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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0年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后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著有《城市社会学》《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
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一旦它被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从时间上看，信任恢复的单元是“代”，是要以“代”来计算的，绝对不是短期的事情。
——题记
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小的词汇，有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比如“陶冶”，那可不是一般的陶冶情操，而是“陶铸”和“冶炼”的技术。“穹隆”一词，那也不是教堂的普通屋顶，而是“准晶”，是材料结构学里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信任”问题，那里边包藏着很大的学问。
我是这样来定义信任的，或者说这样概括信任的特征的：信任关系不是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地点都会发生的。生活中有很多情景，当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和某人产生一种交换的时候，里面没有信任关系，里面不会产生信任。比如说你去买一份早点，这个早点铺你去过多少次，你买早点的时候，是“一把一利索”的。你给人家钱，人家给你一份早点，这里面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你很踏实，你没有一丁点儿怀疑。
信任的发生通常有这样几个前提，也就是说信任关系通常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是时间差，通常是你跟一个人有一件事情，他的诺言在前兑现在后。有的时候一个合同是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有一个时间差。当时他言之凿凿，但是最后能不能兑现，那是有个时间差的问题。所以很多很多事情，面临信任的发生，是因为该事情、该合作，本身内涵就有一个时间差。第二个特征，通常这个事情里面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说通常的合作都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说他的能力，你是不是高度确定；他的品质，他是不是能保证他一直在遵守他的诺言，而不出卖你、不占你的便宜。第三个前提，就是你对该事物、该人物，找不到一个绝对客观的根据，去判定它的性质。通常是在具备这三个前提的情况下，才发生了信任还是不信任，发生了应该对此人可信不可信的一种判定。通常是这种情况，使人很困惑。
在说完它的特征之后，我们再谈一谈信任的功能。应该说，信任通常和社会上的合作关系非常之密切，即使我们说信任不是合作的必然基础，也可以有把握地说，信任是合作的媒介，信任是合作的润滑剂。通常是有了信任以后，才导致了、开始了合作。前面我们说了信任的一些特征以后，可以看到在要选择信任与不信任这桩事情的时候，通常里面是包含风险的，就是如果你判断错了的话，是可以给你带来风险的。我们马上就会问，那我回避风险。很多事情，略有疑惑的时候，我躲避风险不就完了嘛。但是问题微妙就在于你不能躲避社会合作，你绝对不能躲避社会合作。因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事物，你所要做的大多数事情，从小到大，你能够一个人干下来的是不多的，大多数的事情你都要有个伙伴。如果你一切事情都一个人做的话，你就丧失了很多机会，丧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发财的机会、提高的机会，这些你都放弃了。你要做但凡大一点的事情，你就必须要有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个，或者是二个，或者是一个群体，你要加入合作。而此人好不好合作，这里就有一个风险，这种风险是生存当中所必然具备的风险，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想不去判断可不可信任也逃避不了，那是生存交给你的事情，是你必须选择的事情。这是对它的社会功能而言。
在我们讲信任有这样的社会功能的时候，还必须往前推进，再考虑一个问题，即信任有什么心理上的功能。而这个问题，是多数关心信任的人所没有关心的事情，而这一层道理，其实非常深刻。信任，只有它发挥了这样心理上的功能之后，才会发挥它社会上的功能，就是润滑剂，合作的媒介。在心理上是一种什么功能呢？简单地说，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这怎么讲？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围着我们的这个环境太复杂了，我们打交道的无数社会成员们太复杂了，他们的内心都太复杂了，我们把握不了他们，我们不能完全彻底地把握他们；这样我们必须把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成员简化。
其实这个简化机制，不单属于信任。我们生存当中，还创造了并运用着很多简化机制。比如说我们在座多数是在校学习的学生，你们最屡见不鲜的一个事情，就是考试和分数。这桩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化机制。今天这门课考过了，给你贴个标签95分，给他贴个标签85分，这是把你们的能力简化了，你们两人都不会充分地承认说标签忠实反映各自的能力。但是没有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筛选？我们怎样鉴定你的学习成绩、你的学习的状况和你的能力？我们只有在一个瞬间去判断，不能花太多成本，我们就只有以简化的方式来了解你们。如果我们不以简化的方式而以复杂的方式了解你们，可能我的了解也是不成功的，并且我的成本将是巨大的，所以我只能如此。
简化系统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四舍五入”。“四舍五入”当然也是一种简化系统了。信任，实际上，和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一样，也是一种简化系统。就是说将这个人的品质、能力二者综合起来，通常更简化。更简化是为了更省心，通常就是简化为“二元阈限”。学过统计学的同学都知道有个阈限，什么叫“二元阈限”？“二元阈限”就是非白即黑，非善即恶，非朋友即敌人，非熟悉即陌生，这就是“二元阈限”。
通常说，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就是我把我对他的综合判断概括为可信任与不可信任，这是两个划分。这个理论是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哲学家尼古拉斯·卢曼
提出的。卢曼提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
当然我们的俗语、格言里，其实早包含这个了。中国有句老话，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它就非常深刻地说明了信任关系，说明了信任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特别在心理层面上，说出了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就是你不要老疑神疑鬼地去监督一个人，监督你的合作伙伴，去不断地质疑你的合作伙伴，那太累，你受不了，这影响你做别的事情，这是你的心里所不能负荷的事情，就是要让你简化。
信任其实说到根本，从心理上就是这样一种简化机制。我面临的就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就这么简单。我不跟你们讲原因是什么。信任从心理的功能上，是这样一种简化机制。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套理论，用一个核心词来说，叫作信任结构。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两类或者三类。说两类呢，第一类叫作人格信任；第二类，叫作系统信任。而系统信任下面又包括两类，一类是货币信任，一类是专家信任。那么也就是说信任也可以分作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
人格信任很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合作伙伴啊，这个伙伴人格令人称道，人格没有任何问题。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人，不是某个角色，不是某个分数，不是某个大学毕业的；就是某人，某人我知根知底，某人即可信赖。挑选合作伙伴的时候，没有一般，都是个别，都是因为这个个别的成员，我非常之了解。这种类型的信任，叫作人格信任。我们有这种基础，我们过去就认识，这种判断是建立在我们认识的基础上。
那么这种信任，进一步推论，这种信任是用一个人的过去来推论他的今天和他的未来，一个人过去的历史很好，合作的履历非常好，用过去来推断现在可以合作。其实严格地说，用严格的逻辑学的原则来看，这样的信任有十成把握吗？没有。你通过过去来推断现在，不错，过去可能一点毛病没有，履历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跟你的合作就不会发生问题了吗？特别是你们的合作还要走向未来，以后都不会出现问题吗？从逻辑上说，说不通的。为什么大家还这么依赖人格信任？问题是除了这个根据，我还能上哪儿找根据去啊，我怎么知道他以后能怎么样？我怎么能知道他以后的人格，以后合作的时候能否仍然忠实于诺言？我怎么知道他以后的能力？很多事物还不断地搞研究，他也在发展，他的能力还能够跟随这桩事物的进展而变化，我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呢？我没有别的根据，我只有根据他的过去去判断。这里面没有十足的严密的逻辑，但是我们必须如此，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再讲另一种信任结构。当我们生活圈子扩大的时候，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我们不再能够找到我们所信赖的人来保护我们，来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没问题。你可以到陌生世界解决你的很多很多问题，绝对没问题，货币可以保佑你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还要深究，货币是靠着什么一种机制使你相信的？货币不贬值吗？它为什么可以相信？解释货币可以相信的第一个理论是贵金属理论。这是金子，您还不信吗？成色十足的金子，就因为它本身有价值。当然后面的一些理论家，特别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卢曼，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家，德国的另外一个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之类，都对贵金属理论产生了怀疑。本身有价值就一定令别人相信，愿意跟你交换吗？不错，你要拿金子，要找人家做交换的话，恐怕多数时候还能实现；但是我换一样东西，我拿一个钛金属，可能比金子还贵，我去跟人家做交换，人家愿意跟我交换吗？有的人就接受，但有的人就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认得这东西，它虽然很贵重，别人不认得，别人不认得就得不到承认，就不信任，就不跟你交换。还有一个是虽然认得，“哎哟，这是钛金属，我认得，你给了我了，它倒挺值钱的，我去找谁换去啊？你给了我了，把我的一辆汽车给拿走了，我要再买房子，再把这东西给人家，人家接吗？人家不接怎么办啊？”你看这问题就来了。
所以说，要产生可信任的一个媒介，它自身光有价值行不行啊？自身有价值不一定行。现代生活又出现了另一个例证，从反面来推论本身有价值，不是信任的一定根据——纸币出来了。纸币本身有价值吗？纸币本身没价值。一张一百块钱纸币，自身价值是一张纸，加上印制费不超过两角钱。所以说，贵金属有时候人家不接受，没有价值的纸币人家接受。这叫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这叫从众，跟随众人。别人都接受票子，你自己为什么不接受啊？这东西自身不值钱，这是个纸币。纸币怎么了？你看所有人都接受，你有什么可不接受的，你有什么可不信任的？这就是从众机制。
第一种信任结构是熟人，知根知底，以过去推现在。第二种机制是以众人来推，这么多人都这样，还怕什么呢？诸位你们要去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要找一家小餐馆吃饭的时候，一定找人多的地方进去，人少的餐馆别进去。因为那块你不熟悉，该地人熟悉，该地人花钱的时候是认真的，哪个餐馆好，他进去；哪个餐馆不好，他不进去，你跟着“从众”，吃不了亏。从众是一种信任机制。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信任机制，就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跟货币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有钱也不行。比如说，你的亲属病了，得了一种大病或者得了一种怪病，你要找一个好大夫。找谁？你说不清楚，你不认识人，你不认识这样的大夫，你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你熟人里没这样的资源。怎么办呢？那你最好是找一家好医院。比如找协和医院，找协和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专家门诊号，这样你觉得你尽了孝心，这样你觉得你心里就踏实了。如果没看好你都认可，你认为这病就不太容易看好了，你甚至都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推断。
我们下面要深究的是，你为什么信任这样的大牌教授？这个大牌教授，我们称作专家了，你为什么相信这样一个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使你相信的，使得社会上多了一种信任机制？专家系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结构，哪三位一体？即科学、学历、同行评价。首先你相信科学，你如果不相信科学，那么协和医院大夫跟您的缘分就免谈了。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你也学过科学，哪怕个半吊子，或者学得不错。专家是什么样的人？专家是曾经在学习科学的过程当中学得不错获得了学历的人。这是他的最低限，这是他的门槛。学了以后，又在同行评议当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获得了副教授、教授、主治医生这样的声誉。为什么要同行评议？为什么不从众搞个选票，大家一起投哪个大夫好？因为大家和专家在信息上是不对称的。就像下棋一样，我们这个礼堂里坐的全部人加在一起，下不过马晓春，我们没有资格评论马晓春的这一步棋走得好坏，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同样面对专家，要面对科学家的时候，我们更没有一丁点的资格去给人家投票。那么怎么办？我们是俗人，我们是科学的外行。所幸人家专家系统有不断的评议，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家评议出结果来，划了三六九等。当他们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贴的标签。这是一种信任机制。
这样三个系统，人格、专家、货币，应该可以说构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它们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我们不是说进入现代社会，就可以把人格信任扔掉，扔不掉的，我们还是要靠这三种系统。
最后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破这个题，就是中国的信任危机问题。我所以说中国发生了信任危机，就是我认为在这三个系统里，我们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简单地勾画一下。
从朱镕基总理上任起，他要做的事，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解决三角债
。五年来怎么样呢？三角债、多角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大家知道借贷是什么事情，借贷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在一个时间的断面上，他有钱没处花，他有闲置的资源，而你有一个项目要搞，或者你有生活的一个需求，但是你没钱，这样你们调剂一下，他的钱干闲着也是闲着，他把它借给你，你给他一些利息，这样你的需求满足了，你的生产的资金有了，而他的剩余资金可以回收一些利息；就是经过大家的交换、通融，使得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我们的社会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借钱不还，这样就使我们的交流、借贷受阻，受阻以后我们的经济效率就非常的低下。
比如说我们到大学来读书学习，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上不起学，那么就要有助学贷款。助学贷款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合适的一笔投资。国家把一部分资金给了最有潜力的一批少年英才，那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事情，提高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当有了借贷不还这种现象的时候，这个社会这种事情不好进行了，损失不言而喻。
我们进入第二个领域，专家系统。我说了“大家”与“专家”是不对称的。你一个学生来了学校，你知道哪个教授行？你要听谁的选修课？你要靠教授系统给你评价出一个声誉来，然后你去选。你带着家里的病人，找地方看病，你知道哪家医院好？你知道哪个大夫好？你要靠人家给你提供的评价去找。协和医院你相信了，教授级大夫你相信了，要靠人家给你评价。假设人家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假设那个评价系统都是人际关系相托，都是暗箱操作，都是裙带关系，那么受损失的是什么？受损失的是千百万顾客，是千百万学生，是千百万病人。他们被误导了，因为这个游戏玩得太脏，你们应该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真实的标签，好让我们很省心地进入到这种简化的选择当中去，让我们很放心。我们相信你们是专家，但是你们搞的都是什么呀？
最后一个系统就是人格系统的问题。人格系统的问题，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传销。1998年中国政府取缔传销的时候，我接受媒体采访，媒体问我说传销是怎么一档子事，我说就是两个字“杀熟”。就是有一些恶劣的经营者，想在生人身上宰人家一刀啊，很难。生人警惕性很高啊，人家上不了当，赚不来钱啊。最后就让熟人欺骗熟人，人家相信你，你在传销时告诉人家这个东西好卖，能赚大钱，你把人家给骗了。你赚了人家的钱，因为人家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戚，你利用这种几十年的感情的资源，实际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当我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传销在西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很健康的销售制度。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搞不了？其原因一个在制度上，人家有一些制度，而我们不具备、不完备。比如人家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七天可以无偿退货，这叫冷静期。为什么退货？免谈，您没资格问我，这叫冷静期。
除了冷静期以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保障，就是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还有一个保障就是道德的保障。中国有句老话叫“谣言止于智者”，我套用这个句式就是“欺骗止于仁者”。假如说你今天把我给骗了，我还不是一个坏人，我觉得很懊丧，但我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或者是以你这种把戏再转嫁到别人，不会说是生人转不了，我转到一个熟人，不行找我表弟嘛，我转嫁到他头上。我不会玩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假如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有这样一个道德底线的话，那么骗局很快就终止了，骗局就没有传染性。
当你有了很多很多机会的时候，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行善不是非给人家钱，你辛苦劳动做了好多馒头、面包卖给人家，那也是行善。你跟人家交换，给我们提供了经营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这是硬币的两面性，没有一个社会光能给你提供很多很多好的机会而没有坏的机会。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信任有什么样的功能，我给大家介绍了有三种信任，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它运转的。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最后我给大家讲述的是，我们在这三个领域，统统都遇到了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提问一： 面对中国的信任危机，我觉得无外乎应该有两种最基本的解决方案。一种是像中国传统统治一样，是德治还是法治？所谓法治，就是让大家严酷地盯着这个人，对不守信用的人或者信用比较低下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惩罚就是让我们用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大家道德的底线，然后给予信誉高尚的人以实利的回报，让他觉得道德是有用的，信誉是有回报的，然后统一提高全民道德的底线，来达到信誉危机的解决。您觉得这两种方式，中国更适合选择哪一种？或者说是在侧重点上应该偏向于哪一点？
郑也夫： 其实你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应该敞开思路，你不要有一个成见，好像A和B就囊括了全部了，其实可能还有好多好多别的办法。所以，我不太愿意顺从着一些过去的思考模式去思维，就是A和B啊，我可以给你简单地谈一谈我对建立信任、解决信任危机的思考。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产权的解决。为什么产权解决对这个事情关系非常大呢？因为产权明晰以后，人们不追求短期行为，追求长期行为；人们很珍惜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商品的字号或者是商店的字号，人们很珍惜这个。人们为什么珍惜呀？其实是为了赚钱。荣誉可以换钱，一个好的名声能使自己的商品走得很远。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前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讲得比较多，我自己更愿意强调的是一个社会要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记录。有了很多详细的记录，也可以促使人们追求长期效益，而不是追求短期效益。当人们都追求长期效益的时候，那么社会的服务一定很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做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的时候，采访过张瑞敏
。他就做到了我说的这个逻辑，做记录。如果海尔的家用电器出了问题，顾客把它送到维修部去，维修部打开这个家用电器，一查找，哪个元件有问题，然后看这个机器的牌号，就可以找到当时是谁做的这个元件。换句话说，在流水线上每个职工做每个元件的时候都要有记录。比如记录这500个是我做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元件，可以对号入座，可以说最后判定这个元件就是我做的。所以，每个人知道，日后出了错，都能找到，翻老底，因此每个工人就不敢怠慢。你不要说好听的，把记录做详实了，你看还有没有事，什么事没有。
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是很理性的。每个人都很聪明，甚至很狡诈。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把这些记录了，把这些东西搞好。相反，没有记录，有好多好的设想实现不了。关键就在于很多情况水是浑的，只要水是浑的，浑水摸鱼的人绝对不会少的。只要水是清的，大家就都很自爱。
再给你举个例子。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有限匿名制刍议》。“匿名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为了保护投票人的权益，不要造成矛盾，不要因为怕别人到时候不满意，给他施加压力，保护投票时的选择空间。但是，中国人太聪明了，“匿名制”在中国玩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玩的结果是“匿名制”保护了很多坏人。比如说我们要投一个人，三个人里选一个人做教授，那么别人托了关系，我就不投这个水平比较高的，就投这个水平比较低的人，反正是“匿名制”，因为投完了以后你们谁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我说“匿名制”还要实行，不要恶化单位关系。这个选票是这样的，里头写着这张选票是我的，只是我的，里头写着“郑也夫”三个字，把选票折起来粘上了，看不见，对着灯也看不见，然后开始投了。我投谁？我投张三还是李四，投完了把它折起来。唱票的时候，看的时候，只有结果没有投票人姓名，但是里面有姓名。把这些票全部封起来搁在信封里头，盖上印封存起来，有一个解密期，三五年以后可以解密。解密的时候会发现，哦，水平这么低的人，你们当时都同意了；哦，这么好的人，你们不同意。你不要靠“匿名制”保护你的恶行，这东西是可以曝光的，以后谁都可以要求解密。
我说了这个主意以后，我们的书记说，我给你补充一个案例吧。他原来在大学里面做领导，出版社曾经要出版一套博士论文丛书，出版社说我们不知道哪篇好哪篇坏啊，因为这都是很专业的事情，请你们给我们一个答复。每个教授啊，博导啊，写推荐信，结果所有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推荐信，所有的推荐信都把论文说得好上天了。这样出版社就麻烦了，你看，要做一件好事做不成了。最后出版社告诉教授们，你们的推荐信都将附在这本书的第一页。结果很多教授就表态了，赶紧把推荐信给我拿回来。
对付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对付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民族，必须找到一些极其智慧的手段。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难乎其难，但是一旦制定成功了，就为世界文明做了贡献。我们光搞“匿名制”根本不行。我们必须将匿名、实名很好地结合起来。
提问二： 我觉得中国信任危机，是因为对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惩罚太轻。如果不守信而不受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无异于鼓励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地抛弃信誉。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不守信誉的机构罚得破产。至于不守信用的人，您提到的增加社会可识别性的思路非常有创意。除了建立信用卡制度，对那些严重失信的人，我建议按照老祖宗的方法，在他们的脸上刺字。您看好吗？经过法律专家的评议，判定这个人他永远会存在信誉问题，就在他脸上刺字，“此人信誉有瑕疵”。
郑也夫： 这个办法是极其残酷的，现代社会还不会允许。新加坡的办法是打人家屁股几下，文明社会都不好接受。但是，这不是最要害的，最要害的就是没办法。比如我的学生搞一个调查，就是大学附近的过街天桥，曾经是卖假学历、卖假证的中心地带。很多人都到那儿去买。我的学生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是认为这些家伙太坏了。我就告诉他，其实他是社会上最小的骗子。这个假证为什么有市场啊？其实后面有非常深层的原因。一个用人单位遇到一个人来谋职，他给你递上他的学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就识别出真假的，你只要打个电话就行。关键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开绿灯的。卖假证这些人，所以活着，是因为实际上有些人帮他铺设了很好的条件。
我再说一个事情，拿着假学历到各处混世界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有可能被刺字的人，他们是很拙劣的。相反，我们的专家系统，一些我们内部产生的伪劣的产品，一些我们造就的不够格的人才，我们给人贴上了标签，说他是教授，说他是博士、他是硕士，其实都不够格。这些人从形式上看，没有任何欺骗性，没有任何伪劣之处，但实质上，用人单位，比如是医院，病人找他看病，那你惨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社会上防不胜防的事情。关键是，你找的人都是小爬虫；稍微段位高一点的高手，你根本奈何不了他。整个学位系统的评价，就我所目及的最大的荒唐事是，我们的学历通过是100%。这100%的学历通过率是荒诞至极、令人恐怖的。为什么？它使得社会上没有识别性了。
我听说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资格考试是严之又严的，一个学生念博士，念了好几年了，学了这么多门课了，qualify（资格考试）是50%通过不了的。所以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人在世界上各地就业，是从来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因为他那个学历的含金量太高了。但是，那个含金量是以砍掉50%来建立的。而我们这儿是100%。我跟您说，只要是淘汰率10%，论文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