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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不只出生在那片土地上，而且曾长期居住在那里，从而获得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难以磨灭的友谊。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很幸运，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并在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份再次回来。之后，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我被任命为美国驻南京的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时，怀着不满和遗憾，我又最终再次离开了那片当时依旧不幸的土地。
我见证了中国那段沧桑的岁月：腐朽、垂暮的清王朝，理想主义者孙中山早期建立的民国，军阀混战、贪污横行的民国，力求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狂妄的日本统治下的部分中国，抗日胜利后被内战炮火淹没的中国以及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不同时期的经历使我清晰地看到，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在向20世纪的世界靠拢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它努力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跻身于强国的行列。
在过去的八十年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上帝对我生活的指引，但也发现，自己一生中很多重大的选择，都是在外界的束缚下作出的违心之举。一股不属于自身的强大力量，驱使着我去体验新鲜的事物，经受难以预料的磨难。幸运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对中美文化的关系方面我作出了些许的贡献。虽然现在这种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不管两国日后的发展会怎样，我对此都深感欣慰。我坚信，随着新的国际民主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建立，两者会最终恢复联系，那时双方交往的方式也必将是丰富多彩的。
我的父母都是移民，我出生于两大历史悠久的勇敢开拓者家族。司徒尔特家族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是阿奇巴尔德·司徒尔特，他原是出生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据说，他是后来成为司徒尔特城堡伯爵的阿契尔特里的后裔，由于参加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被迫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大卫和约翰。七年之后，他的亲属也跟了过来。阿奇巴尔德一家定居在了弗吉尼亚州韦恩斯博罗附近的一座农场，他的四个孩子长大后分别在南部和东部的州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四个孩子中，亚历山大先后担任过菲尔莫尔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儿子杰伯在南方的军队中担任骑兵指挥官。杰伯非常勇敢，据说在一次战役中他受了重伤，要被带离战场，战友们呼喊着他的名字向他告别，他大声向战友们喊道：“快回去，快回去！你们要在战场上像我一样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古斯塔县，有个叫沃克科里克的地方，约翰·司徒尔特原本住在这里。后来，他搬去了斯汤顿。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尔特在当地基督教的长老会当牧师的时候，曾乘坐一辆带篷马车在弗吉尼亚州的河谷地和肯塔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的荒野来回奔波，成为当地宗教传播的先行者。他帮助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建立起一座学院——特兰西瓦尼亚学院，并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学院的院长。
罗伯特·司徒尔特的妻子哈娜·托德是玛丽·托德的姑姑，而玛丽·托德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罗伯特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就成了林肯夫人的表哥。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T. 司徒尔特从森特里学院毕业后，和林肯一起从事法律工作。我一直不知道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直到十一岁那年我回到美国。当时我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这个消息吓坏了我和弟弟。我们本来就因为来自中国遭到那些南方朋友的注意，现在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家族与林肯家族的关系，可能我们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了。
大卫·托德·司徒尔特，我的爷爷，他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的创建人，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妇女教育的倡导者。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比维尔。父亲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学院、杰弗逊学院以及肯德基的森特里学院，他毕业后做了四年的老师，然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1868年，身在中国的约翰·倪维斯博士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不已，使他决定到国外去进行传教事业。这一年，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派出了三名传教士到中国。他们先到纽约，穿过巴拿马海峡，到旧金山，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横穿太平洋到达了上海。
在距上海一百多英里的杭州，约翰·林顿留了下来，并在这里度过了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活。
父亲到达杭州的时候是1868年，那时他还是单身。父亲的前任牧师殷斯里一直坚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学好中文。所以父亲效仿他的前任，在一家鸦片馆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雇佣了一个厨子照顾他的生活。因为那个厨子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因此父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五年之后，因为经常外出，忙碌和艰辛累垮了他的身体，他被送回美国接受疗养。这段时间，他不仅很快恢复了健康，而且还找到了日后健康的保证——他结束了单身生活，娶了玛丽·路易萨·赫顿做妻子。她来自莫比尔市，她的父亲古斯塔瓦斯·赫顿是当地的法官，并且是市现行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曾一度担任过莫比尔市的市长。玛丽·赫顿当时被称为“玛丽小姐”。南北战争后，她在贫困的南方成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所学校受到了来自南方各州的注意，很快就享有名气，它的创办人“玛丽小姐”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有人曾夸奖说她是“一位优秀的妇女，拥有特别的才华和社交天赋”。她的歌唱得也很动听，拥有一副令人艳羡的好嗓子，很多人建议她去德国学习音乐。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陪同丈夫来到遥远陌生的中国。她将学校交给了助手玛丽·拜格比管理。玛丽·拜格比将学校的名字改成了拜格比女子学院，经营了二十五年。
母亲决定去国外做传教士是有她的想法的。她曾和一位军队里面的海军军官订过婚，但那个军官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虽然在朋友看来，她的这个想法荒唐、冲动，但母亲坚持了她的决定。经过几次和国外传教团的执行秘书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的通信后，威尔逊建议她可以去参加长老会举办的一个会议，那里有个年轻的传教士刚从国外回来，从他那里她可以得到传教工作的最新资料。她听从了威尔逊的建议。这个举动促成了威尔逊为一个单身传教士所作的婚姻安排。作为大儿子的我，被父母取名为约翰·雷登·司徒尔特，不知是否包含了他们对威尔逊教授的感谢。
对年轻传教士来说，威尔逊充满了魅力。南北战争前，他作为最早的传教士之一，在非洲传播福音。他曾捕获过活的猩猩，并将它带回了美国。之后，因为身体不好，他只好留在了美国。最初，他担任国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南北分裂时期，他成为南方分会的秘书。
在1874年夏天，父亲再次乘船回到了杭州，这次他的身边多了母亲。
杭州历史悠久，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群山环绕的西湖、汹涌壮阔的钱塘江……杭州的景色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马可波罗的书中也提到杭州的雄壮美丽，他还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运河、桥梁和道路。宋朝的时候，北方民族入侵，朝廷逃难，就将杭州作为临时的都城。而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显现出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父亲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城区仍然残留着大量十年前太平天国破坏的痕迹，周围郊区的乡村相对保存得比较完好。美丽的乡间景色给母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街道上，零星的摊位预示着它的商业正在复苏。这里最有名的商品就是茶、丝绸和纸扇。
刚来到杭州的传教团，在城内的城隍山上得到了一块土地，山坡上是一些寺庙和官员的宅院。传教团所在的地方在省财政厅的住宅正上方，上下相对。一次，厅长的儿子得了病，请来的医生和风水先生把病因归结为山上的传教士，说是因为洋人散发出的邪气造成的。当地的官员们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编造了各种理由，并在杭州城的另一端为传教士们找了一块更大的地方，要求传教团搬离城隍山。传教团接受了这一要求。新的地方处在杭州最贫困的区域，太平天国时期遭受了最大程度的破坏。杭州地方的官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供传教士们居住的房屋。传教士住所旁边的街道成为了后来的“基督巷”。
除了在穷困百姓中间传播福音，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致力于当地的教育工作。父亲创办了一所男校，但没过多久就在传教团的要求下关闭了。他们认为父亲的举动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不是传教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但父亲还是通过个人的努力，为几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们都成为了教区最优秀的中国员工。相对来说，母亲的工作则要成功得多，她协助创办了中国第二座女子学校。在她担任校长的多年时间里，学校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在逐步地扩大。母亲的那所学校后来并入了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
父母在杭州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约翰·雷登、大卫·托德、瓦润·赫顿和罗伯特·克尔克兰。我们兄弟四个人是当时教区仅有的外国孩子，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得到了教区所有人的喜爱。后来长大了，我会时常想起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他们慈祥、可敬，那段记忆中充满了他们带给我的欢笑声。
记得去杭州的景区游玩，我们一起采摘草莓，野餐。春天的山上开满了火红的杜鹃花。在山顶上有一座古庙，阴凉潮湿，是探险和追捕游戏的最佳场所。后来，这座古庙也成了教区避暑休息的地方。一年夏天，我们跟着父亲去了山东省的烟台，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度过了整个炎热的夏季。记得有一次，我们坐骡子拉的轿子，到登州去看望父亲的朋友狄考文博士，他是个著名的传教士学者，这次经历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会讲汉语。但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要求在放学后，只能在传教士住宿区的大院子里玩耍。父亲在院子里栽了成片的树。我们身在其中，觉得整个院子显得宽广，庞大，充满了神秘感。但我长大后再次回到这里时，它显得平常、普通，失去了儿时的感觉。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喜爱中国的食物——各式各样的点心、糖果和水果，最期待的就是跟随父亲参加当地举办的婚宴。对于当时没有学习中文的书籍，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但我的弟弟瓦润曾跟随家人回美国休假，回来后，他进了一所中国式的学堂。后来再次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能够很好地使用汉语的一些口语和汉字，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尽管我们的生活被限定在了教区附近，但一些特定的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生活体验，都给我留下了丰富和生动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回到美国之前，母亲负责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工作。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使我和弟弟大卫进入莫比尔公立学校读书后，都能跟上班级的功课。在杭州，除了在家里面学习外，我们还要上主日学校，定期进行家庭祈祷。有时，我会跟着父亲到庙会上传播福音。父亲每次讲道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议论父亲的穿着和举止，并且毫不避讳地提出他们的好奇。这引起了我的不快，并开始怀疑我们向那些人传道的价值，这也导致我回到美国后，对这种传教的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情绪。我知道，在正式从事传道活动之前，我必须克服它。
1887年，在中国传教十三年后，父母带着四个儿子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当时我们几个分别是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
这次回美国的行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们几个孩子第一次见识到外面的世界，那些陌生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和危险。在轮船上，服务员对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吃惊不已——我们总是在别的孩子习以为常的事情上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无知和热情。我们曾听父母讲过美国富裕的生活，所以在旧金山码头，当我们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报童时，内心惊异不已：在这里，怎么会有贫穷的“外国孩子”？而轰鸣的火车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新奇。当时中国只有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这条铁路也因为沿途的农民担心会打扰到祖坟的鬼魂被拆毁了。
到了阿拉巴马州后，父母为了引起公众对中国的关注，将我和弟弟们当作了宣传工具。他们带回了成车的“宝物”：既有中国人日常生活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祭祀用的物品、餐具及其他物品。我们小孩子穿上中国的衣服，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耶稣爱我，这没有错误，圣书告诉我们……”我们和那些物品一起被当作了陈列品，向公众展示。我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
后来，我和最大的弟弟留在了莫比尔，这里的生活更增加了我们的难堪。我们穿着早年上海流行的原始的英国式衣服，谈吐间全是我们接触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大人腔调。这一切都显示着我们与同辈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对他们的言语、习惯、行为，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堂表亲们在为此感到难堪的同时，也表露出了他们对这种关系的兴趣，他们满足于因为与我们的关系而得到的恭维。在这个南方的乡村小镇上（母亲就是在这里作出了要献身做一个传教士的愚蠢决定），我们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和愚弄。甚至母亲的老朋友们也和那些学生一样，总是向我们问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你们更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的会吃老鼠？你们是不是讲中国话？虽然我知道他们可能并无恶意，但我还是极其排斥这种将我们区别看待的问题。有时，他们还会说出令人恼火的话，例如：“看啊，他们多像那些中国的孩子，是吧？”
1888年秋天，我的父母去了中国，我和弟弟大卫被留在了莫比尔的姨父母家。姨父母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姨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和体贴，一点都不比对自己的孩子差。但这个家庭里却有着严格的规矩，这继承于严格的苏格兰长老会。而且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这些传教士的孩子更应该受到严格规范。他们没有去过中国，但却模仿国外的教会，在我们所不熟悉的城市的另一端，为我们修建了一所做家庭礼拜的教堂。每个周日，姨父母带我们穿过整个城市，到那个教堂做礼拜，这使我们不至于忘掉正在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作出牺牲的我们伟大的父母。而周日这一天，任何交通工具都是被禁止的，我们不得不徒步去教堂、去主日学校，晚上还要去参加一个基督徒青年的聚会。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要求诵读圣经和唱圣歌。更令我们感到不快的是，我们被禁止跳舞和去剧院看戏，而我的表兄妹却可以，只因为我们是传教士的孩子。跟我的这位姨母不同的是，我另外两个姨母对我们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她们一个是社会上的名流，一个住在遥远的乡村。
最令我们期待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我们都会被带到莫比尔海湾对岸的另一个姨母家去避暑。姨父曾经是南方军队的海军上尉。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在海湾里游泳、捕鱼、划船。和我们一起玩的还有姨妈家厨师的儿子，他是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黑人。我和表哥经常开他的玩笑，因为他在划船等类似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笨拙而嘲笑他。一天，他跟我们说：“我要把船划回去。”这时，我和表哥跳到了水里，想在四周游一会儿之后再回到船上。没想到，我们无意间的行为却触动了他种族的自尊心，他觉得我们在借此嘲弄他。他开始划着船向岸边驶去。我们朝他叫喊，让他停下来，但这些话在男孩听来却更像是卖力的嘲弄。他继续划着船，直到靠了岸。他把船停在岸边，气愤地回了家。我和表哥被吓坏了。我们拼命地往回游，一英里的距离显得那么遥远。我觉得自己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但海岸仍是那么遥不可及。一些场景开始在我脑中浮现：我和表哥的尸体漂浮在海面上，令人悲伤的葬礼，家族的那片墓地，远在中国的父母收到我的死讯，他们悲痛的泪水……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游上了岸，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向你们描述这个故事了。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位黑人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叫她“乔治亚阿姨”，她是我们的保姆。对于她，我们又爱又怕，只要不听话，就会挨她的打。不过那时，当地有着严格的种族制度划分，我们也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时，我开始试着理解传教士的理想化和我们被放在阿拉巴马州接受严格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岁数，他们在晚年享受到了我们这些晚辈对他们的关爱，而我们年幼时的抱怨也早已消散了。我们和姨妈家的表兄妹一直保持着亲兄妹般的亲情。但在莫比尔的这段生活，还是使我们对传教活动产生了深深的抵触心理。我们的同伴们在正常生活中所得到的欢乐，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进行传教活动。但我们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夏天在海边所进行的健康运动，都为我从对宗教的抵触情绪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1892年9月，十六岁的我进入到潘达珀斯学院读书。这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同时，它还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所在的高地，原来是多马士·杰弗逊的庄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蒙蒂塞洛和落皮丹河，它们的景观一览无余。杰弗逊给自己的庄园起的名字就叫“一览无余”。
在莫比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心学习过。当时，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都认为，学习毫无趣味性可言。我们班上有大概五十个学生，我一直处在第五名或者更靠后一点的位置，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当时的私立男生学校一般是接纳一些富家子弟或是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学生，所以教学质量很差，课程也是枯燥乏味。我很少做家庭作业，又对体育运动缺乏兴趣，我的空闲时间都被我放在了阅读小说上。像沃尔特·司各特、布尔沃·立顿、查尔斯·狄更斯等一流作家的小说，都是我在那段时间读完的。
到潘达珀斯学院读书后，我终于摆脱了中国的特殊印记，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我们班上的其他五十多个同学来自南方的各个地方，而我则来自阿拉巴马州。后来，再有人知道我曾在中国生活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只是纯粹好奇而已。当然，造成我态度上转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夏洛茨维尔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景色，经过选拔的优秀同学，高水平的教师质量，都令我兴奋不已。我们的校长桑普森拥有高贵的个人品质，是个干练、称职的好校长。校长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杰姆斯·伍兹和埃德加·伍兹，他们都在中国传教。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我成年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校长夫妇对我很疼爱，他们也同样疼爱我的两个弟弟——后来也相继进了这所学校。在夏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到潘达珀斯学院之后，我喜欢上了学习，愿意为此努力，并且发现我可以做得很好。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里宜人的气候，但更重要的是，我遇上了两位让我极其敬佩的老师。他们都是刚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毕业的。其中一位老师叫乔治·丹尼（他后来当上了华盛顿与李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在他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另一位是教我们英国文学的杰姆斯·贝尔老师，他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一年，我很轻松地得了年级的最高分，并获得了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潘达珀斯学院虽然在管理上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它有着严格的规矩。可对我来说，在经过了莫比尔五年的生活后，相比起来，这些规矩显得那么稀松平常。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格，摆脱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怪名声的喜悦，同学间美好的友谊，严格规范的宗教标准，这些生活中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稳定的宗教习惯。当时，我对宗教的态度依然消极，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压力。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年。
