛若生人，然而是一张木质的脸，双眸被难以觉察地略略画开，仿佛白眼：木雕的脸从不与你对视，兀自呆呆地庄严着，目不转睛。

我常抱起这木制的头颅，缓缓朝向不同光源，看。那雕刻的人，可曾想有一天这件作品会来北京么？

古董店难以描述。不是京沪的潘家园城隍庙那类铺面：今日中国，大部分老年人也未必见过世代经营的老店铺（不过欧洲人也会对我说：古董的盛世早已过去了）。通常店里空无一人，能够摆放悬挂的处所，都满了：天使、圣母、圣徒、三流的巴洛克绘画、十六七世纪的箱柜，还有无数名目不详的器物与饰品。它们早先属于谁家？主人从店铺深处走出，多数上了年纪，我喜欢看他们年深月久的身世感，如晴午两三点钟的安宁。“十七世纪？”我问。“不，对不起，十八世纪，中期。”他们不瞒骗。年轻店伙取出厚厚的目录，仔细查核，成交了，必有证书。那年在罗马真是害臊，我进店看，然后向柜台后叼着烟斗的老先生问价。“No，不告诉你。这是我的店，可你甚至不和我打个招呼。”我面红耳赤，道歉，退出。隔壁那家老板看我识赏他那枚小小的十七世纪镜框——唯南欧人懂得怎样玩弄那密致翻卷的雕花边——太贵了。翌日在隔壁小咖啡店和他相遇，老人朝我点头眯眼，待我走去结账，他从深处的座椅昂起头向柜台说：“算我账上！”

相比南欧人的性情毕露，维也纳人大抵质朴而矜持——与我有缘的那一尊物事总在进店的瞬间豁然在眼。何其稀有的瞬间！像是等我很久了，它停在那里，一声不响。傅雷译笔的《卡尔曼》，女主角弄到古昔海盗的匕首，迅即想象这把刀搁在自家橡木桌上的俊模样。少年时读到，哪里懂呢，如今每在欧洲觅得小物事，我旋即神驰北京的画室：又添一件！

通常总会让价，不多，一成。在中国是叫得离谱，让得惊人，已难遭遇诚实的买卖——又添一件！我不觉得这是购买，而是欧洲赏我的礼物。这次抱回一尊手持经书的圣彼得，十七世纪成于毗连奥地利的南德地区，仍延续十五世纪典型哥特式风格。彼得的脸那么真切，模特显然取自当年南德乡镇哪位令人尊敬的神父，那虔诚到癫狂的神色，双目圆睁，望之凛然，僵直并拢的手指岂非信仰的痉挛。到了十七世纪，德奥都城已为意大利造型所染，乡间木雕则古风相延，刀法木讷而中肯，分明比例失当。多么珍贵的错误！文艺复兴盛期带入科学依据的精准造型日后毁了全欧洲艺术，艺术不是准确，或者，艺术曾被赋予一千种“准确”。这位德国圣彼得的双肩，严重倾斜，比例大错，唯其如此，圣徒的矜矜之态始告“准确”。眼前这位无名雕刻家删削圣彼得的双肩时，想必毅然决然，如贝多芬乐谱所写：“必须如此。”

这是我近年收藏的欧洲无名工匠作品。上图中：耶稣（西班牙十八世纪木雕，真人尺寸）。上图左：圣女（意大利十六世纪陶制雕像，仅鸡蛋大小）。上图右：男子头像（比利时十八世纪石雕，仅鸡蛋大小）。下三图：维也纳礼物，圣彼得，十七世纪南德地区木雕（高约八十厘米）。

是哪位师傅细心涂抹了圣彼得的眼珠、颜面与红蓝相间的长袍？通常，一座古代雕件如流水作业，脸与手，身体与服装，后续的涂油、上彩，均由不同匠人分工负责，次要部分常是少年徒弟的手迹。我今愈发看重无名工匠的作品，憨拙而灵巧，他们做的全是订件，不想到自己，不想到艺术，但确信这就是圣彼得，做好了，退开，他们是真的谦逊而虔敬。

除了几位名姓卓然的人物，我久已不欢喜十八九世纪绘画与雕刻。好比元明的艺术一路看到清中期，清晚期，愈发地不可看了。虽这比喻其实不确，欧洲十八九世纪情形到底两样，那是西方文明成功跨越的年代，而所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毕竟小道，资本主义时代获得解放的艺术据说从此赋予思想与个性，但作品的虔敬与天趣，从兹失落，犹如无可挽回的心情。自从收藏无名的木雕——不再隔着博物馆的玻璃看它们，在家，在手里，百年木雕水分去尽，分量很轻，它们曾经供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场所，穿越数百年，呆呆地活下来——我开始亲近这此前被漠视，被我们由十九世纪美学养成的眼睛所不懂得、不珍惜的艺术：这就是昆德拉所谓“上半时的艺术”吗？十九世纪不再有这般憨傻而富灵性的匠艺：我凝视圣彼得，那位工匠的魂灵就躲在木头中呢。不过翻转雕像从背后看，中间被刀斧掏空，一段朽木。

圣斯蒂芬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扎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后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一七八四年，莫扎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后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着莫扎特的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着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还有一小撮他的头发……第一次看见莫扎特的死亡面模（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么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嵌在小盒子里，蓝光照着，不像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么这么大。”现在静静瞧着莫扎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着，伸手即可触摸。没那么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着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扎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唯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扎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一七八四年，莫扎特二十八岁，海顿五十二岁，小伙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后的假发束耸着蝴蝶结，脖梗衬着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着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着莫扎特的父亲禀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么？

下雨了。半小时后我已停在旧城北端贝多芬家门口。莫扎特逝世翌年，一七九二年，贝多芬定居维也纳，长住三十五年，搬家又搬家。维也纳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纪念馆，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访的Molker Bastei 8号是他停留最久的一处，一七九七年移入，一八八五年离开，前后八年。从圣斯蒂芬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约半小时吧。他不在家。

于是此行难忘而惚恍的一瞬，发生了：在门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从昏暗楼道走下来的几分钟，我像是一只鬼，居然身历其境想起《罪与罚》：当拉斯柯里尼科夫劈死了老妇和使女，蹑手蹑脚，逃离现场——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楼时我仿佛变成了他——忽听得底下有人上楼来，他闪身躲进二楼一间空房。待来人说着话一层一层走上去，他蹿下楼梯，溜出去，大门口没人看见他。

这妄念仅只几秒钟吧，此刻也没人看见我。怎会起这等奇想？我暗自惊讶。是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么？仍是少年时代的上海，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旧上海哺育了我的欧洲想象，包括初听贝多芬。初听的时光，哪想到有一天真会走去拜访贝多芬，到了他家，又岂料念及少年时代阅读的《罪与罚》。

穿过毗连8号公寓的好几重回廊，欢快的雨，家家窗户缀满入秋的爬墙虎，贝多芬的邻居们躲在屋里干什么呢。在对街的咖啡馆擦拭满头雨水，叫了一碗汤，满座没人知道我刚才躲在贝多芬家的楼道，突发奇想。雨住了。绕回老公寓前门，我又一层一层上四楼，此前的闪念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于是听见自己的鞋踩在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扎特家，这一层全属贝多芬使用。他们真如传说中那么贫穷么？一架狭长的十八世纪老钢琴，两扇窗户间竖着他咬紧牙关的青铜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贝多芬雕像，盛年，挺着胸，一定像极了他。没有莫扎特家那么多装置，客厅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刚搬来，或将迁走。门边白墙特意留着一小块残存的壁画，那么，贝多芬住在这里时被有壁画的墙面包围着——据同代人回忆，他晚岁的居室零乱异常，夜壶，手稿，破钢琴，统统很脏——邻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响，一排摁键标明十数曲精选的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机，刹那间，他复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现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气扬扬，和弦齐奏那么四下，又四下……一九七七年，贝多芬在中国被准许播放。是在我回向苏北农村的火车上，华东旷野，春寒料峭，车厢里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骄傲，低音和弦的齐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着车轮的轰响——要是我懂五线谱，抄那几句印在这里该多好啊——劫难过后的大地，贝多芬不知道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聆听他，怎样记得他。贴近双耳的音效就像在脑袋里爆发精致的轰鸣，周围静悄悄。我在贝多芬家里倾听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墙。身后玻璃橱柜停着主人咬紧牙关的死亡面模——莫扎特那具面模多么不同，伟大的人，生命终止，性格犹然——贝多芬会想到有一天各国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这样的器械听音乐么？我扭头看他，真想说：嗨，路德维希先生！您听听，您听听！是啊，他的时代倘若有耳机，他兴许能够听见？

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着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后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着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着父母，哥哥，舒伯特，多么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么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一七九七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伯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三十五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三十五岁。这话意味深长。舒伯特死在三十一岁，戴着他那副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初，他还试图就教于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十一月十九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扎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么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于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鳟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着，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后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于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后的凝聚，此后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着，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他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着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扎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家，寥寂空旷。我喜欢这寥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禀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么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碟。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着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

去年在维也纳待了几天，此刻不记得了。文章已经写得很长。探访故居的翌日，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得缘观赏《魔笛》，神魂颠倒。他们从未死去，在一句一句歌唱中，就是他，正是他。怎样描述这聆听？那时不知一年后又能来到维也纳，又写一篇文章。

初到两天，我迷失在艺术史博物馆，自以为并非为了音乐来到维也纳。离开那天，我已忘了城里的绘画。犹如发生重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耳边总是《魔笛》演出现场的二重唱与三重唱。真的人声。难以承受的美。碟片的声效总难分辨每条喉咙的质地和方位，非得在现场。这座城遍布音乐的踪迹，郊外是他们的坟墓，城里留着他们的故居，一年四季，每天每夜，全城的音乐厅上演他们的曲目。停留几天，岂能了解维也纳。我没打听马勒、布鲁赫、施特劳斯、贝尔格，还有勋伯格的遗迹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奇怪，仿佛私人的疑案：我怎会在贝多芬家的昏暗楼道兴起和维也纳毫不相干的联想。

临到旅程尾端，总舍不得走。一早起身，对街的窗户灯光辉煌，那是一家私人舞蹈学校，男女舞者再三再四折腰屈腿，练习同一的舞姿。伸出脑袋向街巷尽头看，是那座纪念十七世纪维也纳人战胜黑死病的纪念碑：一六八三年左右，城里爆发瘟疫和饥饿，人们甚至煮食猫肉，郊外，由卡拉·穆斯塔率领的二十万土耳其军队安营扎寨，包围维也纳……午后的飞机，十点钟去古董店取来木雕圣彼得。他藏在层层泡沫塑料中，由胶带团团裹紧。小心翼翼放进挎包，背着，在机场又小心翼翼地横倒了，放稳了，缓缓通过进关的检查口。寻到座位，我像是带着一个小孩，双手抱拢他，离开维也纳。

二〇〇九年八月至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